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要探討的是關於《左傳》外交辭令中的「說服」以及經由「說服」風 氣所呈現的文化現象，因此將運用修辭學的理論切入《左傳》的外交辭令，除對 辭令的成敗做分析之外，也將對照出春秋時期士階層或貴族階層的中心思想，和 相對的文化背景，由外交辭令的說服見其社會觀點。
一、 外交辭令之揀選範圍
依《左傳》外交辭令的類型而分，大約可分為雅言與書信二種。
雅言又可分為對話與賦詩，在春秋時期，因為諸侯林立，各國用語無法統一，
因此「周王室開始逐漸推行自己所用的語言，使其成為幫國交流的通用語言。」29 在此時，因王室中衰而諸侯爭霸，各諸侯間的朝聘盟會來往密切，基於「語言能 通用於各國」的基礎，便發展出了以禮樂教化為基礎的通用語言。
對話指一般交際對話、君臣應答，在雅言系統中對話常常法先王之言，即引 用《詩》、《書》等典籍以表徵己意，逐漸形成以《詩》、《書》代言的表現形式。
然而，因為「詩言志，歌詠言」，所以也出現了賦詩言志的現象，不表達己意而賦 一或數句詩作說明，應答者也須以詩作答，賦詩是春秋時期普遍的風尚和準則，
隨著士階層的興起而成為春秋辭令的一大特色。至於書信，則為各國使臣間以書 面的方式表授己意的形式之一。
本文著重的辭令以外交辭令為主要對象，因此所選的辭令必須是國際間的對 話，並且言談間須帶有特定目的。非例行朝聘、一般盟會誓詞、一般對話30、單純 友好往來的賦詩答禮或某些特定爭訟等，雖為外交辭令中的一環，然這些辭令幾 乎無特定目標，往往與交際結果無關，對交際雙方無明確影響性，以修辭學的角 度分析不具有效成果，故這些面向的辭令非本文主要的分析素材，於文中不討論 其交際成果，將其放入文末附錄，視為一國辭令走向之參考資料的一部分，一併 檢閱之。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外交辭令，主要是以史料的呈現歸納說服元素，意指從言說者
29 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初版，頁 16。
30 「一般對話」指的是交際者之間的來言的談內容為一般閒談，不涉及帶有國家利益之要求，如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公孫僑與晉臣叔向之對話即為一般對話。
的背景因素、交際者的人格特質、情境、社會文化因素等，觀察其在交際中的影 響和在春秋時代中所標誌的意義，由此而評估效果，可將辭令交際結果劃分為
「成、敗」，以及「無特定說服目的」等三部份，有說服結果的外交辭令較具代表 性，故以此為本文主要探討之文本。其次，分別由這些說服因素討論，歸納出它 們在特定時期裡代表的某些意義，最後經由「修辭批評理論」，31由外交辭令說服 的走向歸結春秋社會外交辭令的主要風格。
修辭學（Rhetoric）最早大約在西元前四世紀左右就已發達，因為「古希臘認 為，修辭應成為一門學科，且被接納為教育的一部分，特別是在那些民主導向的 城市裡，修辭對社區活動而言具有實用價值。」32因此希臘人開始將公眾演講的理 論及實踐取名為修辭學（rhetoric, rhetorike）。修辭學一開始是為了城邦（polis）服 務，目的在推動政治措施或增進政治力量，為社會發展而努力。修辭學最大的作 用在於促進希臘公民（自由公民）語言藝術的教育。對內，它使公共議題能更確 切的用言語表達；對外，經由辯論與說服來統馭其他國家。因此在西方的社會，
交際語言很早就被廣泛應用並且深植於希臘的文化教育中。
修辭學是一門關心「語言」的學問，是處理「言說的藝術」（the art of speaking）
或「說服的藝術」（the art of persuasion），著重點在於話語使用的藝術及實際所能 達成的功效，具有因時因地制宜的特色。本文之所以選擇用修辭學的方法分析《左 傳》文本，主因是因為修辭所關照的是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對象使用語言文字溝通 表意的能力，修辭超越辯證與科學，與真實生活發生密切關聯，與文化有無可分 割的聯繫。它代表的是文化中被視為不朽的價值，而修辭行為正是這種價值的實 踐。同時，因為修辭的情境考量與受眾（audience）密切相關，「一個誠實的語藝 者（即本文所說的修辭者、言說者）會考量兩件事：從理想與道德的觀點考量事 物應如何的問題，以及考量觀眾所處的情境。」33由此觀點探究《左傳》的外交辭 令之使用，也許更能了解春秋時代的語言現象、語言所呈現的文化價值，以及言 語在特定情境交際時該如何揀選「真實」的面貌，和這「揀選後呈現的事實」所 代表的意義。在不同演說場合、不同受眾不同目的的情況下，言語總是被賦予高 度的修飾，而在動盪的春秋時代裡，使用語言最傑出的人往往是擔任國家使節、
使者的重要角色，所以修辭學可以深度的理解語言，剖析語言如何被最有效的使 用。並且，以修辭批評理論批判之，可見春秋時期整體的修辭走向，因此，竊以 為可以「修辭學」為輔，探討辭令中關於「說服」與「受眾」的關係，並進一步 呈現當時的文化觀點，歸納影響言說的社會文化因素，觀察春秋時交際者如何適
31 修辭批評是指對「企圖影響他人的論述」做批評分析，它是個修辭觀點的分析，關心言說者的 論述如何具有說服力、吸引力，以及這些論述呈現言說者的價值觀。它可以分析某些論述是否成立，
也可以就論述的分析結果歸納出結論，觀察文本的分析能幫助吾人了解哪些事，以及是否能了解類 似情境之下的修辭行為代表的意義。此部分觀點參考自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
五南出版社，2000 年，頁 6、7、11。
32 Richard Leo Enos, Greek Rhetoric before Arisrorle, (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1993 ), ix.
33 Weav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of rhetoric to the audience reality in Language is Sermonic, pp. 206-08, 211. 中文翻譯引自林靜伶譯：《當代語藝觀點》，台北：五南出版社，1996 年，頁 47。
當地揀選正確的說服語言，並分析外交辭令所代表的文化現象。
對修辭學而言，「修辭」無所不在，意指只要有訊息傳達，無論訊息中是否存 有特定目標、結果是否為蓄意，說服都涵蓋在其中。在言語交際中充分的發揮言 語的最大效益、適宜地表達內在情感、因時因地調整訊息內容等都是修辭學所關 注的問題。然而，言語是根據哪些準則調整？言說者的訴求使用哪種成分包裝能 使交際對象也欣然同意？這便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重視話語的實用性以及實踐
──受眾（交際對象）接受與否的關鍵很多時候並不在於言者的滔滔雄辯或條條 有理頭頭是道，而是取決於對言者所表達的文化認同。然而，亦有因為能言善道 而使人妥協的現象，這也反映了某些時候交際者自身的特點對於文化有一定程度 上的制衡，此為本文的討論對象。因此，更廣而論之，修辭學所處理的是整個話 語動態中的流動過程，包含各種公開與否、正式與非正式的交際，以及交際結果 所呈現的思想、價值觀。
將這樣的修辭理論與《左傳》外交辭令對照，不難發現春秋時期的社會與古 希臘羅馬時期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例如：外交頻仍、使節來往密集、國與國之間 既征戰又合作、言論風氣自由開放等，尤其在使節交際的部份，《左傳》內記載了 豐富的外交辭令多達二百三十五則，34辭令豐富多采，內容不外乎國與國之間交際 使命的傳遞，有高度的目的性。而修辭理論多在探討話語如何被適切且有效地使 用，針對言語提出許多文化上的、社會上的、認知上的看法及分析，竊以為這樣 有系統的話語組織結構可以用來作為分析《左傳》外交辭令利弊得失的另一種視 角，檢閱辭令的關鍵細節，歸納辭令的呈現所代表的意義。
其次，社會文化也是影響交際成敗的重要因素，它也包含在修辭學的範疇裡。
社會文化是不斷變遷的社會現象，由於國情各自不同，因此外交辭令成敗的關係 亦會趨向複雜，這樣的複雜組成了春秋外交辭令的面貌。是以，從修辭批評中的
「類型批評」來看，對類似修辭情境下的語言分析，有助於了解論述、回應論述 之間的互動關係，推測論述相似或相異的原因，觀察所透露出的社會真理，了解 這些真理的普遍性及差異性。
因此，本文第三章便是將《左傳》二百三十五條外交辭令整理歸納，分析辭 令的修辭要素，以表格陳列歸類修辭的分析和統計結果，再分別討論這些修辭要 素在外交辭令中代表的涵義，以統計方法分析為輔，進而歸結春秋前後期的辭令 走向。此處著重於語言文字本身以外的影響因素，與交際者、情境、社會文化等 相關。本章所用到的修辭理論包含了亞里斯多德、西塞羅、普若門等些修辭學家 提述過的主張，將這些影響要素分類論之。
第四章則探討修辭的編排原理，著重於語言本身的運用、編排，探究語言所 透露出的側面訊息、不明說的事實、掩蓋的事實、言意之外的價值觀、認知衝突 時的調和等。本章所運用到的理論為西塞羅、普洛門、柏克等修辭學家之觀點，
34 詳見本文後之附表。
和第三章修辭要素相互對照，以此檢視春秋時代語言本身的使用概況。
然而，用西方理論分析中國的重要典籍，雖然是個較新的觀點，但難免會有 適不適切的問題存在。儘管修辭理論的發展五花八門，學派與系統各自有獨到新
然而，用西方理論分析中國的重要典籍，雖然是個較新的觀點，但難免會有 適不適切的問題存在。儘管修辭理論的發展五花八門，學派與系統各自有獨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