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論的邏輯不僅是區分兩種差異的性質、元素，還進一步將這種差異賦予 等級化的價值，即一方優於另外一方，而為了維持這種等級化的結構，使得二元 論邏輯必須極力區分兩方為絕對的差異、互斥、對立，以一方為較優的主體，另 一方則完全以與主體互斥、差異的性質來定義，這使得二元之間不能有任何重疊 的定義，而以這種方式解析世界，造成「非此即彼」的極端二元畫分，在這種世 界觀的結構中只有兩種選擇，不是處於優這一方，就是處於劣這一方，不會有第 三種選項，也非三角形的結構。二元論邏輯猶如一個以外力固定，使得一端永遠 高於另一端的天平，然而這種固定是極不自然的，必須以外力、暴力來維持。因 此，「德希達認為傳統上以前者優於後者，前者壓制後者的等級論沒有根據，這 種等級觀其實是以暴力來維持，他要把這種等級觀摧毀，讓後者從被壓制的狀態 解放出來」(黃漢青 39)。
二元對立有許多組項，這些在西方文化、哲學中都是很常見的概念，例如神
／人、主體／客體、理性／非理性、人／自然、言說／文字等等，德希達透過對
「言說／文字」這個對立組項的分析，指出二元論邏輯的矛盾。他對於「言說／
文字」二元對立的批判，取徑於希臘哲學與語言學等領域，以下將分別論之。
一、從希臘哲學取徑
「言說／文字」這組對立源自希臘哲學傳統，赫拉克利特說：
「這道[邏各斯]雖然萬古長存，可是人們在聽到它之前，以及剛剛聽到它 的時候，卻對它理解不了。（D1）……他們即便聽到了它，也不理解它，
就像聾子似的。常言道，『在場如不在』，正是他們的寫照。（D34）」(22)。
由此可見，對於邏各斯概念的傳達，赫拉克利特強調是用能夠聽見的「言說」， 而非書寫下來供以視覺看見的「文字」。而柏拉圖則更進一步指出「言說」優於
「文字」，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蘇格拉底對斐德若說了一個故事：埃 及古神圖提（Theuth）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天文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發 明了文字。圖提將自己的發明獻給當時統治埃及的國王塔穆斯（Thamus），向他 建議要推廣到全埃及，國王便問他每一種發明的用處，對於每一種發明國王都有 褒有貶，但是輪到文字時，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教育，
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pharmakon]」(Plato 231)。國王 卻回答說：
「多才多藝的圖提，能發明一種技術是一個人，能權衡應用那種技術利弊 的是另一個人。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 用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 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 力回憶。所以你所發明的這劑藥[pharmakon]，只能醫再認，不能醫記憶。
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 界的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像 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 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231)。
比起這種文字書寫成的文章，蘇格拉底認為另一種文章在本質和效力上都強得 多，那就是「口說的文章」（言說）。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說道：「我說 的是寫在學習者心靈中的那種有理解的文章，它是有力量保衛自己的，而且知道 哪時宜於說話，哪時宜於緘默」(233)。而對於文字書寫，蘇格拉底則指出它的 壞處：
「文字寫作有一個壞處在這裡……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覺在說話，但 是等你想向它們請教，請它們把某句所說的話解釋明白一點，它們卻只能 複述原來的那一套話。還有一層，一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就一手傳一手，
傳到能懂的人們，也傳到不能懂的人們，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話應該向誰 說，和不應該向誰說。如果它遭到誤解和虐待，總得要它的作者來援助；
它自己一個無力辯護自己，也無力保衛自己」(232)。
藉由寫下這段對話錄，柏拉圖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認為文字書寫的最大功用不過 是備忘(朱光潛 162)，並且透過不書寫的蘇格拉底，來貶抑自己的書寫地位(黃漢 青 40)。德希達在〈柏拉圖的藥房〉（"Plato’s Pharmacy"）一文中，重新詮釋這 個埃及故事，指出「pharmakon」這個字既是解藥，又是毒藥，同時帶有兩種相 斥的意思，既然一個字能夠含有相對立的意義，就證明了二元論邏輯的矛盾，因 為在二元論的邏輯當中，優越與低劣的兩方性質是不可能重疊的，德希達以
「pharmakon」這個字為例，點出了二元論邏輯的漏洞。
二、從語言學取徑
除了重讀希臘哲學來批判二元論邏輯之外，德希達也透過對語言學的研究，
提出修正二元論邏輯的方法。德希達剖析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 通語言學教程》中關於「文字表現語言」的論述，並由此將探討的範圍擴大到索 緒爾的整個理論和語言學研究，最後上升到哲學和思維的高度，「指出索緒爾語 言學理論中隱含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鮑貴 29)。索緒爾是否是一個邏各斯中心 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必須更加全面地探討索緒爾的著作與思想才能予以評 論，對於此點，鮑貴已提出他的見解，他認為：「德里達10在《論文字學》(1999) 中沒有嚴格使用索緒爾的術語，而是出於自身的意圖混用『語言』[langue；抽象 的系統語言]和『言語』[能指、語音、聲音；與概念、所指相對]。殊不知，這是 索緒爾嚴格區分的一對概念」(鮑貴 32)，因此「雖然就字謎和個體符號研究而 言，索緒爾表現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傾向，但是就其核心思想體系——語言系 統理論——而言，索緒爾不愧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顛覆者」(鮑貴 29)。索緒爾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說：「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 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47)，主要是要提醒語言學的研究者勿將對語言（語 音）的研究與對文字（字母）的研究混為一談，「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
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47)，故索緒爾對語音的著重是針對
「語言學」這個專業的領域劃歸而言，但德希達將索緒爾的著重拉到哲學層次來 談，認為他著重了「語言」，就是將文字視為語言的從屬地位。根據鮑貴，在索 緒爾理論中，語言與文字是屬於同一個層面的兩種系統，在語言這個系統內，可 以分為能指（音位、聲音）與所指（概念）兩個部份，故語言學的研究中，索緒 爾著重音位的部份；同樣地，在文字這個系統中，也可以分為能指（文字的音響 形象）與所指（文字的概念）兩個部份；因此，鮑貴認為：「索緒爾本義並不是 像德里達所認為的那樣強調言說與文字的絕對對立」(32)，他的著重只是就系統 化語言研究提出的一套方法論。然而德希達強調、攫取索緒爾有所著重的觀念，
將之與在場形上學與邏各斯中心主義中的二元對立邏輯相連結，批評其隱含的邏 各斯中心主義思想，「德里達相信，索緒爾說文字是派生的，是因為它具有指代 性，是第一能指的能指，是自我呈現的言語的再現」(33)，德希達如此詮釋索緒 爾，並進一步藉由辯稱索緒爾「一方面想證明文字對言語的破壞，強調言語的自 然獨立性，另一方面又強調語言獨立於文字」(33)，來顯現索緒爾的自我矛盾處，
以此攻擊二元對立邏輯的矛盾處。在對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閱讀與引 用上，德希達一方面將索緒爾定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者，從此發現二元論邏輯的 矛盾，一方面也發展索緒爾語言學提出的幾個觀念，以此為顛覆在場形上學的根 據。據鮑貴指出，索緒爾的理論本身的確有前後期差異，雖帶有能被德希達發現 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色彩，但他對符號系統理論的創新，也帶給德希達顛覆邏各斯 中心主義以及在場形上學的色彩。索緒爾說：「在語言裡，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 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Saussure, 《普通語言學教程》 158)，又說「每 個單位都將包括聲響的切分，此聲響與概念有密切的聯繫，沒有概念的話，我們 就不能劃定聲響切分的界限」(Saussure, 《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 91)，
這種說法著重了概念必須在場，所謂「能指之所以是能指是因為有所指在場」(鮑 貴 36)，正好符合了德希達所欲批判的「在場形上學」特點，將一個不在場的「所 指」視為在場，這點就是德希達所以批評索緒爾的地方。另一方面，索緒爾以硬
幣為喻說明所指與能指的關係，則啟發了德希達找到批判在場形上學的著力點：
索緒爾認為所指是硬幣的正面（有面值數字的一面），能指是硬幣的反面（圖案 標誌），只有反面的硬幣並不能確定硬幣的面值，這塊硬幣便如同假幣，沒有實 際的流通價值，就如同離開所指的能指只是一串聲音，並不具有任何意義(鮑貴 36)。索緒爾說：
「我們要借助於在它[詞]之外的東西才能真正確定它的內容。……我們說 價值與概念相當，言外之意是指後者純粹是表示差別的，它們不是積極地 由它們的內容，而是消極地由它們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關係確定的。它們 的最確切的特徵是：它們不是別的東西」(Saussure, 《普通語言學教程》
161-3)。
由此，索緒爾提出了「差異原則」，並說：「預先確定的觀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 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57)。由此可知，正因為「在場的事物有賴於 其他不在場事物的比較之下，才能區別出來」(黃漢青 40)，而且沒有所謂「預先 設定的觀念」，也就沒有所謂「先驗的在場」、「先驗的所指」，正好反駁了西
由此，索緒爾提出了「差異原則」，並說：「預先確定的觀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 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57)。由此可知，正因為「在場的事物有賴於 其他不在場事物的比較之下，才能區別出來」(黃漢青 40)，而且沒有所謂「預先 設定的觀念」，也就沒有所謂「先驗的在場」、「先驗的所指」，正好反駁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