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實證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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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文獻回顧
Goh & Kim(2006) 採 用 Edwards(1989, 1994) 及 Montiel(1999) 提 出 的 ERER(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模型，選取了 1978 年至 2002 年中國之以 CPI 為基準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政府支出、貿易條件、資本控制、貿易開放度、
技術進步、毛固定資本構成佔 GDP 的比例及實質國內信用之變數，經過 ADF 單 根檢定、Engle-Granger 兩步法、Johansen 最大概似共整合檢定誤差修正模型 (Error-Correction Model, ERM)，實證結果顯示，只有政府支出、技術進步及貿易 開放度能影響人民幣匯率，其中政府支出及技術進步與人民幣匯率為正相關，貿 易開放度與人民幣匯率為負相關；而毛固定資本構成佔 GDP 的比例及實質國內 信用在短期則能影響人民幣匯率。該文實證也顯示，並沒有證據顯示人民幣匯率 在樣本期內有顯著的低估情況。
Narayan & Smyth(2006)採用多元變量模型(multivariate model)，選取了中國 1980 年至 2002 年中國實質有效匯率、外匯準備及中美利率差距等變數之月資 料。經過 ADF test、Zivot and Andrews test 和 Lumsdaine and Papell test 等單根檢 定及界限方法的共整合檢定後，實證結果顯示，在長期實質匯率對外匯儲備有統 計上顯著的正效果，而中美利率差距對外匯儲備上有統計上不顯著的正效果。因 此增加可貿易商品價格相對非貿易商品價格，會導致人民幣匯率貶值，出口增 加，接著外匯儲備增加。同時實證結果也顯示，在短期，中國實質有效匯率、外 匯準備及中美利率差距三個變數之間都有非單調效果，這顯示這三個變數在市場 改革期間會互相影響。
吳麗華及王鋒(2006)採用 BEER(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模 型，選取了 1984 年至 2004 年中國之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勞動生產率、貿易條件、
開放度、資本流動管制及貨幣供給量之資料。經過 ADF 單根檢定、Johansen 最 大概似共整合檢定及 H-P(Hodrick-Prescott)後，結果實證顯示，從 1984 年至 2004 年期間，人民幣經歷了三次幣值低估和兩次高估。同時實證也顯示勞動生產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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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及資本管制放鬆使得實際匯率上升，而開放度提高及貨幣供給量擴張使得實際 匯率下降，至於貿易條件則與實際匯率成反向關係。
孫茂輝(2006)採用 NATREX(Natural Real Exchange Rate) 模型，選取了 1978 年至 2004 年中國之實際有效匯率、消費、投資、貿易收支、資本邊際產量、外 債率、就業人口及經濟人口、貿易夥伴國及中國的雙邊進出口貿易額的權重、中 國及外國國民收入以及中國及美國的銀行平均貸款利率之資料。經過充份訊息最 大概似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及 人民幣匯率失調程度測算後，結果實證顯示，雖然近年來人民幣實際匯率有一定 程度的低估，但在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幣升值 2.1%後，使得人民幣實際匯率 的失調程度有收斂趨勢。同時實證顯示，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經常項目和資 本項目持續雙順差及中美利差。中國在引進大量長期資本時，卻輸出了更為大量 的短期資本。
Wang, Hui & Soofi(2007)採用 BEER 模型，選取 1980 年至 2004 年大陸之 貿易條件、個人平均產出、外滙儲備及貨幣供給等變數檢驗人民幣匯率。經過 ADF 單根檢定、Johansen 最大概似共整合檢定、向量誤差修正(vector
error-correction,VEC)模型及 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後、研究結果指出過去 25 年來的中國人民幣有滙率失調，有效匯率已經在長期均衡匯率的+3%及-5%之 間移動。同時貨幣供給係數顯示貨幣供給與滙率移動是呈負相關、中國外滙儲備 及生產力與實質滙率的關係是呈正相關。
Zhang(2007) 採用 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模型，
選取了 1996 年 1 月至 2003 年 9 月之中美之間的名目匯率、物價指數、工業生產 率、貿易條件及外匯儲備等變數之資料，經過最小平方法(OLS)迴歸、
Durbin–Watson test、Ljung-Box Q-test 及 LM test 共整合檢定後，實證結果顯示，
由於中美通貨膨脹差異、相對 GDP 成長率、貿易條件以及政府干預的影響，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會偏離其長期的軌跡。同時實證也顯示，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 下，人民幣兌美元的長期匯率從 1996 年至 2003 年會升值大約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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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dert & Couharde(2007)首先採用經過Balassa效應修正後的PPP規則的方 法來預估各國匯率的失調程度20，該文選取了2000年至2004年132個人口超過1百 萬的先進國家、新興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相對物價水準及相對個人平均GDP。在 經過匯率預測失調程度計算後，實證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在2000年至2004年顯著 低估了44%至63%。接著該文選取了23個新興國家1980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二季 之本國對美國的雙邊實質匯率及相對物價指數、1999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二季之 中國對美國的雙邊實質匯率及相對物價指數，經過IPS-t-test(Im, Pesaran, & Shin test)緃橫單根檢定、Pedroni緃橫共整合檢定(panel cointegration test)及
Fully-Modified Ordinary Least Squares (FM-OLS)後，結果實證顯示，人民幣匯率 在2005年第二季被低估16%至29%，解釋變數相對物價指數顯著。同時實證也顯 示，Balassa效應在中國不存在，那是由於中國實行外匯管制，資本無法在國際間 自由流動；而且內部的勞力流動受到限制，因此省際之間和生產部門之間的工資 無法平等。最後該文也採取了FEER(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模 型，選取了18個新興國家1981年至2000年之經常帳戶佔GDP比例、財政盈餘佔 GDP比例、信賴比例、本國個人平均所得佔美國個人平均所得比例、淨國外直接 投資、淨國外資產、開放度、產出差距及債券佔GDP比例等資料對人民幣實質有 效匯率之間關係作實證研究。該模型首先利用NIGEM(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Global Econometric Model)模型估算對外貿易的長期 模型；接著利用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計算產出缺口作為內部均衡(Internal Equilibrium)；再接著分別利用兩種方法定義外部平衡(External Equilibrium)：第 一、利用以債券佔GDP比例的結構資本流動計算可持續性經常帳項目目標的數值 作為外部平衡；第二、利用儲蓄投資平衡模型並進行縱橫資料迴歸和計算均衡經 常帳項目的數值作為外部平衡；最後估算匯率失調程度。實證結果顯示，人民幣 實質有效匯率在2002年及2003年嚴重被低估。如果是根據以債券佔GDP比例的結 構資本流動法計算，分別為33%及30%，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低估則分別為
20Balassa 效應，也稱為 Balassa-Samuelson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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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及54%；如果是根據儲蓄投資平衡模型計算，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在2002年 及2003年分別被低估為27%及23%，而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低估則分別為 49%及44%。
張明輝(2007)首先對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人民幣與日幣、人民幣與台 幣 兩 兩 採 取 ADF 單 根 檢 定 、 Johansen-Juselius 共 整 合 檢 定 、 誤 差 修 正 (error-correction,EC)模型與 Granger 因果檢定，實證結果顯示，人民幣與日幣、
人民幣與台幣兩兩是有共同趨勢，但不顯著，而且相互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係。
接著採取對中國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12 月人民幣匯率與股價指數、外匯儲備 等變數之月資料進行複迴歸分析。經迴歸實證後，股價指數對人民幣匯率較不具 解釋能力，呈負相關；而外匯儲備對匯率也呈負相關，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增 加。
官明儀(2007)以 Elbadawi(1994)提出的均衡實質匯率估計模型，選取大陸之 貿易條件、貿易開放度、淨資本流入占 GDP 之比例、政府支出占 GDP 之比例及 政府經常性支出占政府總支出之比例六個變量來估計 1982 年至 2005 年人民幣均 衡實質匯率水準。經過 ADF 單根檢定、Johansen 最大概似共整合檢定、誤差修 正式及 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後，結果實證顯示 1982 年至 2005 年人民幣 均衡匯率大致上是呈現持續貶值趨勢，貿易開放度持續改善是造成均衡實質匯率 貶值的最主要原因。1995 年人民幣實質匯率接近均衡匯率水準，而 1995 年前人 民幣實質匯率是被低估的，1995 年後人民幣實質匯率則被高估。
郭欣宜(2007)採用 BEER 模型，選取大陸 1980 年至 2005 年貿易部門對非貿 易部門的相對生產力、貿易開放度及熱錢數量來估計以 CPI 為基準的實質有效匯 率(CPI-based REER)。經過 ADF 及 PP 單根檢定、Johansen 和 Juselius 共整合法、
向量誤差修正(vector error-correction,VEC)模型，結果實證顯示，其中貿易部門對 非貿易部門的相對生產力與實質匯率呈正相關、貿易開放度及匯率呈負相關、而 熱錢數量及匯率在長期有正的關係。
邱芳鉁(2007)採用 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模型，選取了中國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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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至 2006 年第二季之實質有效匯率、實質 GDP、通貨膨脹率、實質政府 支出及資本帳項目比例等變數，並以 2000 年為基期。經過 ADF 及 PP 單根檢定、
Ljung-Box 及 LM 共整合檢定、Granger 因果檢定、刺激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及變異數分解，結果實證顯示，實質有效匯率與實質 GDP 在長期很顯 著是負的，人民幣匯率在長期實質升值會導致中國產出減少，並且匯率在產出的 衝擊不是透過通貨膨脹率，因此實證並不支持緊縮貶值假設。同時實證也顯示，
美國利率和政府支出衝擊是長期產出變動的決定因素時，實質匯率在短期對產出 變動是有很強的解釋力的。另外，當實質政府支出對產出和實質匯率有顯著的效 果時，貨幣供給對產出和實質匯率卻有弱效果。
Yu(2007)選取 1980 年至 2002 年中國之平價後的實質生產者物價指數、實質 有效匯率指數、實質 GDP 及基礎設施指數之資料。經過 ADF 檢定及 GLS 對數 轉換迴歸，結果實證顯示當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升值 10%時，之後的每一年國內 生產者價格平均會降低 1.01%，在長期國內生產者價格會降低 2.21%。文章亦透 過 Chow 檢定的實證結果顯示，1993 年及以前的人民幣實質匯率對國內的生產 者價格之估計係數在 5%臨界值為顯著且為+0.034，這表示實質匯率變動不會影 響國內生產者價格，這是因為實際上當時的市場機制並未建立，國內廠商不會被 允許且無動機透過市場機制來調整價格以反應匯率變動。而 1994 年及以後的人 民幣實質匯率對國內的生產者價格之估計係數在 1%臨界值為顯著且為-0.345，
也就是說人民幣實質匯率升值 10%，國內生產者價格將下跌 3.45%。
也就是說人民幣實質匯率升值 10%，國內生產者價格將下跌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