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修辭批評──類型批評的回應

《左傳》外交辭令是屬於外交事件，且《左傳》又有史書性質，因此外交辭 令可歸類為亞里斯多德提到的「議事」論述類型，言談內容和政治事務有關，處 理的是未來的決策事件，影響的是決策的權宜判斷。

對從事外交辭令的行人而言，「議事論述」無非是希望能改變某些決策，讓交 際對象了解事件的利弊得失，因此使用說服和討論來解決問題，以期達到權宜的 目的。

以實質形式而言，討論的面向在於特定情境下的「說什麼」或「做什麼」，因 此本文簡單將外交辭令區分為強勢與弱勢兩方。以國家而言，強勢通常是較大的 國家如晉國、楚國、秦國，弱勢通常是較小的國家如魯國、鄭國、宋國；以身分 而言，強勢指的是聆聽訴求的人，弱勢指的是有求於他人的人。

就整體辭令而論，弱勢方面對受損的權益，首要條件便是先遣使交際。交際 的目的為的都是「自我辯護」，因此辭令的內容無論是旨在說服交際對象改變決 策，或是旨在宣稱某一件事而為其行為找合理的藉口，就達成這些目標的辭令而 論，實質內容皆是以辯護組成。歸納外交辭令，可分成兩種類型，一是不言己意 而言他利弊，例如燭之武退秦師、楚子問鼎王孫滿對；二是使用文化制約，例如 僖公十五年晉陰飴甥與秦伯之會，即是抓住對方想稱霸的心理提出霸主應有的德 性而巧妙制衡。

在影響外交辭令的修辭策略中，交際者因素裡的三種訴求可視為辭令的表現 方式及人格特質的展現。以理性訴求為大宗，品格訴求其次，感性訴求居末，代 表了以理說之而加以佐證，是春秋社會普遍接受的論述形式，高成功率、高使用 率也意味著當代社會對言說「有理性」和對「善辯」的重視。

品格訴求的回應結果較為極端，使用得當有時能有超越交際目的的意外回 報，如襄公十四年晉士鞅奔秦後與秦景公的對話；使用失當則會引起交際破裂，

如襄公二十七、二十八年的齊國慶封不答賦，造成這種較極端的現象和春秋時代 對於「禮的破壞」以及貴族自覺對「禮的維護」相關，因為肱股周代的禮樂日漸 缺乏失衡，是以在正式的社交場合表現出來行為的便是更加強調的矛盾，反映在 辭令上便相對極端。

感性訴求的使用較少，也和外交辭令是屬於政治性的議事類型相關。情感上 的動搖無直接證據，在當時「能言善辯」的理性陳述背景下，感性訴求也相對顯 得偏向輔助性質。

在外交辭令的組織編排上，「友好關係」被廣泛的使用，作為論述的起點或論 述的穿插，目的是讓交際雙方先取得一段對事實的同意，而有助於論述的開展。

並且，而隨著春秋末世，「社會權力」也常伴隨著外交辭令影響著決策，例如哀公 七年吳國向魯國徵百牢之事，就可看出文化的制約在此時期漸漸失去制衡，而由 權力所取代。

對於「事實」的呈現方面，由於外交使者在交際陳述時，若面對的是決策權 宜的問題，因此在事實的揀選上，對於己方真正的目的通常是放置於論述的最末 或避而不談，而言交際對象可能忽略的真實層面，目的在於給交際對象新的立基 點而重新思考決策的利弊，這也意味著交際者在外交辭令中面對爭議點的問題，

是用「消弭」或「取代」的方式處理之，進而化解雙方歧見。

修辭學有助於分析話語的活動型態，特別是帶有高目的性質的外交辭令。用 修辭學的批評方法、類型分析等可將外交辭令的交際活動分為若干層面，觀察修 辭策略的走向，有助於重建當時的社會形勢、文化情境，是以，修辭批評也記錄 了社會的變遷和模擬，藉以還原當代的價值觀傾向。

三、 《左傳》外交辭令在修辭學上的意義

修辭分析的目的不在於獲得唯一的解釋，而是判斷某項陳述可能的理由、反 映的問題、明顯或隱藏的現象，並就有限的文本推測其考量，提供真理的另一種 視角。在《左傳》外交辭令中，行人的工作是交際、說服或被說服，從修辭檢視 的角度可幫助了解辭令編排、策略「之所以然」的部份，也可將外交辭令的往來 活動視為一種文化的實踐，提供多元的詮釋觀點，有助於了解先秦語言的運用方 式、呈現偏好，從中展現了外交辭令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理想、淑世典範和文化價 值，也標誌著春秋信義禮樂精神的底蘊。

本文的研究是以外交辭令為主體探討春秋時代言說的特色與風氣，但在研究 過程中也發現外交辭令只是春秋時期總體言說走向的一部分，它是屬於「對外」

的辭令，尚有大半未及討論的「對內」辭令，指的是國內君臣間的言論，因為其

「對內」的性質，而呈現和外交辭令不同的言說傾向。

事實上，國際間外交辭令所呈現的觀點也只是基於國家利益之立場的「對外」

說法，重視的是交際者的人格特質，面對衝突時用語言本身來處理「爭議點」，所 呈現的多半是國際形勢的分析以及文化觀感的制約，相較於國內君臣應答的辭 令，前者的說服程度強烈許多。然而，後者因為是君臣勸諫或執政大夫之間彼此 的討論，交際雙方的衝突並不緊張，因此辭令的說服程度雖無外交辭令的表現上 來得尖銳而富有張力，但在思想的體現、價值的張揚、文化的理據等層面表現也 相對豐富許多。同一個環境，對同一事件卻有不同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不見得 是衝突的，但從修辭學的分析來看，何以第一序揀選某些觀念或事實呈現在辭令

中，也是值得探討的部份。進一步也連帶引發相關外交問題：這些價值的排列、

揀選，和外交辭令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從對內辭令所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其國家哪 些政策取向或外交行為？並且，這些細節對於春秋重視言說的現象而言又代表什 麼意義？如果說對外的外交辭令交際成功與否，重視的是善於言說的人格特質、

言外之意的開展等，衝突與威脅愈重大，辭令愈委婉有理，那對內的說服要素所 重視的又是哪些層面？探討對內辭令的走向，也意味著進一步探討衝突不明顯、

不直接、不強烈的情況，少了國家存亡的重大威脅，說服的要素又將以何者為重？

辭令的編排又將如何呈現？

另外，修辭學中的圖門理論也有助於分析論辯要素。史帝芬‧圖門（Stephen Toulmin）提出了「論述、保證、宣稱」三大要素，並由「支持、修飾、駁斥」三 個輔助性要素來強化完整的論點，論辯結構的分析可以檢視《左傳》辭令語言的 完整性，即便辭令缺乏某些論辯項目，也可以從不斷地修飾、駁斥中了解言說者 說服的意義及內在的思想。並且，圖門在《Human Understanding》一書中所提到 關於「概念改變的演化模式」之理論，可以解釋春秋社會言辭某些思想概念的發 明及發展。這項概念評估離不開人類發展的歷史及文化背景，需要視情境脈絡而 定，所以它可以是客觀的，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維持著中立的分析。是以，

也可以用此理論分析春秋各主要國家整體的辭令走向，必能使春秋時言說技巧中 的各種實踐成果有更整全的理路，也能更深刻了解春秋時代言說的博雅風華。

參考文獻

說明：本處參考文獻分成古籍和近人著作，古籍部份按經、使、子、集分類，順 序按年代編排；近人著作則按照姓氏筆劃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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