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蕭颯 蕭颯 蕭颯 蕭颯
除了李昂之外，蕭颯是另一位喜歡以有益於發揮「決疑論倫理」思維「個案 研究體」的書寫模式來呈現社會問題的作家之一，如〈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
（1982）、〈失節事件〉（1983）、《少年阿辛》（1984）採取了明顯的個案研究體形 式。此外，〈夜鶯之聲〉（1978）、〈我兒漢生〉（1978）、〈人道〉（1979）、〈小葉〉
（1980）、《霞飛之家》（1980）、《如夢令》（1981）等作品也可以透過「個案研究」
觀點加以解讀分析。我們今天回頭重新觀察蕭颯的小說創作，就會發現一個相當 奇特、且帶有些許弔詭韻味的現象：儘管當下的批評界極少論及其作品，但二、
三十年前蕭颯在當時女作家當中享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地位──相對於其他當 時女作家時常遭到評論家譏貶，認為她們的作品過於瑣碎、浪漫、非真實、缺乏 本質的，故無法提供高一層的普遍教訓與普遍真理，蕭颯的創作基本上是頗受到 批評家的讚賞肯定。例如說，詹宏志講到蕭颯的小說創作乃認為：「作為一個小 說家，蕭颯是最可以看見努力與進步的軌跡的。在民國六十八年以前，蕭颯的作 品已經是時常可見，小說呈現了多面的眾生相，充分顯露她的關心、機智、和才 情。但到了六十七年的『我兒漢生』，蕭颯溫和流利的文字底下突然增添了鋒利 的社會觀察與敏銳的問題探討，她不再只是一位細膩而幽默的小說作家，而是有 意見有看法，願意發生憂心、提出質問的思考者」(詹宏志 1997, 61)；而後面，
詹宏志甚而說到：「在女作家中，像蕭颯這樣，敢於向新題材挑戰（也向自己挑 戰），勇於探入社會現實，能從小說家而逐漸成為深刻的思考者，在國內實不多 見」(詹宏志 1997, 64)。隱地對蕭颯的評價也是相當高：「蕭颯雖然年紀輕輕，
可是一派大家風範，她曾以『我兒漢生』超越年齡的限制，又以『小葉』超越性 別的限制，在小說的世界裡，她已經控制全局，加上文字的駕馭能力也在水準之 上，只要她此生寫小說的心志不改，蕭颯實在是我國未來文壇上十分重要的一位 作家」(隱地 1997, 60)。更何況「這位年輕的蕭颯，創作豐沛，所寫的短篇作品，
每篇皆具特色，正是我（按：司馬中原）樂於向廣大讀者介紹的」(司馬中原 1986, 205)。諸如張系國(張系國 1986; 張系國 1997)、劉紹銘(劉紹銘 1986)、尼洛(尼 洛 1981)、葉石濤(葉石濤 1987)等大師亦都曾給蕭颯的小說創作以相當高的評價 與肯定。
諷刺的是，時至今日，蕭颯不僅沒能成為台灣文壇上「十分重要的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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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評論界以及女性的文學批評家對於蕭颯所提及的亦相當少131，蕭颯過去的 名聲可說已經煙消雲散了。這一點當然與作者不像其他大多數於八○年代所崛起 的女作家一般，到了九○年代繼續寫作而逐漸走向「非寫實」的創作路線，以不 同的姿態介入各種大敘述，並藉由自己的寫作得以參與解嚴後文化與政治生態重 構的莫大事業有關。不過，就七○年代末和整個八○年代而言，蕭颯的確當推重 量級的女作家之一，值得我們對其作品重新加以深究。當時的批評界為何對之如 此推崇？
事實上，從以上引文本身就已經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評論家對蕭颯的讚賞，
除了語言洗鍊而不加雕琢、對於人性以及社會病態觀察入微外，論者特別對於其 相當凸出的社會意識以及作品的批判性隱藏在字裡行間，只是謹守暗喻而不願觸 及明示的分寸表示高度的肯定。例如說，尼洛先生則認為：「蕭颯筆下的自我約 束是十分嚴苛的：沒有作什麼價值評估，也沒有嘆息、沒有嘲弄，只無情的任讀 者藉『如夢令』履踐著社會變異的歷程，探索出社會心靈的隱痛，去各自咀嚼」
(尼洛 1981, i)。尼洛此一評語儘管是針對蕭颯第一本長篇《如夢令》而言，然則，
同樣的句子事實上頗適用於蕭颯其他創作。總之，綜觀各位評論家對於蕭颯的評 價，我們可以說，蕭颯的小說創作基本上符合了傳統寫實主義大多數關鍵成規和 準繩132，而同時又與當時批評界所盛行的主流美學哲學價值觀，即所謂「人生文 學」相互吻合，也無怪乎蕭颯的作品司馬中原等大師是「樂於向廣大讀者介紹 的」。
據楊照所言，「人生文學」的口號乃是「文學反映人生」，而其背後自當蘊含 了「非常強大的『普遍性』（universalistic）傾向」。更具體而言，「人生文學」認 為，「寫實的目的是要反映人生的普遍價值，尤其是人生的光明美好一面的力 量……讀者閱讀寫實小說，重點不是要記得小說裡的哪個人物哪件事，而是要『讀 穿』（read through）文字，領略到超越性的人生意義」。「人生文學」的提倡者，
除了夏志清先生之外，在八○年代另包括齊邦媛、劉紹銘、司馬中原、朱西甯、
尼洛、彭歌、葉石濤、鄭清文等海內外評論家及作家(楊照 1995, 188–9)。此名 單中也包含了上文所列舉的讚揚蕭颯作品的若干批評家和作者，並非屬於偶然。
不過，「人生文學」對於文學反映「人生的光明美好一面的力量」之呼籲與實踐，
實際上在蕭颯早期小說中很少看到。
翻閱《日光夜景》(1977)、《二度蜜月》(蕭颯 1978)或稍後問世的《我兒漢 生》(1981)中所收入的小說，讀者最直接的感覺恐怕是「人生的光明美好一面的 力量」到了以金錢掛帥、人類意識由金錢所主宰的七○年代似乎已經逐漸消失不 見133。早在這些小說中，蕭颯已經給七○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結構和經濟型態
131 除了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年代女性小說〉以及郝譽翔〈社會、家庭、鄉土──論 八○年代台灣女性小說中的「三種」寫實〉都以部份篇幅討論其作品外，極少看到文學評論家（男 女皆是）從純粹文學批評的角度對於蕭颯的作品進行討論或分析。
132 葉石濤也曾經說道：「蕭颯是八十年代輩出的女作家中最早確立寫實主義風格的佼佼者」(葉 石濤 1987)。
133 林依潔討論蕭颯早期的作品就已經留意到《日光夜景》、《二度蜜月》中所收集的小說，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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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新變貌的台北人──以中產階級的男女，如電影業工作者、出版工作者、記 者、老師、小商人等居多──以狠心冷酷的對照。師範體系畢業、擔任國小教員 的她，尤其對於人與人之間愈來愈隔閡、寂寞和沒有根的恐懼，男女老少之間愈 來愈重利輕情、人際關係充滿了功利主義而傳統道德和價值觀被商業社會紛紛毀 壞等情形，在她的小說中皆留下了相當細緻的記錄。誠如劉紹銘所言，「蕭颯的 小說多見隨社會的『波』而流的人物」（或叫做「經濟人」(192)），「少見執著性 的價值選擇」(劉紹銘 1986, 208)──套句蕭颯自己的話：「雖然不是壞人，但離 好人也尚有一段距離」(蕭颯 1987a, 85)。也無怪乎，蕭颯對於這些人、事的如實 冷酷的描繪令不少提倡「人生文學」的評論家不寒而慄，對於台灣社會的當下處 境與未來展望不禁深發感嘆134。
事實上，不僅評論家，蕭颯自己似乎也意識到了早期的小說中「幾乎沒有塑 造一個快樂的人」(齊邦媛 1990, 134)，因此在她之後的作品中，她雖然繼續揭 露台灣社會的病癥與醜態，且將關心觸角從中產階級生活環境及心態中更延伸到 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但對於人類互信、互助天性卻不願或不敢像過去表現得如 此悲觀無望。換言之，儘管這些作品（如〈小葉〉、《少年阿辛》等等）不時給予 人以自然主義之感──蕭颯毫無迴避地描寫小說人物對於富裕社會物質條件的 嚮往乃至於嫉妒以及她／他們所處的生活環境的各種匱乏（包括物質和精神），
然而，小說中作者同時卻往往對於人性、人的道德、人情留下了些許希望135。如 論者所經常指出，〈小葉〉中莉莉雖然平常小氣守財，等到小葉試圖自殺後，她 卻自動給小葉和智原借了一萬塊台幣去應付小葉的醫療費，而且並「不指望［他 們］還呢」(蕭颯 1986a, 52)。再譬如，《少年阿辛》中阿辛房東老林雖然看起來 刻薄無情，對自己的女兒卻全心照顧：「老林是軍隊退下來的，現在每個月有點 終身俸在領，聽說沒多少錢，還得靠他沒事樓下轉轉，拾些人家不要的破東西賣 賣，或是幫人作些什麼零工，才夠過日子。不過你不要看他自己每天那麼一條灰 爛褲子，不知道哪兒撿的破西裝上衣還有好幾處破洞，女兒林小珍卻吃好的、穿 名命題中，似乎已經暗示了作品中「人物穿過文明隧道時，是必然要表現出顢頇與無奈的」訊息。
林依潔認為：「我們並不強作解人，然而，作者在『日光夜景』與『二度蜜月』，各單篇的命名裡，
是否即已宣洩了這種頹廢的男女情節而不自覺？諸如日光夜景中各篇：『明天，又是個星期天』
──寫一種絕望無名的期待。『盛夏之末』──表現激情的夢魘之後一陣虛軟。『葉落』──葉培 芳由於不安份而自陷泥沼。『戰敗者』──靜槙與戴修年，既無法衝破圍城，卻也不願認命。『日 光夜景』──廖明美只有從電影中才能相信生命的燦爛。『水月緣』──水中之月，徒現幸福的 幻影。至於二度蜜月中的『臨時演員』、『浮光鏡影』、『最後的桂園』、『尷尬』及『意外』等篇，
作者由篇名命題中，即已攫掠了人世的荒涼與單薄無助」(林依潔 1981, 158)。
134 譬如說，讀完了《我兒漢生》小說集，呂昱則下了如下結論：「綜觀蕭颯的人物造型，愈是迫 近於真實，他們的道德理念就愈薄弱；他們背德忘義，趨炎附勢的行為就愈要令人疵議」(呂昱 1981, 63)。而到了劉紹銘筆下甚而表示：「蕭颯的人物就少了［像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小說中少數信仰薄弱卻勇於「做出一些為上帝證道的事」的人物］這種『出人意表』的心靈活動。
這是不是表示她小說的道德世界，已無條件向世俗投降？她的人物對名繮利鎖的引誘，全無招架 之功？我個人希望她將來的作品中出現一些異數」(劉紹銘 1986, 211–2)。
這是不是表示她小說的道德世界，已無條件向世俗投降？她的人物對名繮利鎖的引誘，全無招架 之功？我個人希望她將來的作品中出現一些異數」(劉紹銘 1986, 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