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 重構女性主體：安潔拉‧卡特童話改寫研究

〈與狼為伴〉與〈穿靴貓〉都展現了卡特童話中多樣的兩性關係：〈與狼為伴〉藉由「入話」的鄉野傳說揭露了現實女性處境，有可能遇到丈夫失蹤、再婚、

甚至受丈夫毒打的家暴場景；而〈穿靴貓〉也描述了女性偷情、再婚的情形，這些都不同於傳統童話中單一幸福結局的兩性關係。另外，這兩則童話也都藉由將女性角色塑造為一個女性慾望主體，來賦予女性角色主體性和能動性。卡特這兩點改寫的特色使其文本有了跟傳統童話不同的意義，一方面，揭露現實女性處境和讓女性慾望主體浮現，另一方面，卡特童話中展現的多樣兩性關係，也顯現了卡特對於二元關係的觀點，對立的二元元素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有一種固定的樣態，當女性被賦予主體性、對性的意識將能幫助她們鬆動僵化的二元結構。在下一章將會繼續探討二元權力的流動與二元位階的辯證，以及互為主體的二元概念，與卡特的女性主義策略。

第肆章二元辯證

上一章討論了卡特揭露了傳統童話所掩蔽、但於現實社會時常可見的各種兩性關係，呈現多樣的二元關係，本章將繼續觀察卡特童話中二元間的權力如何流動、卡特的女性主義意識如何被彰顯，以及卡特對二元位階的翻轉與辯證。第一節分析白雪公主的改寫童話〈雪孩〉，看正邪女性角色的翻轉如何彰顯卡特的女性主義意識，第二節分析〈老虎新娘〉與〈師先生的戀曲〉中二元權力的流動，

與二元位階的辯證，第三節小結卡特讓對立二元互為主體的設計，如何演繹二元權力關係的各種可能。

第一節二元權力的翻轉與顛覆

〈雪孩〉是改寫自白雪公主的童話。「白雪公主」最早的文字紀錄版本出現於義大利，約1634-6年出版的巴西勒的《潘塔羅門故事集》，稍後的兩個文字版本收錄於1782年德國的穆塞烏斯（J . K . Musäus）所出版的《德國民間故事》

（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和格林兄弟1812-15年出版的《兒童與家庭故事》

（Kinder- und Hausmdrchen）。在這些版本中，「雖然細節或母題可能有很大的 不同，但有些模式例如嫉妒和被驅逐出境則是固定不變的」(Barzilai 516)。早期的一些民間故事分類系統，例如阿爾內－湯普森分類系統（Aarne-Thompson system）就是依照細節及母題來分類，認為〈白雪公主〉這類的故事中應包涵「紅如血、白如雪、玻璃棺材、紅舞鞋、梳子、小矮人」等等母題，認為這些是組成故事的重要成份，然而這種分類法忽略了故事的重要核心意義，以「白雪公主」

這個故事來說，這種分類法顯然是行不通的，因為有許多「白雪公主」的版本並未包涵阿爾內和湯普森所述的要素，因此史旺．瓊斯（Swann Jones）修正了阿爾內－湯普森系統對〈白雪公主〉的分類，認為「白雪公主」類型故事應包涵了以下幾個固定的元素：「誕生、嫉妒、驅逐出境、收養、再次的嫉妒、死亡、屍體展示、復活、解決」(22)。梭曼．坎南（Soman Chainani）則進一步說：「白雪

公主各版本故事的一致性並非來自一組共同的圖像或母題，而是來自於一個固定的核心主題……〈白雪公主〉能在眾多文化中流傳久遠的力量在於它是則有關女性嫉妒的原型故事」(215)。珊卓‧吉爾伯特與蘇珊‧古巴（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認為這個故事應該以「白雪公主與邪惡的後母」為標題，因為「這個故事的主要行動－－事實上也是唯一的真正行動－－是從這兩個女人間的關係所引起的」(36)。羅納德．莫菲（G. Ronald Murphy）提到，在格林所蒐集的德國版本中，有個版本敘述皇后和國王乘著雪橇旅行，皇后削一顆蘋果皮時意外割破了手指，滴了三滴血在雪地上；在另外一個版本中，則是伯爵和伯爵夫人，伯爵夫人許願希望能夠生下一個女孩：「像雪堆一樣白，像他們的雪橇經過的三池血一樣紅，像天空飛過的三隻烏鴉一樣黑」(113)。在這些版本中，許願而希望生下女兒的，都是女性，因此，有些對於傳統版本白雪公主的研究乃聚焦於母親與女兒的關係，像修利．巴爾奇萊（Shuli Barzilai）就認為格林版本的白雪公主體現了母親與女兒間的衝突，他說：「〈白雪公主〉是關於兩個女人的故事，母親和女兒：一個無法成長的母親和一個必須成長的女兒」(534)，他認為這個故事表現了兩種觀點，在母親這一方，她最殷切的願望（擁有一個完美的女兒）最終卻導致了失落與毀滅，而在女兒這一方，原本滋養自己的行為（梳妝和飲食）卻帶來了生命威脅，最後兩方的衝突解除了，女兒實現了夢想，母親則懊悔而死(534)。

然而，關於這兩位女性衝突的原因是什麼，許多研究者卻有不同的解釋。格林兄弟在蒐集、紀錄了許多版本的「白雪公主」故事之後，在1808年寫下自己版本的白雪公主，在這份最初的手稿中，許願生下白雪公主的，是她的親生母親，

但之後嫉妒她的美貌而想遺棄、殺害她的，也是這位親生母親。直到1819年出版的第二版《兒童與家庭童話》，格林才將嫉妒白雪的對象改成繼母。坎南認為，

在研究後現代童話改寫與傳統童話的比較時，不能只注重女主角的自我創造與成長的過程，而是要聚焦在那些邪惡的女性角色以及她們的動機如何被改寫 (213)。坎南說：「如果我們能開始考慮作者如何解釋在原作中反派女性角色的失敗，我們就能指出女主角在這個脈絡下如何自我理解以及是什麼讓她達到成功」

(213)。而在白雪公主的故事裡，我們要問的就是母親與女兒的衝突從何而來？

母親或繼母為何被賦予七宗罪之一的罪愆──嫉妒？母親為何對女兒下毒手？

珊卓‧吉爾伯特與蘇珊‧古巴認為白雪公主代表了皇后一開始就放棄的「天真的、

被動的、無慾無求因此不需要照鏡子的」理想特質，而皇后卻始終受這種男性心目中的理想形象（鏡像）的折磨，因此皇后對白雪公主的憎恨是先於故事而存在的。但是珊卓‧吉爾伯特與蘇珊‧古巴這種解釋超出文本之外，並非每一個白雪公主的版本都有鏡子（或寵物）告訴皇后世界上最美的女人是誰，因此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種憎恨從何而來(217)。「天真、被動、無私、服從」的女性形象是在被父權敘述的傳統童話所喜愛的，皇后之所以必須被消滅是因為她的主動性違反父權的期待，格林兄弟雖然從第二版開始將迫害者由親生母親改為繼母，試圖修改骨肉相殘的血腥情節、張揚基督教的宗教思想與教化意義，卻仍讓父權這個幕後黑手隱身在後，由此卻造成了「母親嫉妒女兒」、「繼母嫉妒繼女」互相爭奪男性之愛的不合理狀況。

在這個背景下，要改寫「白雪公主」以張揚具有現代意義的女性主義意識，

卡特就必須在童話這個形式的框架下重構內容，但同時又保持了「女性衝突」這個故事核心。而卡特的策略就是重新解釋女性反派角色的動機，〈雪孩〉的故事框架取材自白雪公主的其中一則德國民間版本，這則版本從未被格林列入出版，

在這則版本中，伯爵和伯爵夫人乘著雪橇經過三堆雪、三池血、三隻烏鴉，而因此許願要有一個女兒的是伯爵，伯爵許完願後女孩就立刻出現在眼前，伯爵讓她上了雪橇，但當然從一開始，伯爵夫人就不喜歡、也不希望有這個女孩，後來的故事發展是伯爵夫人藉故讓女孩去摘取玫瑰，並趁機命令司機將雪橇駕走，遺棄了女孩，女孩在森林裡迷路走到了矮人們的房子。在卡特的〈雪孩〉中，除了如同上述版本，描述身為男性的伯爵說：「我真希望有個女兒，白得像雪」、「我真希望有個女兒，紅得像血」、「我真希望有個女兒，黑得像那鳥的羽毛」(183)以外，更添加了讓性意義更為明顯的描述：伯爵「話才說完，女孩就站在路旁，白膚，紅唇，黑髮，赤身裸體」(183)。「白膚，紅唇，黑髮」的雪孩是伯爵慾望的

完美女性形象，而赤身裸體則象徵她的無辜、天真以及身為男性慾望客體的意含，卡特改寫了伯爵夫人（皇后）憎恨白雪公主的原因，在卡特的版本中，伯爵夫人不是一個母親，白雪也不是她的女兒，她們之間的關係純粹是元配和外遇對象的關係，伯爵夫人還原為女人這個單純的身份，而女人嫉妒丈夫的另一個女人

（性慾對象）是自然的。傳統童話將男性（國王、王子）置於安全的位置，自外於兩位女性的衝突，扮演著坐收漁利的角色，卡特的改寫則為這則童話添加了合理的社會脈絡，揭露父權試圖掩飾的真相。而也因為重新解釋了反派角色（迫害者）的動機，歸諸於自然的人性，讓原本傳統童話中白雪與伯爵夫人（皇后）之間的正、邪對立被破解了。

卡特的改寫將邪惡歸諸於男性角色伯爵，兩個女性角色則還原為無辜的受害者──白雪是被男性慾望的受侵害者，伯爵夫人則是為這慾望所受苦的人（被迫喪失身上的狐皮大衣與靴子）。此舉翻轉了傳統童話中的正邪設定，傳統童話中，

女性要不是受害者（公主），就是加害者（巫婆／後母），男性（父親／丈夫）則永遠處於既得利益的一方，但在卡特改寫中，兩個女性皆為受害者，揭露了現實中父權架構底下女性處於弱勢的現象。巴爾奇萊分析格林版本的白雪公主，說

「〈白雪公主〉是女兒的故事。她的視角從頭至尾主宰了故事的敘述」(523)。正如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指出的：「當讀者認同了白雪公主，他就會透過她的眼睛，而非從皇后的眼睛，來看所有的事件」(203)。因此，在格林的敘述

在文檔中重構女性主體：安潔拉‧卡特童話改寫研究 (頁 6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