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為中心的文化訴求

「德」和「禮」一樣，都是春秋文化下的普世價值。周代以「天命靡常」作 為武王伐紂政權移轉的合理性，因此提出「敬德」的思想，將殷尚鬼的風氣轉化 為周尚文，開啟了人文化成的時代。於是這以德為本的文化配合禮樂制度，就形 成了維繫周代秩序的支柱，用「禮」加深「德」的合理性。即使東周後禮的盛況 不復存，「德」依然是約束霸主最好的武器，因為要使人投降很簡單，要服人心以 得擁戴卻很難。再加上天命靡常的觀念，榮祿會移轉，沒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 諸侯間都以「德」為警醒和指標。爭強不能總是訴諸武力，爭霸需要其他國家的 認同，因此，弱小國家便以「德」為號召，在不合理的事實上以德約束，達到交 際目的。

「德」在國際間的觀感可以僖公九年宰孔與晉獻公的對話為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 勤於行。」晉侯乃還。（327－328 頁）

宰孔以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為由向晉獻公言不必參加盟會，舉出了齊國向北、

東、西征伐的例子。然而，晉侯也因為這樣便回國去，「不務德」是當時價值觀中 普遍不能接受的行為，也許上未者自己未必做得到，卻都如此要求他人。

關於文化來源與論辯核心價值高低，可以從僖公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看出 來，秦伯一開始問晉國的狀況，陰飴甥言「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兩種國內不同

的意見，引發了秦伯的好奇：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

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366－367 頁）

從這項辭令可看出陰飴甥一開始是以「德」先言，再言「刑」，最後言「霸」，顯 示出了不同的論辯來源代表的是價值順序的高低，「霸」往往是放在德和禮的文化 訴求都到位時才談，但也正因為德和禮不斷地被強調，而顯示出其缺乏。

另外，宣公十五晉解揚與楚莊王的對話可看出由「信義」組成的品德對於身 為使臣的意義：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 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759－760 頁）

楚囚解揚而厚賄之，使反晉君之言。而後楚子站在君臣角度看這件事責備之，解 揚站在晉之人臣的角度看這件事，提出了「制命為義，承命為信」、「義無二信，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解讀視角，而順著 解揚的角度，楚子亦知理虧，可見信、義為當時重要的社會文化，屬於品格教育 的一部分，讓想要當霸主的楚莊王不能不從，也意味著楚莊王亦認為解揚的作法 是值得嘉許的人臣典範，敬重這樣不辱君命的人格，最後乃舍之以歸，這是重視 品德的一種交際反映。

有些外交辭令會以文化為遮掩，使交際的目標變不明顯，或讓交際對象感覺 不到其真正目的，以襄公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子西言輕幣為例：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

以告宣子，曰：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 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宣子說，乃輕幣。（1089－1090 頁）

一開始的言語陳述「四鄰諸侯，不文令德，而聞重幣」，就已經給晉本末倒置的行 為提出了指責和反思的空間；再來，從晉的角度切入，言聚財會使諸侯或晉國人 民有貳心，「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家壞」，直指晉之昏昧，並且提出解決 之道：「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帶來的樂可以為《詩經》說 的「邦家之基」，以至於遠至邇安。最後分析晉對外的名聲想要「子實生我」，還 是「子浚我以生」，難道不要「子實生我」嗎？這也間接把晉的立場推到了「子實 生我」上，而要達成這目標，就只缺「德」；最後，子產用一個象有齒的譬喻來警 示范宣子「焚其身，賄也」，這樣的語氣更接近恐嚇，但是子產全部都是用晉的立 場來說，似乎徹頭徹尾的為晉著想，並提出了晉可能的下場來警惕。全篇以「德」

為主線的說服帶有強烈的警示性，預示了一個晉若不從，無論如何都沒有方法走 下去的情境。

子產無論是言語壓迫還是言語內容本身都成功的抓到晉的核心，因此宣子 說，「乃輕幣」無疑是個明智之舉，至少不會讓晉的名聲落人口實，在當時諸侯間，

名聲應該是重要的稱霸條件之一，關係著諸侯民心的向背，又由於名聲的好壞是 建立在「立德」上，而立德又是可以使之不朽的最重要條件，亦是當時使小國順 服的關鍵，故以晉這樣的大國，更要捍衛名聲乃至於捍衛霸主之名，子產就是抓 住了這點，每一點都切中了晉的需求。而子產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晉輕 幣，這個目標在其外交辭令中較其他因素顯得隱晦些，掩藏在文化訴求的背景之 後。此篇是很典型的因為雙方需求有各自立場而形成看似衝突的協商空間，然則 子產卻能深入對方立場，亦能使論點對己方有力，用「德」來約束「霸」，成功的 把握了讓晉妥協的說服關鍵。

最後，《左傳》以德為言說的文化核心，還可以從襄公三十一年子產壞晉館垣 見證之：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 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 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

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

「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 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1186－1189 頁）

壞館垣後面對士文伯的責讓，子產從幾點去駁之：先敘來晉之誠，卻逢「執事不 閒」，卻不獲命，又「未知見時」，鄭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實為兩難；再則，

敘晉文公為盟主時，「館如公寢，庫廄繕修」，而文公則公室卑庳，是薄己以厚賓 客，且百官各司其事，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最後「賓至如歸，無寧葘患，不 畏寇盜，亦不患燥溼」，這幾句深刻點出今昔對比，也說明了毀館垣之因，從歷史 的面向來看，今不如昔，遠非昔日霸主晉文公的待客之道；從社交面向來看，晉 君並未使賓客安心，且接見無時，說明了晉君的怠慢；從國家面向來看，晉的需 索無時，使鄭不敢寧居，悉賦來會，指出這一切的源頭都是始於晉君。接見無時，

使鄭深陷兩難。從這幾點來看，鄭為了不加重其罪，只好毀館垣以自保，並說明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句句皆有條有理，用言辭和行為指控晉的失當。

子產義正而不屈，辭嚴而不激，使趙文子反省「我實不德」，厚其宴好而歸之。

子產字字句句無提及「德」，卻也字字句句顯示著晉的失德，從「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到「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可見晉國無禮的索求與怠慢，對比當年晉文公更是天差地遠，如果不是因

子產字字句句無提及「德」，卻也字字句句顯示著晉的失德，從「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到「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可見晉國無禮的索求與怠慢，對比當年晉文公更是天差地遠，如果不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