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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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討兩岸女性文學與女性文化的歷史脈絡，分別爬梳台、中兩地的歷史 及社會發展軌跡，在此基礎上說明女性文學再起的意義，並且與既有的評論進行 對話，重新釐清七、八○年代兩岸女性文學的傳承系譜，以便為本論文所探討的 主題奠定文學及文化脈絡。此外，本章也初步勾勒當時兩岸女性文學的特色及差 異。
就新時期女性文學而言，經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八○年代中國大陸的 女性文學並非，確切地說，不可能是個具有十分鮮明的「女性」自覺之文學，遑 論是蓄意反抗父權制之下，女性所遭到的一切不平等和壓迫的「女性主義文學」；
事實上，我們如果將之與當時台灣女性文學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八○年代的 中國大陸女性文學基於集體烏托邦衝動、由共同歷史願望所推動的現實性、社會 性之強烈，事實上已經覆蓋遮蔽了，甚或可說極大程度地消解了其女性意識表述 的可能性120。在那特殊的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在長期壓抑禁錮之後的暴發，必然 強烈的衝擊著一切舊有的觀念及意識，文學成為整個時代反思和啟蒙精神的載體。
在思想解放運動與文學中「人」的解放思潮中，女作家們與男性知識份子同樣，
憑藉著個人的歷史經驗的傷痛與反思，呼喚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精神。新時期女 作家所崛起的時代預先決定了她們筆下強烈的政治參意識和憂國憂民意識。
至於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傳承問題，本文則引借戴錦華「無法告別的 19 世紀」
之說進一步地辯證，由於長期的斷絕使然，當時的女作家已經失去了與五四新文 學傳統的直接聯繫，而普遍地藉由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化及文學，「有效地『告別 革命』」，且由此攫取其象徵資本與話語權威。而且，若再考慮到五○年代以降作 為中國大陸文學主流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陰影，故筆者認為，與 其說新時期女性文學乃是對於五四女性文學傳統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繼承與發揮，
不如說是個別女作家在面對「無法告別的 19 世紀」以及新中國建立以來「文學
120 在此方面，新時期知青女作家張抗抗〈我們需要兩個世界〉一文中所說的話值得注意：「嚴格 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森林中尚未長出『婦女文學』這一棵大樹，中國還沒有形成婦女文學的潮 流……因為中國的當代文學中，很少有作家專門去訴說婦女的苦難、單純講述女人的經歷和心理 歷程，或者著重反映婦女某一方面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我的作品中寫過許多女主人公，但如 果把她們統統改換成男性，我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和矛盾衝突在本質上仍然成立。因為我寫得 多是『人』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臨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機。十年內亂中對 人性的摧殘、對人的尊嚴的踐踏、對人個性的禁錮、思想的束縛、一九七八年以來新時期人的精 神解放、價值觀的重新確立……這些對於關係到我們民族、國家興亡的種種焦慮，幾乎吸引了我 的全部注意力，它們在我頭腦中所佔據的位置，遠遠超過了對婦女命運的關心，我這樣講絕對沒 有排斥婦女文學的意思，我只是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作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苦惱還會 是一個相當突出而又迫切有待解決的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婦女的解放不會是一個孤立簡單 的『婦女問題』。當人與人之間都沒有起碼平等的關係時，還有什麼男人與女人的平等？所以我 們如果只是總是站在一個婦女的立場去看待社會，正像中國古詩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那個社會只是平面的和畸形的」(張抗抗 1986, 58–9)。張抗抗儘管表示，以上有 關中國尚未出現「婦女文學」潮流，「這個看法只代表了我個人」(張抗抗 1986, 58)，然則實際 上，她的分析頗為中肯，同時，她對於自己作品的描繪事實上頗適用於絕大多數當時女作家及女 性文學創作，代表了新時期女性文學的重要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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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論」傳統的痛苦遺產時，為找尋自己個人的寫作路線而掙扎與尋求的過程。
換句話說，相對於台灣當時女性文學相當豐富的文學遺產之基礎及環境之穩定
（至少與對岸的情況比較起來便如此），大陸女作家必須先擺脫現實主義鐐銬的 束縛，為文學及創作者爭取獨立於政治及意識型態之外的合法位置，方得以如八
○年代台灣女作家一般，較少受到外界干擾而致力於其特殊的創作計畫。而且，
正因為新時期短短十年內，中國大陸文學所經歷的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歷程，
每位作家的寫作不時處在突變革新的狀態（包括主題及形式），加上共同的歷史 及文化債務與集體的理想主義之衝動仍極大程度上主導了新時期文學的姿態與 具體表現，因此筆者也無法像對於當時（相形之下相當穩定不變的）台灣女作家 的文學創作類似，將接下來第五、六章要進一步討論的五位大陸女作家基於文本 形式及作者創作理想／目的分為兩個清晰的寫實派別，故最後主要從中國大陸特 定的歷史、文化及社會語境著想，就她們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及意識型態折射 將其分為「集體化／共名」（諶容、張潔）及「個人化趨勢」（王安憶、池莉、方 方）之寫作路線，分別加以分析。
本章第二節則將注意力轉向七、八○年代的台灣女性文學及其廣義的歷史與 文化語境，包括其傳承問題。經由李昂、季季於七○年代的寫實轉向及《十一個 女人》小說集所收入的文本來回顧七、八○年代女性文學傳承關係，我們發現，
除非將一部分的當時女作家擱而不談，或刻意著重檢視當時女作家創作的某些面 向（如意識型態佈局、文本所折射的文化屬性等），否則似乎無法將當時女性文 學那樣乾淨俐落地視為「隔代」傳承、「斷層」、或「轉化」。從作品形式及作者 創作理想來看，至少有兩個相當清晰的脈絡出現。一個則是以風格精緻見長、以 作品所產生的美學效果為重而吸引了大多數文壇新手的主觀性寫實風格（除了本 文所分析的蘇偉貞與袁瓊瓊外，另包括蔣曉雲、朱天心、朱天文、蕭麗紅等作家）；
第二個乃是以發揮作品內容所指向的社會關懷為宗旨的較為客觀的社會寫實，除 了離開現代主義陣營轉向寫實路線的作家如季季、李昂等，也包含了一部份社會 關懷濃厚、使命感較強的嶄露頭角的女作家如蕭颯或廖輝英。而且，正是「社會 寫實派」對於某些傳統寫實技法的承襲便暗示了以探索女性身份、兩性關係為題 材且在形式方面基本上守住寫實畛域的女性小說，在六○年代末隨著鄉土文學勢 力日趨增長從未完全中斷，反之，隨著女性問題的日益顯明，女性閱眾愈加增多，
這種文學吸引了更多作家加入陣營，到了七○年代末與新的主觀性寫實流派匯合，
預告了女性文學文藝復興時期的到來。
與當時對岸的女作家類似，台灣女作家也表現出極其鮮明的作者自主性及自 覺性意識，但不同的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女作家對於（大寫的）「人」之呼喚與 肯定，台灣女作家則更將「女人」當作創作中心。她們普遍以引起社會對於婦女 問題的重視為己任，文本中聚焦於女性身份反思和道德倫理定位，甚且透過「作 者型聲音」主動且積極承擔了「女性代言人」的任務，以致於為了普及自己的信 仰而提高女性讀者的性別覺醒，她們也願意犧牲文學技巧之繁複及不以文字潤飾 為念（社會寫實派尤然）。鑑於本章的分析，我們可以初步斷定，她們之所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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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寫實主義而並非其他較為前衛或實驗性的文學手法，確實有其特殊意義，也 再次印證了費斯奇在《超越女性美學》所提到的假設：考慮到當時女作家關心的 問題多半不外於一些迫切的社會及女性議題，加上其為改寫女性生命的故事
（story of women’s lives）所表現出來的努力，那麼她們大多選擇了不強調文本的 文學性及成規層面（literary and conventional dimensions），而更加突顯出文本主 題及內容層面的寫實主義文學，這種抉擇並非屬於偶然(Felski 1989, 79)。
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同樣的提法也頗適用於新時期大陸女性文學，
可以迫使我們了解為何一樣面對身份危機／重組且時代及社會使命感更加強烈 的她們，不像性別角色及權力規範相當穩固的男作家一般熱衷於先鋒、尋根，而 除了少數女作家（殘雪、劉索拉等）之外便不約而同地守住了寫實畛域。只是，
雖同樣「寫實」，兩岸的寫實小說不但在主題（「女人」相對於「大寫的人」）且 形式方面（台灣寫實小說家往往吸取了若干現代主義小說技巧與表現手法，而中 國大陸新時期文學則［至少在八○年代中期之前］經常流露或隱或顯的革命現實 主義文學之影子，及理念大於形象的痕跡）呈現出若干不同之處，其背後的意識 型態及所產生的歷史與文化背景，進一步地促成了兩岸的女性文學儘管在八○年 代都經歷了一個從「現實」到「寫實」的過程，然則其意義卻大為不同。
如果就台灣女性文學而言，「現實」到「寫實」描述的是女作家與所處的社 會之間的互動，即女作家對於女性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懷導致她們在不放棄各
如果就台灣女性文學而言，「現實」到「寫實」描述的是女作家與所處的社 會之間的互動，即女作家對於女性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懷導致她們在不放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