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文研究書目 ...296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緒 緒 緒 緒論 論 論 論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七、八○年代的兩岸文壇同時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以來女作家大量崛起最燦 爛輝煌的局面。同時，翻閱當時兩岸女作家的創作便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不 少同異之處：不僅文學題材時常有所重疊──其中最明顯的主題之一則非愛情莫 屬；而且，兩岸女作家所偏好的表現技巧和寫作手法亦頗為類似。一個相當耐人 尋味的事實則是，相較於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以及鄉土文學極少孕育了女作家，到 了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女作家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她們便以寫實主義為 主流，探討女性社會角色、兩性關係、家庭婚姻等婦女問題。無獨有偶，在中國 大陸提倡尋根文學的主力多是男作家，而反對先鋒派的新寫實文學亦是以女作家 居多。
事實上，不僅新寫實派（池莉、方方、范小青等），被譽為「新時期重要的 文化景觀之一」而「迅速崛起並不斷更新的女作家群」(戴錦華 2007, 24)，除了 少數作者（殘雪、劉索拉等）之外，大多女作家皆以寫實主義為主流，包括戴厚 英、諶容、宗璞、王安憶、張潔、張辛欣、張抗抗等。Michael S. Duke 講到當代 中國（其中國實則包括了中、台、港兩岸三地）女作家之共同特色也認為：「她 們的寫作風格以傳統敘事結構（traditional narrative structures）和社會寫實主義
（social realism）為主要特色。最近一位學者（按：許子東）所講的『社會性文 學／具社會關懷之文學』（social literature）比『實驗性』（experimental）或『探 索性文學』（explorational literature）更足以代表其主流」(Duke 1989, xi) 1。
上述情形則不禁令人追問，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為何是女作家大量湧現 的時期？且為何兩岸的她們幾乎都選擇透過寫實小說，從不同角度探討女性身份、
兩性關係、女性社會角色等婦女問題（台灣），以及成普遍性的歷史及社會問題
1 筆者翻譯，接下來除非特別有所註解，所有英文引錄皆由筆者翻譯而成。此外，必須先加以說 明的是，這裡所講的「社會寫實」（social realism）或「社會文學」（social literature）有別於「社 會主義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後者一般譯為「現實主義」。據馬森所言：「英文的 realism 一字，本來早在五四時代就已譯作『寫實主義』，可十年以後大陸上捨『寫實主義』而通用『現 實主義』一詞，使其含義附上了另一層政治的及社會的意義，與大陸地區以外所說的『寫實主義』
有別」(馬森 1996, 144)。鄭樹森更指出，1932 年瞿秋白編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論文集》首 次將寫實主義改譯為現實主義，並賦予新的意義，「認為馬克斯和恩格斯在文學創作方法上，是 鼓勵『暴露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的現實主義』。二十年代流行的『寫實主義』一詞，不但沒 有任何『革命』意味，在一些名家筆下（如茅盾），甚至和自然主義混為一談。瞿秋白的新譯，
傾向鮮明，立場清楚，也標誌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變」(鄭樹森 1989, 6)。本文因而繼 承了兩位學者的說法將 realism 譯為「寫實主義」，將 social realism 譯為「社會寫實主義」，並將 包含了強烈「革命性」及意識型態因素的 socialist realism 譯為「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寫實主 義」。回到前面，許子東和 Duke 所提及的「社會性文學／具社會關懷之文學」到底為何？Duke 說明：「其目的多半在於反映和評估某些重大且至關重要的當代社會問題，這中間當然包括但不 僅限於女性在中國社會當中所處的位置等女性主義議題，同時，也包含了其他當時重要政治和經 濟問題」(Duke 1989,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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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的確一如 Marie-Laure Ryan 所言，我們透過「最小偏離原則」（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
來理解小說／虛構文本的話，換言之，對讀者而言，所謂「另類世界」（alternative world），也就 是小說／虛構文本（fiction）裡作者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是對照最能夠接近他們所認知的『現 實』來加以重構（[is] reconstrue[d]…as being the closest possible to the reality [they] know）」(Ryan 1980, 403)──而這一點在寫實小說中則最為直接──再加上女性主義批評家對於寫實文學與性 別建構間關係的相關討論，那麼，兩岸女作家，尤其是台灣女作家，在八○年代所關心的作品題 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楊翠 1993)、Women in the New Taiwan:
Gender Role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a Changing Society (Farris, Lee, and Rubinstein 2004)、
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 (D. T. Chang 2009)、以及顧燕翎(Ku 1988; 顧燕翎 1996)、李元真(Lee 1999)、張小虹(張小虹 1996, 109–32)等人的論文。對中國大陸女性主義、婦 女運動的回顧與反省可見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Croll 1995)、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Barlow 2004)、Reconceiving Women's Equality in China: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odels of Sex Equality(Yuan 2005) 、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Hershatter 2007) 、 Once Iron Girls: Essays on Gender by Post-Mao Chinese Literary Women(Wu 2010)等專書及李小江(X. Li 1999)、Tani E. Barlow(Barlow 1994a; Barlow 1994b)、Farris Catherine S.(Farris 2004)等人的論文。鮑家麟等人合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陳三井 2000)則 更集合了海內外婦女史專家，針對晚清至當代中國及台灣婦女運動的發展，進行詳實的研究。此 2004, 386–410)。
5 這種風氣似乎在中國大陸更為顯著。在李小江的鼓勵之下，1989 年同時問世的《遲到的潮流》
10 居在外地（in diaspora）且以中國讀者群為重要對象而寫作的學者，1980 年代的來臨帶動了關鍵 性的轉變：性別議題成為正在進行中的社會辯論（ongoing social debate）中的中心議題……在 1970 年 代 末 期 ， 伴 隨 著對 於毛 澤東 時代 階級 論 標 籤 的 廢 棄 ……人 們開 始使 用 階 級 之 外 的 範 疇
（categories），包括性別，來描寫自己的經驗。性別成為看得見的、聽得見的並充滿了爭議性
（visible, audible, and full of controversy）」(Gilmartin 1994, 9)。
7 孟元的碩士論文以八○年代兩岸女性小說中的女性意識為探討主題，主要研究對象卻僅限於廖 小說的優缺點(呂正惠 1992a)。其另一篇〈戰後海峽兩岸的中國文學發展〉（“Postwar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則針對戰後兩岸文學中寫實主義觀念如何被扭曲 的現象進行了比較指出，在中國大陸寫實主義「被馴服」了且轉變為失去了其批判刀刃的社會主 義寫實主義；至於台灣，呂正惠認為，政治及現代主義影響使然，正統的寫實主義甚而從台灣文 學中消弭淨盡(Lü 1990, 140)。
8 除了數量不算多的單一作家論之學位論文外，將女性文學當做一文學現象分析之且發表於九○
年代的論文當推〈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呂正惠 1992b）、〈台灣女性作家與現代女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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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說〉(范銘如 2002a)、郝譽翔的〈社會、家庭、鄉土──論八○年代台灣女 性小說中的三種『寫實』〉和〈沒有光的所在──論袁瓊瓊和蘇偉貞小說中的『張 腔』〉(郝譽翔 2002)之外，似乎看不到其他專論9。此外，陳述台灣女性文學演變 的論文中，亦極少多花篇幅討論七、八○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
我們或許可以藉由梅家玲的〈性別論述與戰後台灣小說發展〉來說明上述所 謂七、八○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遭到緘默的現象。該論文中，梅家玲交代歷代台 灣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以及其與主流性別論述的關係之後，論文後半部則開 始討論台灣女作家如何在男性文學主流之外另闢蹊徑的若干成就。梅家玲首先肯 定五、六○年代女作家創作，接著簡略提到了女性鄉土小說（《桂花巷》(蕭麗紅
1977)、《泥河》(陳燁 1989)和《鹽田兒女》(蔡素芬 1994)）便直接講到九○年
的《迷園》(李昂 1991)、《行道天涯》(平路 1995)、《百齡箋》(平路 1998)。而 論文中被譽為「原先或被視為『閨秀』文學代表的朱天文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等 女作家」，似乎必須等到《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 1992)、《古都》(朱天心 1997)、
《離開同方》(蘇偉貞 1990a)、《今生緣》(袁瓊瓊 1988a)，「於八○年代以後，［
她們］紛紛介入文化生產、都市論述與國族認同的再造工程」(梅家玲 2004, 23–6)，
方得以走上台灣女性文學史的舞台上。（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外，邱貴芬對於當時女性文學的評價也值得注意。在其較早的論文中，邱 貴芬仍認為八○年代之交的女性文學有其明顯的正面意義：「就女性小說與國家 主義的關係而言，一九八○年前後的『閨秀文學現象』（按：自 1976 年至一九八
○年代中葉的女性文學現象的慣稱）似乎有相當不穩定的意義。一方面呼應主流
（中國）國家想像，但另一方面卻也隱涵顛覆國族主義的顛覆性」，「解放了台灣 文學對大敘述的執著，使得有關女性問題的論述不再臣服於政治之下，頭一次打 破了男性論述中心觀點主控的台灣文學生態」，並促進了後來的女性文學對國族 主義隱藏的父權思考的省思（李昂），以及女性與國族敘述建構的關係的關照（朱 天心）(邱貴芬 1997, 48–9)10。然而，到了其為《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呂正惠 1992c）、〈張愛玲作了祖師奶奶〉(王德威 1993)、〈直道相思了無益──當代台灣女性 小說的覺醒與徬徨〉(張惠娟 1993)、〈從「海派」到「張派」──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落 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王德威 1996a; 王德威 2003a, 248–55)、〈袁瓊瓊與八○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張誦聖 1995; 張誦聖 2001)、〈族 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邱貴芬 1997)。個別論文從反映論批評、文學影響論、
性別角色／女性形象批評、場域理論及女性文學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切入分析，然則對於作品 形式卻較少多加著墨。
9 最近方有劉乃慈〈佔位與區隔──八○年代李昂的作家形象與文學表現〉(劉乃慈 2011)的論文 問世。論文中藉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對於李昂自美國留學返台後與當時文 學場域的互動，包括相對於其他文學主動者（literary agents）李昂如何凸顯出自己的獨特性、累 積資本和建構自己的場域位置等議題進行了探討。作者雖然分析了李昂作品在主題性及美學方面 的演變，然則對於作品形式似乎並未多加注意，故筆者認為仍可由此面向切入，進行更加細緻的 探析。此外，江寶釵主編的《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寶釵 2012)也值得 注意。本論文集所收入的單篇論文亦多半以李昂九○年代以來的作品為分析對象，較少學者論及 其更為早期的文學創作，為本文所說的八○台灣女性文學似乎已經成為台灣批評界所避開的晦暗 地帶提供另一個作證。
10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邱貴芬(199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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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的導論，邱貴芬卻反駁之前的說法，認為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亦即就「以小 搏大」、「以情慾顛覆國族」等觀點來評估當時的女性文學則「失之浮面」：「『閨
所寫的導論，邱貴芬卻反駁之前的說法，認為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亦即就「以小 搏大」、「以情慾顛覆國族」等觀點來評估當時的女性文學則「失之浮面」：「『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