在兒童和青少年期，家庭對其子女健康行為的養成具有關鍵性的影響，當然，
身體活動也包含在內 (Davison, Cutting, & Birch, 2003; Sallis et al., 2000; McGuire,
Hannan, Neumark-Sztainer, Cossrow, & Story, 2002; Sallis, Prochaska, Taylor, Hill, &
Geraci, 1999; Trost et al., 2003) 。一項研究也印證了家庭對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 響。瑞典學童 (M＝12.5) 知覺來自家庭、個人或他人的社會影響因素越高，則身
體活動的程度較高。多項研究也證實家長社會支持和楷模對兒童和青少年身體活 動的重要性 (Davison, & Schmalz, 2006; Gustrafson & Rhodes, 2006; Sallis et al.,
2000; Springer, Kelder, & Hoelscher, 2006; Strauss, Rodzilsky, Burack, & Colin, 2001;) 。
不過，家庭並非對所有青少年都有顯著的影響，家長的社會支持，對身體活 動程度較高的青少年影響較大。Klesges and colleagues 對不同年齡學前兒童所作的 研究發現，家長的鼓勵對不同活動強度的兒童有不同的影響，家長的鼓勵對活動
強度極高 (extreme levels) 的兒童成顯著相關 (r=0.48, p<.01) ，但與強度中等 (moderate) 或極低 (minimal) 的兒童則相關性不顯著，表示家長的鼓勵對促進兒童 身體活動是必需的，但並不足以引發其身體活動的動機 (Wu, 1999) 。
不僅是身體活動程度較高的孩子，較容易受到家長社會支持的影響，反之，
家長的身體活動程度較高，也較容易影響青少年。雖然家長身體活動和青少年身 體活動的相關性低，不過，身體活動程度較高的家長，其子女受到家長影響的程 度較大 (Welk, Wood, & Morss, 2003) 。另一項研究或許說明了，身體活動程度較 高的家長，較容易影響青少年的理由。Snyder and Purdy (1982) 表示，身體活動程 度較高的家長，對其子女提供的設備、社會支持較高，在運動領域也發現同樣的 情形。
但是，家庭對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的大。雖然，家長的鼓勵 (encouragement) 、幫助 (facilitation) 都會顯著影響青少年身體活動的程度，但有
研究指出，如戶外活動時間與交通等的環境因素才是影響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重要 關鍵 (Klesges, Eck, Hanson, Haddock, & Klesges, 1990; Sallis et al., 1992) 。究其原 因應為，一個家庭中，不活動習慣的影響，大於活動習慣的承襲 (Pahkala et al., 2007) 。
而壞習慣養成總是快過好習慣的概念，在角色楷模上也有同樣的發現。 Welk
et al. (2003) 認為，角色楷模並非家長影響青少年身體活動的主因，僅能解釋青少 年身體活動的 1% 變異量。而 Snyder and Purdy (1982) 也提出了角色楷模並非影
響身體活動主因的理由，由於角色楷模藉由相處，而增強或削弱行為的學習，若 青少年花在家庭外的時間多於與家人相處，則家人的角色楷模影響也會較少，也 因此同儕對青少年身體活動的角色楷模，大於家長對青少年的影響。家長對青少 年身體活動的影響，不但與相處的時間有關，也與影響的好壞有相關性。角色楷 模需區分正向與負向的影響，較不運動的家長，其子女受到家長的角色楷模影響 較大 (Fogelholm, Nuuttinen, Pasanen, Myohanen, & Saatela, 1999) 。
家長的影響不但與身體活動程度、正負向差異有關，也與子女的性別有相當 的關連，家長普遍對男生有較多的社會支持與角色楷模，但家長社會支持及角色 楷模對女生的影響，卻往往比較大。 Anderssen and Wold (1992) 發現，家長對女
兒的身體活動支持普遍較少，但對女兒提供身體活動支持的影響力，大於對兒子 的影響。另一項研究也有同樣的結論，家長的行動 (activity) 與鼓勵，對女兒的活 動模式 (activity patterns) 影響比對兒子的影響來得大 (Fogelholm et al., 1999) 。然 而，男生比女生知覺較多來自家長的幫助 (facilitaion) ，家長的幫助包括提供身體 活動設備與機會等，一項研究發現，身體活動性別差異的主因，在於體育活動 (sporting activities) 的參與 (Trost et al., 1997) 。
不僅子女性別會造成家長影響的差異，不同的家長性別，同樣也對青少年身 體活動有不同影響，母親的影響高於父親。一項針對 565 名芬蘭 13 歲青少年休 閒時間身體活動的追溯性研究 (prospective) 發現，身體活動程度 (physical active)
越高的母親，其女兒或兒子的身體活動程度也越高，青少年的休閒時間身體活動 習慣與母親休閒時間身體活動習慣有關，而非父親，且母親的角色楷模似乎對兒 女的身體活動具影響力，身體活動程度較高的青少年或青少女，其母親身體活動 程度，常常會高於身體活動程度較低者的母親 (Pahkala et al., 2007) 。
除了母親比父親對子女的身體活動較具影響外，也發現同性間的影響較大，
亦即母親對女兒的影響較兒子大，父親對兒子的影響較女兒大。一項對 16 歲芬
蘭雙胞胎及其家長的研究顯示，母親角色楷模對兒女的影響大於父親，且更進一 步說明母親對兒子與女兒的影響，認為母親對女兒的影響高於兒子 (Aarnio et al., 1997) 。若將社會支持分為外顯楷模 (explicit modeling) 和邏輯支持 (logistic support) 兩種，則父親的外顯楷模對兒子的影響高於女兒，且父親的外顯楷模可以 解釋青少年身體活動的 13.5% 變異量，另一方面，女兒顯著地得到較多來自父母 的邏輯支持，而社會地位 (social class) 、父親的邏輯支持和母親的外顯楷模共可 解釋青少年一週身體活動的 14% 變異量 (Raudsepp, 2006) 。
在家長社經背景對青少年身體活動影響方面，家長的楷模與社會支持是預測
青少年身體活動的一項顯著指標，而家長的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和教育水準，顯著影響家長的社會支持。家庭的社經地位 (SES) 以及來自重要他 人的社會支持，是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 (Anderssen & Wold, 1992; Bois, Sarazzin, Brustad, Trouilloud, & Cury, 2005; Santos, Esculcas, & Mota, 2004) 。較高收 入以及教育水準較高的家長，其對休閒時間身體活動的價值有較正面的態度 (Bois et al., 2005) ，而且也有較高的身體活動水準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Kristjansdottir & Vilhjalmsson, 2001; MaVeigh, Norris, &Wet, 2004) 。
不過，亦有研究將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分別討論，顯示家長的職業與收入都 可能影響青少年的身體活動。社會地位以職業作為區分標準，而經濟地位則以家 庭月收入作劃分，發現家庭的社會地位，顯著影響青少年的身體活動 (r=0.35, p<.01) ，但家庭經濟地位並未與青少年身體活動有關 (Raudsepp, 2006) 。另一項 工作認為，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工作類型 (work activities) ，是一項預測青少年身體 活動的重要指標，越高的教育水準和從事報酬越高的工作，對青少年身體活動的 預測力越高 (La Torre, Masala, De Vito, Langiano, Capelli, & Ricciardi, 2006) 。
除了家長的社經背景之外，居住的地區也會造成青少年的身體活動差異。一 項 1409 位瑞典學童 (schoolchildren) 的報告顯示，居住在社經水準較高的區域 (socio-economically wealthy area) ，對身體活動很重要，但居住在鄉村地區 (rural area) 的學童，其身體活動程度高於城市學童 (Villard, Ryden, & Stahle, 2007) 。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以 Pender 修正後的健康促進模式 (HPM) ，探討家長知覺身體活 動影響因素 (P-PIPA) 對青少年休閒性身體活動 (A-RPA) 的影響。為達成研究目
的，乃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設計研究架構，並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台中縣立新 社高級中學國二學生及其家長一名進行普查。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架構、研究 流程、研究工具、資料收集過程、以及資料處理分析方法進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