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女性主體：安潔拉‧卡特童話改寫 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玫瑛 博士

重構女性主體：安潔拉‧卡特童話改寫 研究

研究生：左馥瑜 撰

中華民國一○○年一月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重構女性主體：安潔拉‧卡特童話改寫 研究

研究生：左馥瑜 撰 指導教授：吳玫瑛 博士

中華民國一○○年一月

謝辭

做研究對我來說，並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在從小到大的求學生涯中，從未像 碩士這個階段感受到這麼大的壓力與挫折，如今，在這個暫告段落的時刻，記下 最真誠的感謝，也希望自己永遠記得這分心情，即使曾經那麼痛苦，畢竟是沒有 放棄，現在我能夠說，我得到的，除了學位，遠遠還有更多。

首先要謝謝爸爸、媽媽，讓我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不論我想做什麼你們 總是支持我。還有維維，即使長大了還是喜歡跟你聊長長的天，想到過年你在海 外就覺得有點寂寞。

謝謝兒文所的老師們：楊茂秀老師、林文寶老師、郭建華老師、游珮芸老師、

杜明城老師、吳玫瑛老師，雖然當我畢業的時候，楊老師與阿寶老師已退休、郭 老師將前往美國、吳老師也離開兒文所另啟事業的高峰，但你們永遠是我心目中 的最強陣容。楊老師處處機峰的哲學故事總是啟發我不一樣的思考。阿寶老師豐 富的人生歷練展開了我的眼界。游老師的翻譯文采嘉惠了我們的閱讀養分。杜老 師通俗文學的推薦書單使我研究所的閱讀量大增。郭老師是我們班的導師，在您 帶領的研究法課程下，我完成提出論文計畫的第一步。謝謝吳老師願意擔任我的 論文指導老師，在學術研究上您是我的偶像，啟發了我對學術的興趣，也一路陪 伴著我寫論文的過程，謝謝老師對於我不完美的表現不苛求我，還一直叫我不要 放棄、始終鼓勵著我。還要謝謝擔任口委的陳淑芬老師和黃雅淳老師，謝謝老師 們細心地審查了我的論文，在給予建議之餘還能溫柔地鼓勵我。謝謝台大中文系 的李惠綿老師、康韻梅老師，當初，是您的推薦信讓我進入兒文所就讀，想起您 在推薦信裡對我的溢美之詞，便希望我沒有愧對您的推薦。

在台東的日子，謝謝兒文所的同學，愚蠢國的小昭、小Ｑ、猴子、小靜、古 太、珮茹、小萱、偉伶、豆豆、文敏、素素，每一次的生日會、聚餐都是最好的 回憶。謝謝玉羚，在我剛展開研究所和台東生活時像個姊姊一樣地照顧我。謝謝 尹萱，許多需要幫助的時刻還好有最講義氣的你拉我一把。謝謝育汝，跟你一起

做刊物編輯的日子，從你身上學到了很棒的處事態度。謝謝台大中文系 B92 的 同學，敬雯、宗聖、華麗、柔君、玳瑩、冬雪、小悠、春妙、嘉立、小玉、硯芬，

即使畢業了，還是時時感受你們的溫暖關懷，幾次的出遊、同學會更是幫我充飽 了電。謝謝翰昌和逸凡，最低潮的時候，還好有你們聽我講話。謝謝 YC，感謝 你的美好和堅強，來自強者的鼓勵總是讓我重新打起精神。謝謝怡君，能夠在理 論營認識你，真的很開心，有些時刻就是覺得你能夠懂我。謝謝阿丹、顏訥，作 為一起跟論文奮鬥的戰友，想著你們便覺得我也要努力，也希望顏訥能夠趕快脫 離苦海、邁向學術研究的下一個階段。謝謝白白、中慧、語萱，在各自奔向人生 的不同道路之時，依然彼此看顧，為我守護。

最後，要謝謝我最親愛的小寶貝，見過我最好和最糟的時刻，仍不變地陪伴 著我。當我需要借書、印資料，二話不說地幫我，到國圖影印，到台大幫我借書。

我在台東覺得孤獨寂寞的時候，跟你吵架，你總是原諒我的壞脾氣。趁著假期帶 我出去玩，東部的海岸線、山線充滿了跟你的回憶。搬到了台北，謝謝你每天煮 飯給我吃，照顧我的身體，總是告訴我我已經做得很好。你是我快樂、幸福的泉 源，永遠愛你。

總是對自己沒有自信的我，並沒有把握說我已經做到最好，但這一路走來，

我卻是真的收穫良多。

重構女性主體：安潔拉‧卡特童話改寫 研究

作者：左馥瑜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為英國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家，她的童話改寫 更是常被冠之以「女性主義童話」之名，對其童話改寫的研究，多屬於使用女性 主義文學批評去分析其所展現的顛覆能量以及反對父權的意識形態，然而，這樣 的研究有其危險之處：過度貼合某一類文學批評理論，可能遭致以先行的意識形 態解釋作品的弊病。本研究旨在探究卡特童話改寫的意義，重新為卡特的女性主 義思想做定位，援用德希達有關二元對立的理論思考，觀察卡特童話中的各種「二 元關係」，可見卡特的童話改寫在彰顯女性主義意識方面，對於傳統童話有所顛 覆，她揭露了現實中多樣的兩性關係並非如傳統童話中的單一結局，並賦予傳統 童話中處於從屬一方的女性角色能動性與主體性，讓二元關係有翻轉之可能，但 從觀察她如何處理二元對立與各種二元間的權力流動，亦可發現卡特的女性主義 有其時代性的侷限，使她雖能翻轉二元間的權力關係，顛覆傳統童話中的父權論 述，使二元間權力得以流動，闡釋了德希達理論中二元互為主體的概念，但她卻 無能移除二元的基本架構。

關鍵詞：童話改寫、二元對立、兩性關係、女性主體、安潔拉．卡特

Reconstructing the Feminine Subject: Angela Carter's Rewritings of Fairy Tale

Tso Fu-Yu

Abstract

Angela Carter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of feminism in England.

Because of that, her rewritings of fairy tales were considered as “feminist fairy tales .”

As a result, many researchers used the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o analyze how the power in her works functions to overthrow or subvert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This kind of research approach might be problematic in its excessive explanation. This thesis aims to re-examine the meanings of Angela Carter’s rewritings and see if she really is a writer of feminism. Through the theory of Jacques Derrida, this thesis analyz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pposite binaries in Carter’s fairy tales. Carter changes the fixed ending in the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She showed how relations with the opposite sex in reality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fairy tale. In this way, she gave the subordinate side in the traditional fairy tale power to overthrow or critique the binary oppositions. Although Carter’s works forcefully questioned the hierarchy of binary oppositions and showed her ideas of feminism, she remained in the frame of binary oppositions.

Keywords: fairy tales of rewriting, binary oppositions, relations with the opposite sex,

目 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13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20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步驟………22

第貳章 理論探討 第一節 德希達理論源頭………....25

第二節 對二元論的批判...29

第三節 對主體認同的反思：自我與他者的辯證………38

第四節 小結：童話與女性主義………42

第參章 兩性關係 第一節 多樣的兩性關係………45

第二節 女性慾望主體的浮現………55

第三節 小結………64

第肆章 二元辯證 第一節 二元權力的翻轉與顛覆………65

第二節 二元權力的流動與辯證………72

第三節 小結………87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從差異到延異：二元對立的鬆動………88

第二節 卡特之女性主義的張揚與侷限………90

第三節 研究結語與建議………92

註解………93

引用書目………96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從「童話」一詞談起

現今在台灣談到「童話」（fairy tale）¹，所使用的這個中文譯名，「童」字意 味著與兒童有關，將「童話」這個文類置於兒童文學的框架之下，似乎也是理所 當然、不被質疑的。但若細究「童話」一詞的源頭，考察傳統童話的發展，則可 發現童話一開始並非「專屬於」兒童的。但就算童話一開始並非「專屬於」兒童 的，那在童話的發展歷史中，童話是否就與兒童無關呢？要回答這個問題，

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兒童」的概念；第二，童話文類的流變。

現代兒童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紀才確立的，在古典童話興起的中古世紀尚無現 代兒童的概念，柯林‧黑伍德（Colin Heywood）在《孩子的歷史》中陳述中古 史家舒爾茲（James A. Schultz）的觀點：「從上古時代到十八世紀這近兩千年以 來，西方的兒童只被當成不完整的成人，兒童被視為『不足的』，而且完全從屬 於成人」(179)。若以兒童這個概念是被建構的觀點來說，從中古世紀²「不完整 的成人」觀念到現代的兒童觀，只是一種「視野的改變」(8)。也就是說，「兒童」

這個實體一直存在，只是看待、稱呼它的方式不同，就算把這樣一種人類視為「不 完整的成人」，也不能抹滅它的存在。

而現代兒童觀尚未確立的中古世紀，卻與「童話」這一文類的源頭有很大關 係，即使童話因為被太多方式予以定義，使人迷惑它是否可以歸之為一種文類 (Zipes, The Oxford Companion XV)。他塔（Maria Tatar）在〈閱讀童話〉（"Reading Fairy Tales"）一文中將童話與兒童文學最早的淵源遠推至十七世紀的吉安巴蒂斯 塔‧巴西勒（Giambattista Basile）的《潘塔羅門故事集》（Pentamerone，又譯為

《五日談》），號稱這些故事是「年長女人說來娛樂兒童的故事」，然而他塔卻認

為這些故事應還是以成人為主要對象，他塔舉其中兒童口出穢言的片段為例，說 這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給兒童聽的床邊故事(285)。如果追溯到十七世紀號稱要 娛樂兒童的巴西勒，都還讓人難以相信童話是給兒童的，那麼在更早之前的中古 世紀，童話與兒童文學的關聯似乎就更加不可能，但童話並未因此就與兒童完全 無關。比十七世紀更早的幾世紀以來，口傳故事（folktale）在農民的工作房、火 爐邊、紡織坊中被說來排遣農忙，而在貴族間也被說來排遣睡前的無聊時光 (285)。在這段現代兒童觀尚未確立的年代，兒童也是勞力的一部分，據黑伍德 所說：「最晚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兒童絕大多數很早就被鼓勵要自給自足。七 歲是個非正式的轉捩點，農民或工匠的子女到了這個年齡就要在自家附近、農田 或工作坊³做點簡單的工作。十幾歲出頭，他們就要與成人一起工作」(56)，「兒 童逐漸成為勞動力的一部分，按照他們的身形大小及經驗來完成一些小事務」

(179)，那麼，以此推斷，兒童是很有可能與成人一起聽到這些口傳故事的，而 這些口傳故事與童話的產生與定義又有很大的淵源。

在童話被寫成文字固定下來之前，就是以口傳的方式在文字前（pre-literate）

的社會間流傳，而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也因此認為要區分口傳故事和童 話是很困難的，但在最早分析文學童話（literary fairy tale）⁴的德國學者中，堤斯 瑪（Jens Tismar）為文學童話的定義設立了四條原則：一、文學童話（德語：das Kunstmärchen）與口傳故事（德語：das Volksmärchen）的區別在於，文學童話是 由一個單一可辨別的作者所書寫。二、比起由社群中產生、簡單而不具名的口傳 故事的貧乏形式，文學童話是人工的、精巧的、詳盡的。三、這兩者的差異並非 意味著孰優孰劣。四、文學童話並非一個獨立的文類，只能透過與它與口傳故事 的關係來了解，一如要透過它與傳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以及其他它經由作 者的觀念所使用、改寫、重塑的文學童話的關係中了解(Zipes, The Oxford Companion XV)。由此看來，在中世紀流傳的、很可能被與大人一同工作的兒童 聽到的口傳故事，經由後來的書寫、改寫、重塑，才成為童話故事，這兩者有不 可切分的淵源關係。

那麼，當我們說：「童話一開始並非『專屬於』兒童的」，就是基於從口傳故 事到文學童話這個脈絡來看，而從上述的歷史來看，也可發現雖然「童話一開始 並非『專屬於』兒童的」，但在口傳的過程中，兒童很可能也聽到了這些故事，

不管他們是不是這些故事的主要訴求，事實上，說兒童完全沒聽過這些口傳故事 反而是較不可能的。總結來說，在童話的發展中，它一直與兒童有所接觸（不管 當時的人們是否具有「兒童」這個觀念），對應到現今的學術領域發展，童話隸 屬為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一支，不但是無可厚非的，在研究者選擇研究主題時，

也應盡量將童話的範圍延伸擴展，包括各種現代童話、童話改寫，因為在兒童廣 泛接觸各種媒體、以及幼兒教育的改革與普及的背景之下，現代兒童將接觸比以 往更為多樣的「童話」。因此，這是我在兒童文學研究所，意欲談論童話改寫的 原因。

二、從「改寫」一詞談起

至今討論所謂古典童話，如貝洛童話、格林童話，並不會稱之為「童話改寫」， 而是代之以「經典」一詞來定位，但回歸到歷史來看，所謂的經典──貝洛童話、

格林童話──在寫成之時，也經歷了「改寫」這個過程。格林兄弟固然是以蒐集 民間故事為主，出版過程中經歷七個版本，在這七個版本中，每次都有所增刪，

有所改寫。而在他們蒐集的過程中，也紀錄了有哪些不同的故事版本流傳，然後 才經過格林的選擇而定稿為格林版的故事。以〈白雪公主〉這個故事為例，羅納 德‧莫菲（G. Ronald Murphy）就列舉了格林所蒐羅的其他故事版本(113)，從中 可以看出格林所刪改與保留的部份，將格林版本的〈白雪公主〉與另一個格林兄 弟蒐集到的德國版本，收錄在穆塞烏斯（J . K . Musäus）的《德國民間故事》

（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中的〈里歇〉（"Richilde"）比較，可以看出格林 兄弟著重的宗教精神，是透過神秘、超自然的方式傳達，單以讓白雪公主甦醒的 方式比較，格林安排讓王子的僕人意外跌倒，毒蘋果掉出，利用的是神秘的機運，

但慕索斯的版本，卻除去了神秘與魔法的因素，把布拉（Blaca，白雪公主的名 字）表面上的死亡轉化為藥物導致的昏迷，因為藥效過去而「合理地」醒來，而 這藥效是經由有良心的宮廷醫生所調配，不留給神秘力量克服死亡的餘地 (115)。若將格林以神秘、超自然力來解決問題的偏好，貼回格林蒐羅民間故事 的初衷，則可以明白。葉詠琍在《西洋兒童文學史》中寫道，格林兄弟的初衷是：

「想透過這些傳聞故事，找出德國國魂的所在，因為他們相信，德國的民族精神，

是建築在德國人民對大自然的態度上的，而先民對自然界神秘、奧妙的理解，除 了依憑這個國家的神話及傳奇外，還能依靠什麼呢？」(36)由此就可知道格林兄 弟採取神秘、超自然力作為故事中解決問題的模式，改寫他們認為不恰當的版 本，其實背後是具有政治意含的。

除了政治目的，還有宗教目的，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格林兄弟對〈漢賽爾和 格蕾特爾〉的改寫。這個故事原本是威廉從多薾茜‧菲爾德那裡聽來的，威廉在 岳廉堡修道院手稿寫下這個故事時，它的篇名是〈小兄妹〉（"Das Brüderchen und das Schwesterchen"） (Zipes, 《童話‧兒童‧文化產業》 77)，在這分手稿中，

並沒有小孩向上帝祈禱的部份，但在一八一二年，為了第一版格林童話的出版，

威廉加入了「小孩兩次請求上帝幫忙」的部份，另外在一八一九年的第二版中，

母親的角色被轉化為繼母(79)，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最終版本，有三次重要事件發 生時，孩子都請求上帝幫忙，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說：「這些提到上帝的 部份不是尋常的表現方式。這些部份將岳廉堡手稿裡沒有名字的『異教徒』小孩 變成善良、信仰基督且敬畏上帝的孩子。他們的善良和對上帝的信仰促使他們可 以打敗邪惡的女巫。此外，被父親拋棄的他們必須尋求另一個不會捨棄他們的神 聖父親」(79)。這些格林兄弟改寫的部份明顯地表達了宗教意圖。

關於貝洛童話，雖然貝洛並不如格林兄弟大規模蒐集民間口傳故事，但貝洛 的童話有很多也是源自於其他地區的口傳故事，以〈穿長靴的貓〉為例，早在貝 洛 寫 下 這 個 故 事 之 前 ， 威 尼 斯 就 有 了 史 特 勞 派 羅 拉 （ 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 ， 約 1480-1558 ） 寫 下 較 早 的 長 靴 貓 版 本 〈 幸 運 的 康 士 坦 堤 諾 〉

（"Constantino Fortunato"），收錄在《愉快的夜晚》（Le piacevoli notti）一書中，

描述一個波希米亞女人留給她的兩個大兒子水槽和木板做麵包，但只留給小兒子 康士坦堤諾一隻母貓，但這隻母貓其實是個仙子，她舔遍康士坦堤諾的皮膚使他 變帥，用計佔有某個軍人的財產，幫助康士坦堤諾娶了國王的女兒。另外巴西勒 也寫了另一版本的長靴貓故事，收錄在《潘塔羅門故事集》一書中，但這兩個版 本中的貓都沒有穿長靴，讓貓穿長靴是貝洛的獨創(Daniels 7)，除了象徵文明與 獸性的結合，像長靴這類的奢侈品也常在貝洛童話中出現，例如在〈灰姑娘或玻 璃鞋〉（"Cendrillon ou La petite Pantoufle de verre"）中的玻璃鞋和全身鏡、美人 痔。

貝洛在這些故事中添加的奢華元素，融合了十七世紀法國文藝沙龍中的審美 觀點，背後也有其政治目的。「好幾位批評家都指出，貝侯的民間故事與十七世 紀末年法國文壇重要的文化論戰──『古今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古佳艷, 〈論一九九三年貝侯《故事集》英譯 本〉 27)。在擁今派與崇古派的對立中，主張使用法國本土故事為文學題材的貝 洛，在此時改寫童話（雖是冒自己小兒子之名⁵）獻給皇室公主，可說是一種擁 今派的宣言，經貝洛改寫、以奢華元素潤飾後的口傳故事，流傳在沙龍之間，不 僅「彰顯取材自中世紀歐洲文學、東方文化、甚至十七世紀末年當時未受過教育 的平民文化的最通俗、如兒童般絲毫不造作的民間故事，與古典文學一樣有能力 肩負起文學的功用和責任」(28)，也代表了法國當代的審美口味，對法國本土化 的著重與崇古派截然不同。

從格林和貝洛的例子來看，兩者事實上都做了「改寫」，且其背後都有各自 的政治目的，巧合的是這二者所改寫完成的作品，後來都跟兒童扯上關係。貝洛 童話附有的「教訓箴言」，使有些學者認為這是貝洛寫給孩子的，例如葉詠琍說：

「因為當時兒童讀物還在以教誨為目的的階段，所以貝洛爾每一則童話後面，都 不忘對孩子說教一番」(20)；此外，還有他塔引貝洛在〈藍鬍子〉之後的教訓說：

「這個故事很清楚地要訴求兩種聽眾。第一個教訓教導兒童罪行可能成為父母怒

氣的泉源，第二個其實不是真正的教訓，而是一個俏皮話，透過相關的性別政治 吸引成人的注意。貝洛完美的橫跨了成人娛樂與兒童文學的疆界」(Tatar, "Reading Fairy Tales" 285)，但若從以法國歷史文化背景為基礎研究貝洛童話的古佳艷來 看，貝洛的目標讀者則是「當時文化沙龍裡講究時髦流行的文化貴族」(古佳艷,

〈論一九九三年貝侯《故事集》英譯本〉 28)，貝洛在〈小紅斗篷〉中教訓的「年 輕女孩子」，指的就是這些貴族中的年輕女性，絕非孩子，更非平民小孩。至於 格林兄弟，雖然他們原先的意圖是學術上的，「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孩子也可以 是這些故事的重要聽眾。他們在每一版之間對故事所作的更動，暗示了迎合孩子 之道德需要的企圖」(Nodelman 278)。由此可見，格林從政治意圖轉向孩子，而 貝洛則假兒童之名（包括冒自己兒子之名呈獻宮廷、教訓假裝／或被誤以為是寫 給兒童）傳達政治意圖，但兩者在十九世紀以後的發展，同樣都成為兒童文學的 經典，「改寫」一事跨越了成人與兒童，歷經不同時代的政治、文化轉變，再度 被大眾所接受，原來的「改寫」不但成了經典，且成為「兒童經典」，足以證明

「改寫」的潛力。

三、對童話改寫的研究

在這個後現代的時代，我們不缺乏更多童話的改寫，有嘲諷式的改寫文本，

如詹姆士‧芬‧加納（James Finn Garner）的《政治正確童話》（Politically Correct Bedtime Stories）⁶，有試圖顛覆性別刻板印象的巴貝‧柯爾（Babette Cole）的《灰 王子》（Prince Cinders）⁷，還有拼湊童話元素的後現代童話電影《史瑞克》（Shrek）

8，在改寫的政治意含納入了現代的意義，而值得重視的是，童話改寫大量進入 大眾媒體的版圖，不但包括童書，也包括老少咸宜的大眾電影，當一種文化成為 大眾文化的時候，意味著不僅被成人，也被兒童接受，成為一種常識（common sense），甚至可能成為一種不被察覺的意識形態，而隨著時代觀念的轉變，現代 顛覆古代，後現代又顛覆現代，以前讓人覺得是「顛覆」，是「新奇」的東西現

在則讓人習以為常，過去讓人習以為常的，現在則受到批判。那麼，我們該如何 看待現代的童話改寫？

如前述對貝洛童話與格林童話的各家研究所證，我認為對童話改寫的研究，

不但要注意其表現出何種「顛覆」與變化，也須考慮到改寫所依據的政治理念為 何，以對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童話改寫的研究為例，多屬於使用女性 主義文學批評去分析其所展現的顛覆能量以及反對父權的意識形態，然而，這樣 的研究有其危險之處：過度貼合某一類文學批評理論，可能遭致以先行的意識形 態解釋作品的弊病，在新批評思潮之後，文學理論的後續發展更重視文本的自主 性與有機性，而如何在作家本身的意識形態與對文本的分析之中保持平衡，是研 究這類「童話改寫」的重要課題。改寫之後的童話固然表現出不同於傳統童話的 價值觀，然而，站在現代重新審視此價值觀，並思考其他解讀文本的可能，或可 更加豐富「改寫」的意含。因此，此研究將以安潔拉‧卡特的童話改寫為例，以 研究者現在所立足的時間點，回顧過往對卡特改寫之研究，站在更加重視文本本 身的立場之上，重新審視卡特的童話改寫及其批評，檢視她改寫背後的女性主義 政治理念與文本的相互激盪，嘗試為卡特童話的「女性主義」思想做重新的定位。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為探究卡特童話改寫的意義，本研究將以「二元關係」作為探討卡特童話的 核心，「二元」的概念取自德希達談論西方傳統哲學中相互對立的各組二元元素，

包含男／女、自然／人文、野蠻／教化等等。而男女兩性的二元關係一直是各派 女性主義所致力探討的重點之一，不論是早期將男女兩性視為對立的激進女性主 義，或是晚近發展出挑戰兩性分立之基本假設的酷兒理論，皆是關於兩性二元關 係的思考。而卡特的年代恰好跨於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承接英美女性主 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社會之反省，也開始對早期女性主義做修正並尋求其他理論 之可能，而卡特的文本也相應地呈現出多樣的「二元關係」，包括男／女、自然

／人文、野蠻／教化等等之辯證。那麼，文本是否「如實」反映卡特的女性主義 思想？或是有所矛盾？其文本對於女性主義思想有何貢獻或侷限、甚或開創？這 是本研究將要探討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將以「二元關係」為綱，分析卡特如何 顛覆、翻轉各種二元元素，觀察文本呈現之各種二元元素之間的權力關係與辯 證，並嘗試回答此二元對立的架構是否有被破除的可能，或是文本中的現象只是 再度鞏固了二元對立。

本研究將參考德希達對二元論的討論、對主體／他者認同之辯證，以及女性 主義理論，進行文本分析。

二、研究問題

由以上的研究目的與理論基礎，歸納的研究問題為：

（一）卡特的童話改寫中，呈現什麼樣的二元關係？

卡特的童話改寫挑戰了傳統童話父權架構中的各種二元對立關係，包括男／

女、文明／獸性、野蠻／教化等等，本研究將觀察卡特童話如何呈現這些二元關 係，整理出卡特處立二元關係的多元樣貌。

（二）卡特的童話改寫中，呈現什麼樣的權力流動？

在上述的二元關係中，卡特賦予傳統童話中對立的二元不同的特質，顛覆傳 統的角色設定，並增強了以往處於弱勢一方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本研究將探討在 這樣的改寫下，呈現了什麼樣的權力流動？

（三）卡特的童話改寫，是否呈現破除二元對立的可能？

在探討了二元關係與權力流動之後，本研究將重新審視卡特對於二元對立的 觀點，並思考卡特的改寫是否呈現出破除二元對立的可能。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步驟

一、卡特之創作歷程簡介

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出版了她的 第一本長篇小說《影舞》（Shadow Dance），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最後一本長篇小說

《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她的創作包括九本長篇小說、三本短篇小說集，

此外，包含韻文、詩、舞台劇、廣播劇、電影劇本(Smith 161)。在與童話相關方 面，在一九七五年，她開始為《新社會》（New Society）雜誌撰寫文章，並在同 年答應翻譯貝洛童話，於兩年後的一九七七年完成，在翻譯貝洛童話時，她也開 始撰寫一些形成後來《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基礎的原創童話，發表在一九七五年創刊、由艾瑪‧堤納特（Emma

Tennant）編輯的新前衛雜誌《香蕉》（Bananas），受到堤納特的鼓勵，在一九七

○年代，卡特和其他作者如米雪‧羅伯特（Michèle Roberts）和莎拉‧麥特蘭（Sara Maitland）揮灑他們的想像力，寫了一些女性主義童話發表在《香蕉》雜誌。一 九七九年，卡特出版她的女性主義童話選集《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走出了翻 譯的限制，在《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中，她發展了她在同年發表的論文《薩德 的女人與色情意識形態》（The Sadeian Woman 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⁹中 的批判觀點，包含〈藍鬍子〉、〈灰姑娘〉、〈小紅帽〉、〈美女與野獸〉、〈穿長靴的 貓〉等古典故事的翻轉，展現了兩性關係的各種可能。在一九八四年，卡特並參 與了她著名的小紅帽變奏故事〈與狼為伴〉（The Company of Wolves）的電影製 作，為其撰寫劇本。從一九七七年到她死前的一九九二年，卡特對童話的興趣從 未斷過，她也寫了帶有童話母題的童書，包括：《幽默好奇貓》（暫譯，Comic and Curious Cats，1979）、《音樂人》（暫譯，The Music People，1980）、《月影》（暫 譯，Moonshadow，1982）。另外，她也編輯了兩本給成人的童話選集：《潑婦童 話集》（暫譯，The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又名 The Old Wives’Fairy Tale Book，

1990）、《潑婦童話集二》（暫譯，The Second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又名 Strange Things Still Sometimes Happen: Fairy Ta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1992）(Zipes

ix-xi)。這兩本給成人的童話選集是她加入「潑婦」出版社（Virago）全新出版構 想的編輯委員會的成就，阿里‧史密斯（Ali Smith）在〈魔魅的用途〉一文中舉 卡特寫給羅娜‧賽吉（Lorna Sage）的信，卡特說：「希望我的女兒永遠不再處於 能寫出『在中央車站旁我坐下哭泣』的境地，就算它的文字很優美。我比較希望 能看到『在中央車站旁我揪掉他的卵蛋』之類的」(Smith 161)可見卡特在童話改 寫、編輯上，都表現了她的政治立場。

二、研究範圍

從上述可知，卡特在童話方面寫作的精華集中在她對貝洛童話的翻譯與《染 血之室與其他故事》中，因此本研究以《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為主要研究文本，

包含〈師先生的戀曲〉（"The Courtship of Mr. Lyon"）、〈老虎新娘〉（"The Tiger’s Bride"）、〈穿靴貓〉（"Puss-in-Boots"）、〈雪孩〉（"The Snow Child"）、〈與狼為伴〉

（"The Company of Wolves"），以及與卡特童話改寫相關的傳統童話為對照文 本，詳述如下：〈與狼為伴〉的對照文本，包括貝洛版的〈小紅斗篷〉、格林版的

〈小紅帽〉以及小紅帽的口傳紀錄版本〈祖母的故事〉；〈穿靴貓〉的對照文本，

包括貝洛版的〈穿靴貓〉、史特勞派羅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約 1480-1558）所寫的〈幸運的康士坦堤諾〉（"Constantino Fortunato"），收錄在《愉 快的夜晚》（Le piacevoli notti），以及《潘塔羅門故事集》中相關的故事；〈雪孩〉

的對照文本包括《潘塔羅門故事集》中的相關故事、格林手稿蒐集的故事及第一 版和第二版的〈白雪公主〉；〈師先生的戀曲〉和〈老虎新娘〉的對照文本包括薇 蘭娜芙夫人（Madame Gabrielle-Suzanne Barbot de Villeneuve, 1695-1755）所寫的「美 女與野獸」、和褒曼夫人（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 1711-80）所改寫的版 本，以及「美女與野獸」的原型故事〈邱比特與賽姬〉（"Cupid and Psyche"）。本研

究中引用之《焚舟紀》文本中文翻譯皆採用嚴韻的翻譯。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探究安潔拉‧卡特童話改寫中的二元關係，本研究首先將從德希達（Jaques Derrida）對二元論的批判開始介紹，再談德希達談論認同時，有關主體與他者之 間關係的辯證，論證二元對立之互動關係，以及二元對立以外的其他可能。

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上，本研究接著將整理卡特童話改寫中的各種二元關係，

觀察文本如何體現「多元多樣」的二元互動，接著討論卡特文本中「多元多樣」

的二元互動之中的權力關係、權力的流動，以及優勢／劣勢位階的辯證，進而論 證卡特文本中呈現的「互為主體的二元」概念。

在結論上，總結「多元多樣」的二元互動為童話改寫帶來哪些新的意義，並 嘗試重新為卡特的「女性主義」旗幟做新的定位。

第貳章 理論探討

安潔拉‧卡特的作品一向被眾多研究者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分析，論證卡 特的女性主義思想。綜觀女性主義理論發展史，女性主義一詞始自十九世紀法 國，意指婦女運動，一般而論可將女性主義看做是「為了中止女性在社會生活中 的附屬地位所做的種種努力」(顧燕翎 vii)。因此，總結來看女性主義理論的目 的以及核心之一是為了處理男女之兩性關係，是一端（女性）對另一端（男性）

的權力對抗。兩性的對立與西方形上學中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密不可分，在一端 與另一端的對抗模型之下，當研究者紛紛以女性主義來貼合卡特的作品以及創作 理念時，不免也陷入了二元對立的思考，從父權中心轉向女權中心，無疑具有從 一個極端轉為另一個極端的危險。

因此，要重新審視卡特的文本以及以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批評的正當性與適用 性，必得重新回到對二元對立理論的爬梳，思考二元關係的可能，以及女性主義 在對父權進行批判、重獲自我認同與發聲的權力時，應該如何看待「自我／他者」

的各種辯證關係，才不至於流於另一種霸權論述，在這點上，德希達對二元論的 批判以及對主體、他者關係的思考，都能帶來很多啟示，因此，本章主要從德希 達談起，繼而思考女性主義有關二元關係的理論假設與運用，並於小結提出做文 本分析時必須重新發現的面向。

第一節 德希達理論源頭

一、對同一性的反思

德希達對二元論的批判是後現代思潮對同一性的反思的一支。西方哲學的理 性主義從柏拉圖開始，皆肯定有所謂「客觀的存在」(黃漢青 35)，相信人類的 理性能夠追求「絕對的真理」。而在這「客觀的存在」與「絕對的真理」背後的

基礎則是對同一性的假設，正是因為相信「存在」與「真理」具有其內在的同一 性，才能夠是「客觀」與「絕對」的；而另一基礎則是對人類理性的信任，相信 任何人以理性必可到達真理。康德（Immanuel Kant）說：「當導致未成熟狀態的 原因不是因為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由於缺乏獨自使用理解力的決心和勇氣，那 麼，這個未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招致的……『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理解力！』

──這是啟蒙的箴言」(54)，這段話顯示了康德認為人皆有使用理性（理解力）

去達到成熟狀態的可能。這種對理性的信任具有以理性為尊的特質，在康德將世 界分割為互相對立之現象與本體的認識論底下，他也將人看作是「一個感性和理 性的外在結合物」，並以理性優於感性，「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質」(張亞月 41)。

於是在建構倫理學時，康德便將人的感性成份徹底拋棄，認為一個道德的人必然 是一個理性的人，這樣的倫理學「沒有給情感和特殊性留下半點餘地」(張亞月 41)，罔顧各種處境下人類的特殊性，就等於是對「同一性」的謳歌，到了尼采，

便開始對同一性提出懷疑：

「沒有永久的、最終的統[同]一性，沒有原子，沒有單子……生成的自然 界根本就沒有什麼統[同]一性」(434)。

「統[同]一性（一元論）是惰性‧‧

的需要；多義性是力的信號。不要‧‧

否認世 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測的特性！」(202)。

尼采對同一性權威的質疑，要經過後現代思想家從海德格（Heidegger）到德希 達，才提出了完整的論證(黃漢青 37)。海德格批判傳統西方建基於理性主義觀 點的形上學，從西方哲學的理性根源，到後現代對理性的質疑與批判，終致引發 德希達對西方傳統的二元對立與邏格斯中心的批駁(黃漢青 36)。對同一性的反 思，以及對人據以追求同一性真理的假設──理性本質──的反思，開啟了對二 元論的反思。

二、對在場形上學的批判

透過對同一性的反思，德希達繼而批判西方傳統理性主義哲學之「在場形上 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形上學「在西方兩千多年的哲學傳統中一直是 第一哲學，是『科學的女王』，是諸科學之根」(陸月宏 53)，從古希臘哲學的第 一個代表人物泰利士（Thales）開始(葉秀山 44)，古希臘哲學致力於「在繁多不 定的現象後面尋找某種統一的『始基』」(陸月宏 53)，所謂「始基」按照亞里士 多德的解釋：「一個東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構成，最初都從其中產生，最 後又都復歸為它（實體常駐不變而只是變換它的性狀），在他們看來，那就是存 在物的原素和始基」(洪謙 4)。葉秀山進一步以近代哲學的術語解釋，始基就是 第一性的，探求始基的問題，也就是探求「在萬物中，什麼是『第一性』的，什 麼是派生的，第二性的」(44)。古希臘形上學提出的始基概念，奠定了追求同一 性真理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希臘哲學進而發展「邏各斯」（logos）的概念，

不僅探求萬物之第一性，也探求萬物內在的統一性。邏各斯最早是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所提出的哲學概念，根據史料，葉秀山認為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 可以讀作「尺度」，是「萬物變化的普遍的尺度」，選用這樣的翻譯，是因為在 赫拉克利特的脈絡中多是指「數量上」的關係(104)。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邏各斯 概念，經過後來的希臘哲學家例如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等原子論者的沿用 與補充，逐漸形成現今所理解的「規律」之意，一言以蔽之，我們可以根據黑格 爾的解釋來理解，邏各斯就是「理性的規律」(105)，黑格爾說：「邏各斯是真 理的準則，它是唯一神聖且普世性的準則，而非隨機的；它是貫穿萬物存在的分 寸和韻律」(294)。從始基的概念到邏各斯概念的發展，希臘哲學「追求一種終 極的根源、第一因、本質……每一派哲學學說無不假定理型、某種客觀精神、實 體、第一因、真理等非現象界的不在場物，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源和依據」(黃漢 青 39)，因此，「德希達把西方這種假定某種不在場物在場，並以此為哲學探索 的終極目標，通通都稱為『在場形上學』」(黃漢青 39)。所謂「在場形上學」指 的是「設想存在的現象之下有『內在的、固有的意義或真理』」(唐荷 107)。這 種哲學以邏各斯為尊，又被稱為「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德希達

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是一種在場的形而上學」(鮑貴 29)，「因為邏格斯中心論 就假定有邏格斯存在」(黃漢青 39)。不論是探求始基、邏各斯的古典希臘哲學，

或是以理性為基礎發展的西方形上學，都是假定了某種「不在場物」的在場，當 後現代逐漸帶著這樣的批判眼光審視過往哲學發展，將過去習以為常、從未懷疑 的基本假設「理性」、「同一性」、「邏各斯」等等視為是一種「不在場物」時，

就已經是一個顛覆性的概念，從哲學的基本假設予以懷疑，是對方法論層次上的 反省，那麼，主張不再假設某個不在場物在場的後現代哲學，就勢必要提出另一 種方法論。德希達的作法是檢視「在場形上學」賴以運用的邏輯，然後再以與此 邏輯不同的替代方案來思考。他認為，所謂「在場形上學」賴以運用的邏輯就是

「二元邏輯」：「在場形上學以二元邏輯為基礎，造成二元對立，進而形成強勢 的一方宰制弱勢的一方」(黃漢青 39)；而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辯證法反 覆翻轉對立的二元，消解強勢與弱勢的權力位階，進行優／劣、中心／邊緣的辯 證，從而對主體與他者的關係重新思考。以下一節先處理德希達指出的二元邏輯 的矛盾。

第二節 對二元論的批判

二元論的邏輯不僅是區分兩種差異的性質、元素，還進一步將這種差異賦予 等級化的價值，即一方優於另外一方，而為了維持這種等級化的結構，使得二元 論邏輯必須極力區分兩方為絕對的差異、互斥、對立，以一方為較優的主體，另 一方則完全以與主體互斥、差異的性質來定義，這使得二元之間不能有任何重疊 的定義，而以這種方式解析世界，造成「非此即彼」的極端二元畫分，在這種世 界觀的結構中只有兩種選擇，不是處於優這一方，就是處於劣這一方，不會有第 三種選項，也非三角形的結構。二元論邏輯猶如一個以外力固定，使得一端永遠 高於另一端的天平，然而這種固定是極不自然的，必須以外力、暴力來維持。因 此，「德希達認為傳統上以前者優於後者，前者壓制後者的等級論沒有根據，這 種等級觀其實是以暴力來維持，他要把這種等級觀摧毀，讓後者從被壓制的狀態 解放出來」(黃漢青 39)。

二元對立有許多組項，這些在西方文化、哲學中都是很常見的概念，例如神

／人、主體／客體、理性／非理性、人／自然、言說／文字等等，德希達透過對

「言說／文字」這個對立組項的分析，指出二元論邏輯的矛盾。他對於「言說／

文字」二元對立的批判，取徑於希臘哲學與語言學等領域，以下將分別論之。

一、從希臘哲學取徑

「言說／文字」這組對立源自希臘哲學傳統，赫拉克利特說：

「這道[邏各斯]雖然萬古長存，可是人們在聽到它之前，以及剛剛聽到它 的時候，卻對它理解不了。（D1）……他們即便聽到了它，也不理解它，

就像聾子似的。常言道，『在場如不在』，正是他們的寫照。（D34）」(22)。

由此可見，對於邏各斯概念的傳達，赫拉克利特強調是用能夠聽見的「言說」， 而非書寫下來供以視覺看見的「文字」。而柏拉圖則更進一步指出「言說」優於

「文字」，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蘇格拉底對斐德若說了一個故事：埃 及古神圖提（Theuth）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天文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發 明了文字。圖提將自己的發明獻給當時統治埃及的國王塔穆斯（Thamus），向他 建議要推廣到全埃及，國王便問他每一種發明的用處，對於每一種發明國王都有 褒有貶，但是輪到文字時，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教育，

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pharmakon]」(Plato 231)。國王 卻回答說：

「多才多藝的圖提，能發明一種技術是一個人，能權衡應用那種技術利弊 的是另一個人。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 用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 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 力回憶。所以你所發明的這劑藥[pharmakon]，只能醫再認，不能醫記憶。

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 界的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像 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 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231)。

比起這種文字書寫成的文章，蘇格拉底認為另一種文章在本質和效力上都強得 多，那就是「口說的文章」（言說）。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說道：「我說 的是寫在學習者心靈中的那種有理解的文章，它是有力量保衛自己的，而且知道 哪時宜於說話，哪時宜於緘默」(233)。而對於文字書寫，蘇格拉底則指出它的 壞處：

「文字寫作有一個壞處在這裡……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覺在說話，但 是等你想向它們請教，請它們把某句所說的話解釋明白一點，它們卻只能 複述原來的那一套話。還有一層，一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就一手傳一手，

傳到能懂的人們，也傳到不能懂的人們，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話應該向誰 說，和不應該向誰說。如果它遭到誤解和虐待，總得要它的作者來援助；

它自己一個無力辯護自己，也無力保衛自己」(232)。

藉由寫下這段對話錄，柏拉圖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認為文字書寫的最大功用不過 是備忘(朱光潛 162)，並且透過不書寫的蘇格拉底，來貶抑自己的書寫地位(黃漢 青 40)。德希達在〈柏拉圖的藥房〉（"Plato’s Pharmacy"）一文中，重新詮釋這 個埃及故事，指出「pharmakon」這個字既是解藥，又是毒藥，同時帶有兩種相 斥的意思，既然一個字能夠含有相對立的意義，就證明了二元論邏輯的矛盾，因 為在二元論的邏輯當中，優越與低劣的兩方性質是不可能重疊的，德希達以

「pharmakon」這個字為例，點出了二元論邏輯的漏洞。

二、從語言學取徑

除了重讀希臘哲學來批判二元論邏輯之外，德希達也透過對語言學的研究，

提出修正二元論邏輯的方法。德希達剖析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 通語言學教程》中關於「文字表現語言」的論述，並由此將探討的範圍擴大到索 緒爾的整個理論和語言學研究，最後上升到哲學和思維的高度，「指出索緒爾語 言學理論中隱含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鮑貴 29)。索緒爾是否是一個邏各斯中心 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必須更加全面地探討索緒爾的著作與思想才能予以評 論，對於此點，鮑貴已提出他的見解，他認為：「德里達¹⁰在《論文字學》(1999) 中沒有嚴格使用索緒爾的術語，而是出於自身的意圖混用『語言』[langue；抽象 的系統語言]和『言語』[能指、語音、聲音；與概念、所指相對]。殊不知，這是 索緒爾嚴格區分的一對概念」(鮑貴 32)，因此「雖然就字謎和個體符號研究而 言，索緒爾表現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傾向，但是就其核心思想體系——語言系 統理論——而言，索緒爾不愧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顛覆者」(鮑貴 29)。索緒爾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說：「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 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47)，主要是要提醒語言學的研究者勿將對語言（語 音）的研究與對文字（字母）的研究混為一談，「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

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47)，故索緒爾對語音的著重是針對

「語言學」這個專業的領域劃歸而言，但德希達將索緒爾的著重拉到哲學層次來 談，認為他著重了「語言」，就是將文字視為語言的從屬地位。根據鮑貴，在索 緒爾理論中，語言與文字是屬於同一個層面的兩種系統，在語言這個系統內，可 以分為能指（音位、聲音）與所指（概念）兩個部份，故語言學的研究中，索緒 爾著重音位的部份；同樣地，在文字這個系統中，也可以分為能指（文字的音響 形象）與所指（文字的概念）兩個部份；因此，鮑貴認為：「索緒爾本義並不是 像德里達所認為的那樣強調言說與文字的絕對對立」(32)，他的著重只是就系統 化語言研究提出的一套方法論。然而德希達強調、攫取索緒爾有所著重的觀念，

將之與在場形上學與邏各斯中心主義中的二元對立邏輯相連結，批評其隱含的邏 各斯中心主義思想，「德里達相信，索緒爾說文字是派生的，是因為它具有指代 性，是第一能指的能指，是自我呈現的言語的再現」(33)，德希達如此詮釋索緒 爾，並進一步藉由辯稱索緒爾「一方面想證明文字對言語的破壞，強調言語的自 然獨立性，另一方面又強調語言獨立於文字」(33)，來顯現索緒爾的自我矛盾處，

以此攻擊二元對立邏輯的矛盾處。在對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閱讀與引 用上，德希達一方面將索緒爾定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者，從此發現二元論邏輯的 矛盾，一方面也發展索緒爾語言學提出的幾個觀念，以此為顛覆在場形上學的根 據。據鮑貴指出，索緒爾的理論本身的確有前後期差異，雖帶有能被德希達發現 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色彩，但他對符號系統理論的創新，也帶給德希達顛覆邏各斯 中心主義以及在場形上學的色彩。索緒爾說：「在語言裡，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 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Saussure, 《普通語言學教程》 158)，又說「每 個單位都將包括聲響的切分，此聲響與概念有密切的聯繫，沒有概念的話，我們 就不能劃定聲響切分的界限」(Saussure, 《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 91)，

這種說法著重了概念必須在場，所謂「能指之所以是能指是因為有所指在場」(鮑 貴 36)，正好符合了德希達所欲批判的「在場形上學」特點，將一個不在場的「所 指」視為在場，這點就是德希達所以批評索緒爾的地方。另一方面，索緒爾以硬

幣為喻說明所指與能指的關係，則啟發了德希達找到批判在場形上學的著力點：

索緒爾認為所指是硬幣的正面（有面值數字的一面），能指是硬幣的反面（圖案 標誌），只有反面的硬幣並不能確定硬幣的面值，這塊硬幣便如同假幣，沒有實 際的流通價值，就如同離開所指的能指只是一串聲音，並不具有任何意義(鮑貴 36)。索緒爾說：

「我們要借助於在它[詞]之外的東西才能真正確定它的內容。……我們說 價值與概念相當，言外之意是指後者純粹是表示差別的，它們不是積極地 由它們的內容，而是消極地由它們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關係確定的。它們 的最確切的特徵是：它們不是別的東西」(Saussure, 《普通語言學教程》

161-3)。

由此，索緒爾提出了「差異原則」，並說：「預先確定的觀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 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57)。由此可知，正因為「在場的事物有賴於 其他不在場事物的比較之下，才能區別出來」(黃漢青 40)，而且沒有所謂「預先 設定的觀念」，也就沒有所謂「先驗的在場」、「先驗的所指」，正好反駁了西 方傳統哲學的在場形上學。而既然符號所依賴的是與其他符號的差異，那麼對於 語言與文字這兩種符號系統也皆是如此，因此德希達得出一個結論：「語詞沒有 其最終的、超驗的中心或意義，符號的本質是差異，其意義是游移不定的」(黃 漢青 40)。

三、修正二元論邏輯的方法論

對索緒爾理論的研究，讓德希達重新詮釋語詞意義的產生過程，藉由對書寫 的分析，他提出延異（différance）、蹤跡（trace）、空間化（spacing）等新概念，

解釋意義如何產生，並作為消解二元階層對立的工具。以下將一一介紹這些觀念。

索緒爾提出符號系統的差異原則，認為符號的意義仰賴與其他符號的差異，

即所謂「在場的事物有賴於其他不在場事物的比較之下，才能區別出來」(黃漢

青 40)，而德希達更進一步指出，這種由比較而來、由比較而產生的差異也是不 固定的，為了說明這個概念，他創造了一個新詞「延異」（différance）。延異與差 異（différence）差了一個字母，由「e」改成「a」，然而這種字母上的差異在聽 覺、發音上是無法辨別的，只能藉由書寫表現出來。德希達賦予這個新詞兩種意 含：差異（differ）與延遲（defer），以「延異」的概念解釋符號系統意義產生的 過程與作用。簡單來說，「差異」是「延異」產生的。德希達在一份訪談錄中提 到，「延異」（différence）指的是：「在差異的蹤跡（traces of differences）以及空 間化（spacing）中的『差異的系統化戲耍』（"the systematic play of differences"），

藉由這種空間化的動作，元素與元素彼此產生關聯」(Derrida, "Semiology and Grammatology" 24)。德希達認為，在差異的產生過程中，所有可能的差異就像一 條鍊，藉由「空間化」的動作，使差異產生一個暫時固定的點──一個暫時固定 的差異。而這條差異的總和所組成的鍊，德希達就稱之為「蹤跡」（trace）。這條 蹤跡是隱沒的，「因為人們並不意識到它的存在。它的存在是非物質的存在，但 它卻是符號構成的條件」(唐荷 106)。當（暫時固定的）差異產生、浮現為「在 場」時，差異鍊上的其他差異就成為「不在場」，然而，一個暫時固定的差異，

卻有賴於其他不在場的差異，才能存在。而使差異暫時固定下來的動作，就是「空 間化」（spacing），延異則是這整個意義產生的過程總稱。尼爾‧路西（Niall Lucy）

指出，從上述所引的德希達這段聲明來看，「延異」同時具有主動與被動兩種涵 義，它既是動詞，也是名詞；就主動意義來看，它是空間化（佔據空間）的這個 動作；就被動意義而言，它是（所佔據的）空間。路西說：「我們或許可以將它[延 異]稱之為『差異的（of）空間化』，以及『作為（as）差異的空間化』。也就是說，

延異是『屬於並作為差異的空間化』」(Lucy 26)，這也就是德希達為何稱延異「既 是結構也是動作」(Derrida, "Semiology and Grammatology" 24)。德希達引入空間 化的概念說明差異的產生，認為「延異展現了差異是一個空間化被動-主動的效 應。差異是由空間化所造成的，是被製造的」(Lucy 26)，藉由改掉差異「difference」

的一個字母，也改變了 difference 意味的「固定的差異」的概念(Lucy 26)，並挑

戰了傳統形上學所認為的「像是真理、存在、身分等概念的安全和自給自足」(Lucy 26)。

藉由自創新詞「différance」，德希達除了改造了差異（differ）的意含，也為 新詞增添了「延遲」（defer）的含意，因為，在延異（意義產生）的過程中，意 義「不只是在空間中被抓住，也在時間內被抓住」(Lucy 26)，德希達說：

「空間化是一種延遲手段（temporization）……藉由差異原則的效用（持 有一種具有功能和能指義的元素），只能藉由指向蹤跡結構中的另一個過 去或未來的元素，來承載或傳播意義」(Derrida, "Semiology and

Grammatology" 25)。

由於差異總和是一條鍊，在意義產生的當下，某個「差異」的點被暫時固定住了，

在指出蹤跡之上的這個點的在場同時，也是指向了蹤跡上的其他點的不在場，即 所謂的「過去或未來的元素」，藉由這些元素的不在場，意義得以傳播。就如路 西引德希達的話所說：

「『沒有作為延遲手段的延異，沒有在存在意義上被銘刻的其他東西的不 存在』（OG,71），就沒有事物可在它自身擁有意義或價值……要說某樣東 西是什麼時，就是說它與其他事物有什麼差異¹¹（differ）。同時也就是說，

當它發生差異，它也是永無止盡地延遲著（defer）它作為自足的或完整的 整體（不論是象徵、真理、主體或其他類似的東西）的「本身」的組成」

(27)。

這段話意思是說，當某物與其他事物發生差異（differ）時，它也是永無止盡地 延遲著（defer）「本身」的組成，因為「本身」這個詞其實就意謂著「自給自足 的」、「完整整體的」，像是象徵、真理、主體這類東西，而以德希達的理論來講，

一個自給自足的、完整整體的「本身」是永遠不能被完成的，因此他用「延遲」

來表達這個概念，表示這個完整整體的組成是一直處於被「延遲」（未完成）的 狀態。

利用「差異」與「延遲」兩種時間與空間上的概念來解釋意義的產生，「延

異」這個概念「標示了差異這個系統的開放」(Lucy 27)。德希達指出差異「並非 從天而降也非能被一勞永逸地銘刻於一個封閉的系統之內」(Derrida, "Semiology and Grammatology" 24)，而這是傳統形上學所不能看見的，傳統形上學將「差異 看作是主動的、自足的或自存的元素。形上學的差異總是指此在（例如：字母、

文本、意義、主體、時代等等）與彼在的差異」(Lucy 26-7)。然而，「對解構主 義而言，是延異製造了此在與彼在之間的差異」(Lucy 27)，這並不是說解構主義 拒絕去說此在與彼在是不同的，而是若沒有空間和時間上的分離，也就不會有差 異，「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只在它己身（on its own）或以它己身（in its own）而存 在」(Lucy 27)。正因為時間和空間是變動的，而在這個變動的、戲耍的時間與空 間之中，事物暫時獲得了某個意義。這就是德希達以「延異」的概念所要說明的，

也是他用以顛覆在場形上學和二元論邏輯「固定意義」的方法論。

對德希達而言，「任何口說、文字語言的實踐中，意義的獲得只能是暫時的。

而這表面上暫時得到的意義只是一『自我隱沒』（self-effacing）的『蹤跡』的結 果」(唐荷 106)，因此，他提出文本解析的「自由嬉戲」（free-play）(唐荷 106) 概念以修正用二元論邏輯來解釋意義的產生：「書寫也像 pharmakon 不是單純的 解藥或毒藥，其性質不合常規也無法確定，它遊戲於各種可能性之間，在二元對 立的關係中進進出出」(黃漢青 40)。德希達說：

「『pharmakon』這個字是在一個意指鍊中被抓到的。這個意指鍊的遊戲看 似是有系統的。但這個系統卻非單純地如同作者柏拉圖所想的在運作。這 個系統並非是某人原本想說的那樣。被妥善控制的訊息表達是透過語言的 戲耍，於字詞的多樣功能以及文化的多樣層次與領域中所建立的」(Derrida,

"Plato’s Pharmacy" 98)。

這即是說，意義是在意指鍊中暫時被固定下來的，在任何口說、文字語言的實踐 中，意義的獲得都只能是暫時的，我們能從一段文章段落中獲得某個字詞的涵 義，不代表這個字詞只有這個涵義，我們能夠這樣理解文章中的字詞，是因為字 詞的涵義（所指）被文章脈絡以及我們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背景所暫時固定下來。

德希達說：「一個人總是可以選擇相信如果柏拉圖沒有把段落的其他特定可能性 放在文章中，或甚至中斷這些可能性，那是因為他保留這些可能性但讓它們是不 可行的」(Derrida, "Plato’s Pharmacy" 98)。

這些被作者所保留的其他可能性就證實了意義的暫時性。從延異到文本解析的自 由嬉戲，德希達徹底反駁了在場形上學、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及二元論邏輯。

第三節 對主體認同的反思：自我與他者的辯證

由以上的理論爬梳，再來看德希達對主體認同的反思，對論及女性主義發展 的盲點將很有提點作用。在〈另一個航向：記憶、反應與責任〉（"The Other Heading:

Memories, Reponses, and Responsibilities"）這篇演講中，德希達討論了歐洲的認 同問題，他探問：

「今日，[歐洲]這個名字實際上應該指向什麼概念、什麼實際的個體、什 麼特殊的存在？誰又該劃下它的疆界？……難道這個名稱不會掩蓋某些 尚面貌不明的事物嗎？我們帶著希望、恐懼和顫抖問自己：這張面貌會像 什麼。它仍繼續像嗎？它會像某些我們認為我們知道的假象──歐洲──

的面貌嗎？那麼如果它的非相似處帶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特性，它將能從這 種醜態中逃離嗎？」(5-6)。

德希達指出，將歐洲視為歐亞大陸的主體（head；頭部），含有忽略其餘部份（身 軀）的危險，站在同時考慮部份與整體的立場下，他提出了這樣的質疑：也許「歐 洲」這個名稱本身就掩蓋了某些尚不能名之的問題。「歐洲」這個名稱是一個整 體，然而使用這個名稱，真的能夠指稱歐洲所有的實體部份嗎？德希達提醒我 們，在使用這個名稱時，在我們自以為已透過這個名稱將所有的實體歐洲都包納 進來時，我們必須小心地意識到，這個名稱不但包含我們已經認識（或自以為認 識）的歐洲，也包含了我們尚不能認識、尚面貌不明的歐洲。因此，德希達認為 要探問的是：這些我們尚不能認識、尚面貌不明的歐洲像什麼？它與我們所能認 知到的歐洲有何差異？而它不像我們想像中的歐洲的部份，是否在未來可能成為 歐洲的一部分？因此，德希達認為我們應該帶著希望、恐懼及顫抖來探問「歐洲 是什麼」這個問題，因為這種希望、恐懼及顫抖代表著我們要考慮到的各種具體 歐洲現象，例如：仇外的罪行、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宗教或國族的狂熱主義 等等，而且我們還必須意識到，這些醜陋的現象，其實是與「許諾」的精神混合 在一起的，醜惡的歷史事件常常是出於美善的初衷(6)。

德希達這種同時考慮部份與整體的觀點，指向主體認同的複雜層次，當我們 思及主體、自我時，免不了要同時思及「他者」，然而根據德希達的解構主義理 論，自我與他者並非單純的二元對立，德希達指出更複雜的層次：自我中包含的 他者和他者中包含的自我，這意謂著主體認同必須經歷黑格爾式的三層辯證：在 己（in itself）、對己（for itself）、在己與對己（in and for itself）。德希達說：

「歐洲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陸岬（headland）或一個航向（heading），這 個航向總是給予它自己那種精神頂點的代表或形象，並同時將之視為一種 計畫、任務或無限的──也就是普世的──概念，一如記憶中，它收集、

積累自己、把所有資本放置到自己身上、在自己和對自己資本化」

（capitalizes upon itself, in and for itself）(24)。

德希達在這裡引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概念，說明認同必須經過的三個層次。所謂 在己（in itself），出自康德用以解釋「自然」、「天造地設」時所提出的概念，

根據牟宗三的解釋，在己指的是「物自身」，也就是「物之在其自己」，但這個

「物自身」跟現象本身是不一樣的，物自身不是現象，牟宗三說：

「就粉筆這個現象說粉筆自身。其他如說人本身，桌子本身等等；於任何 現象，『本身』這個字樣都可加上去。那麼這樣雖然加上本身還是個現象，

現象本身就是客觀地說這現象自己。但是『物之在其自己』其意思就不同，

它不能當現象看，它永遠不是現象……說『in-itself』是說物之純粹在其 自己與任何其他東西不發生關係，與任何人與我也不發生關係」(171)。

「在己」是黑格爾三段辯證法預設的底據，是一個「絕對存有」(172)，「是一 個東西絕對地內縮內斂於其自己」(173)，在這個層次考慮自我認同，如同在問：

「我是什麼？」只問我，而不問他者，只考慮自己以內的東西，在這個階段，沒 有他者的映照，然而，因為缺少對外的關係，這樣的自我終究是無法顯現的，因 此便必須進入到下一個層次──對己（for itself）。在對己的層次，意謂著考慮 一物先考慮此物和其他物的關係，如同在問：「我對他者而言，是什麼？」。因 此，牟宗三認為，「for itself」的「for」必須譯為「對」，而不是「為」，因為

「for itself」意謂著把自己當成對象，有一個相對的意思，然而，當一個主體把 自己當作對象，就產生了分裂。牟宗三說：

「它對其自己是把它自己當作對象。我可以把我自己推出去作為主體我所 默想或所觀察的對象。這時候其自己內部有個分裂，即有 subject-object 之分裂，一有此分裂，一有能所之對立，就有所顯，有所顯就轉成現象」

(172)。

從在己到對己，從只考慮自己到把自己當作他者來考慮，在一層意義上，「自我」

顯現了出來，在另一層意義上，也可以表示「否定自己本身，只考慮自己對他者 的用處」，經歷了第一次的否定。而到了「in and for itself」的層次，又再經歷 第二次的否定：否定自己對他者的用處，再考慮自己本身。經歷了雙重否定之後，

最後在辯證法第三階段「在己與對己」的層次所建立的認同，對自己的肯定已包 含了前面的兩層否定。這就是德希達認為反思歐洲認同時，必須經歷的三個層 次。具體來說，德希達想問的是：「是否應否定其他文明，才能肯定歐洲自己的 文明？」、「是否應該拋棄歐洲本身中不適合的特質？（而這種排他性可能造成 反猶太、反吉普賽的思想）」、「在肯定自己的同時，是否自己自身中的他者？」

唯有考慮到這些複雜的層次，才能真正反省歐洲的認同問題。以這樣的立場反思 後，德希達提出的結論是，歐洲必須維持自我認同的開放性，而非封閉的。然而 在此同時，也不能拋棄「歐洲認同」這種指稱，否則歐洲作為一個問題就消失了，

但在持續使用、思考「歐洲認同」時，必須包含同一性（identity）和差異（difference）

兩部份(38-9)。也就是說，在思考自身之同一性時，不忘自身與他者之差異，而 在思考自我與他者的差異時，又同時保持自我之同一性。因此，在將歐洲視為地 理上大陸之「突出點」（advanced point）而尋求歐洲文明的推進（advance）時，

也必須注意到「突出點同時是開始也是結束，且它也被分裂為開始和結束，它也 是事件從此和在此所發生的場所」(25)。在這個意義上，把歐洲當作是一個歷史 事件的總和、結果，同時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所，意謂著包含了改變以及發展的 各種可能。於是，德希達這篇名為「另一個航向」（"The Other Heading"）的文章，

可以說包含了三種思考：一、另一種推進（the other heading）：還是在推進，只 是用另一種方法推進；二、推進之外的另一種可能（the other of the heading）：

質疑是否要推進；三、他者的推進（heading of the other）(23-4)。在這三層 意義上，重新思考推進以及推進以外的各種可能。

德希達指出自我認同所經歷的三層辯證，必須包涵思考自我中包涵的他者，

與他者中包涵的自我，於此就破除了二元對立的位階，因為對立的二元之優劣是 絕對不可互相重疊的屬性，而德希達這篇文章揭露了在主體性的建立、同一性的 取得過程中，原本就經歷了不斷地異與同的辯證，在考慮自我為何者時，也同時 考慮他者與自我的共同之處，進而排除之以達到自我內在的統一性，因此這個同 一性並非是穩固的，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事實上是不斷處於變動中的，那麼，所有 藉差異、位階以操弄認同的權力壓迫，也都是可以重新審視的。德希達對邏各斯 中心主義與二元對立思維的批判，啟發了女性主義者的思考，女性主義者認為，

父權制所體現的正是邏各斯中心主義與二元對立思維交相作用的典型代表：突出 陽性價值、壓抑陰性價值，再經由把陽性價值等同於生物上的男性，確立男性的 優勢地位，因此女性只能是男性的「他者」（Other），是由「非男性」的一切所 定義。德希達對二元對立邏輯、同一性認同的解構，被女性主義吸收後，發展出 法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對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消解）、陰性書寫等理論，讓女性 重新成為發聲的主體(唐荷 107-8)。

第四節 小結：童話、二元對立、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

傳統的童話中充滿各種二元對立的關係，諸如正／邪、美／醜、文明／原始、

教化／自然……等等，種種的二元對立組成了傳統童話的父權價值觀。在這種二 元論的邏輯當中，以其中一方為主宰，另一方則為從屬，對立的兩方特質互不重 疊、互相排斥，且主宰方永遠優於從屬方，含有階級化的意義。而傳統童話中的 兩性關係，也是二元論的產物，就如同安德雷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

《我們的血：關於性政治的預言和論述》（Our Blood: Prophesies and Discourses on Sexual Politics, 1982 P.55）中所說的：

教誨簡單明瞭，我輩領會深刻－－男人和女人是絕對的對立體。英勇的王 子絕不能同灰姑娘、或白雪公主，或睡美人等女人廝混在一起。這樣的女 子不可能有王子那樣的作為，更談不上能比他幹得出色。

他站著，她躺著。他醒者，她睡著。

他主動，她被動。

如果一旦發覺她站著或醒者，或主動，那麼，她就是個邪惡的女人，就必 須消滅(轉引自張中載 39-40)。

傳統童話如此藉由鮮明的二元對立帶出藉以鞏固父權統治的教化意涵，在傳統童 話中，權力位階的結構是穩固的，始終固定在一方壓制另外一方，不曾流動。然 而，隨著時代的演變，當政治上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被推翻、經濟上自由主義市 場造成中產階級的崛起，過去在二元對立的邏輯下佔據統治者一方的權力與地位 也開始鬆動，正如顧燕翎引介自由女性主義時所言：「十八世紀歐洲的女性主義 者因為新資產階級男人反抗君權的啟發而開始質疑男權的神聖性」(ix)，政治上 的革命力量始終朝向佔據權力優勢的一方作用，於是，過去處於權力弱勢位置的 女性開始質疑男性的權威，從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念開始發 展，女性主義分支、變化為許多派別，各種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思潮流播到文學 界，促成各種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使批評家與作者重新思考文學與社會中的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