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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第二

第二章 章 章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 章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 脈絡

脈絡 脈絡 脈絡

想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化包括其文學,我們務必注意此一時代的特殊歷史與 文化背景,方能夠對於在此背景下所產生的文本提出較為圓滿的解釋和較為公允 的評價。而如果說就台灣文學而言,對於廣義社會及文化語境的關注引導我們注 意當時女性文學較未受矚目的面向──這裡既包括了當時女性小說與作者身處 的社會互結互陳,而脈息相通的特質,又牽涉到與前者有著緊密關係的當時女作 家群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自覺性;就新時期的中國大陸(女性)文學而言,這一 個提法更顯得意義重大。換句話說,若忽略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極其複雜的文 化、歷史債務與創傷經驗35,便很難了解到當時菁英知識份子包括(女)作家們 在此情況之下所持有的立場與態度;而且,就女性文學與女性文化而言,只有掌 握到中國女性解放運動的特殊且繁複的歷程與其時代語境嬗變與推演,方能夠對 於當時女作家所擁抱的性別立場與創作原則獲得較為精準且完整的了解與認知。

而在筆者看來,正是清末民初以降,文學以及作家所被賦予的重大社會責任和時 代使命感,加上女性解放與民族解放/國家興亡的交纏與疊加,此一特殊歷史遭 遇,從某角度來看,仍極大程度上主導了八○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的姿態與表 現,成為其與具備了(由六○年代以來現代主義文學成果所奠定的)良好文學個 性化和獨特化基礎的同時代台灣女性文學之間差距的最重要成因之一。因此,在 較為詳細的談到八○年代台灣女性文學及新時期大陸女性文學的某些特徵及趨 勢(包括從「現實」到「寫實」的具體內涵)之前,讓我們先約略回顧現代中國 以來女性運動及其與女性文學本身的發展軌跡,藉此鋪陳本章的文學與文化脈 絡。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新時期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新時期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新時期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新時期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自從清朝末年,婦女解放與中國對於現代性以及其所代表的科學、進步、民 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追求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相較於西方諸國,婦女解放運動 往往與國家意識型態相互對峙乃至於牴觸,中國的男、女改革者卻大致上將女性 權利和義務放置於更龐大「民族」概念之下,尤其是在當時普遍遭受詬病的中國 積貧積弱情形之下,婦女解放乃成為一種意識型態現代化之象徵(Larson 1998, 25–32)。而稍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更將女性問題與整個反封建思想與舊 禮教勢力相互結合,給予婦女處境與權利的提升帶來了另一契機,並且為中國第

35 包括五○年代以來諸多的政治運動與鬥爭,如 1957 年「反右派」運動、1959 年「反右傾」運 動和「反修」(即反蘇聯修正主義)等運動一直到 1966 年至 1976 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或曰十年浩劫以及其對於整個社會、文化乃至於最基本人際關係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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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現代女作家提供了舞台(范銘如 2002b, 215)。不過到了二○年代末,由於政 治界的改變,導致圍繞著性別和婦女解放的討論亦有了新的發展。

1927 年後國民黨開始鎮壓思想與行動激進的女性,而在婦女問題方面,亦 改採較為保守的政策,此一路線的發展,以 1934 年該黨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為 高峰。此運動主要強調以道德準則為女性社會角色和自我定義之尺度。其次,宋 美齡對女性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之看法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所標榜的新 女性典範亦顯得遜色許多。她將女性定位於家庭,頂多限於提倡女性應具備讀寫 能力、營養與衛生常識等具實際用途的知識和技術。至於共產黨而言,其領導雖 然理論上一直肯定婦運的重要性,以及形式上公認和鼓勵各方面與各領域的男女 平等原則,但總的來說,其婦女解放難免建植於整個抵抗運動的基礎上,遑論根 據階級論,只要階級解放了,婦女亦一同得到解放。言不符實,從丁玲的〈三八 節有感〉(1942)即可略窺端倪。丁玲就是在此文中對共產黨的雙重標準、等級 和性別化結構、政黨對女性在家庭中依然擔負操持家務之責的社會實況視若無睹、

以及無能為女性提供受教育機會,提出批評(Larson 1998, 165–9)。顯而易見,無 論左右,到了四○年代,女性始終處於國族論述之應聲者與服從者之位置,儘管 打自婦運以降,女性權利和地位已明顯提高,但面對國家大事之需求,女性更多 是被要求「舊新合壁」,除了具備傳統婦德及擔負起教兒育女外,她們亦要增產 富家,補貼家用。而就中國大陸而言,到了 1949 年新中國的建立,更為全國婦 女帶來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具體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次年便頒布且施行了新的婚姻法,並推行了 一系列解放女性的社會變革措施,如廢除包辦、買賣婚姻,鼓勵女性走出家庭,

參與社會事務及就業,並宣傳婦女進入任何領域、職業,確保男女平等,實行同 工同酬。除了與男性享有平等的公民權、選舉權,新政府同時也確保女性享有締 結與解除婚約、生育與撫養孩子等權利,並設立全國城鄉規模的「中國婦女聯合 會」(簡稱婦聯),成為婦女問題的代言人及女性權益的捍衛者。弔詭的是,儘管 這種「國家/官方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迫使中國女性以空前大的規模進 入公共領域,然則實際上,中國女性成功參與的卻僅限於「公共領域中的生產產 業」(public domain of production),而並非始終由國家/官方所掌控的「公共話 語的生產/建構」(production of public discourse)領域。換言之,雖然國家/官 方主流話語與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型態確保了女性被賦予以中心的位置(central

position),然則其基於階級話語(所謂「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做

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樣能做到」36)的語言本身,卻逐漸損毀了一切日後或可成 為建構女性話語與組織女性團體的基礎之女性自我認同及性別意識(Yang 1999a, 46)37。而正是如上所述,意識型態及社會勢力之間極其錯綜複雜的關係,使得現

36 毛澤東語(戴錦華 2007, 2)。

37 借句呂彤鄰(Tonglin Lu)的話,中國女性經歷了再一次的得救(salvation)悲劇──接著五 四文化運動男性知識份子的夢想(即將中國婦女從傳統家庭中拯救出來,成為西化的、追求個人 主義價值的中產階級女性),到了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婦女再次被拯救出來,只不過循著社會主 義革命拯救理論的邏輯,這次拯救的象徵有所改變:那固然是一位被剝削且遭到緘默的農婦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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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性別狀況(gender situation)的實情愈加難以釐清。不僅此也,如果說中 國女性解放運動與國家、民族興亡始終緊密相連,那麼,就現代中國文學、中國 的現代性而言,女性和文學之間的關係尤其交纏難分,此一點已是學界普遍共認 的事實。

美國學者文棣(Wendy Larson)在她的一本討論五四以來到四○年代的女性 和文學、女性和寫作關係的著作:《現代中國的女性與寫作》(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Larson 1998),分析了五四時期「新女性」和「新寫作」這兩 個現代觀念的出現怎樣預設了女性寫作的位置,又怎樣在當時的中國文化建構和 論爭中規範了女性寫作的可能。文棣認為,傳統的中國歷史文化對現代女性寫作 有根本的制約,特別是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都具體規定了女性的社會位置,

可用「女子無才便是德」該諺語中所隱含的「德/女德」(virtue; women's virtue)

與「才」(literary talent)的二元對立加以說明。具體言之,「德」是屬於女性的 範疇,代表了自我犧牲的身體折磨,是女性的身體實踐;「才」屬於男性範疇,

標誌了超逾感情的智力知識和接近文化及文學的能力,是男性的頭腦領域。文棣 認為,五四以來的女性文學正是在此由「德」/「才」對立所主導的中國歷史文 化傳統和西方經濟文化衝擊中國的背景下產生的。而且,「德」與「才」的二元 對立亦導致,女作家在新文學中的位置一開始就被認定是「女性的」位置,也就 是身體和「德」的位置38。因此,女性想要從事寫作甚而在文壇上奪取一席之地 則頗為困難。而且,女作家的作品很快就遭到新文學批評家的指責。

當時的批評界一方面對女性文學的出現鼓掌喝采,另一方面則對女作家的作 品深表不滿。在〈婦女文學之終結〉一文中文棣指出,1925-1935 年間出現了幾 部篇幅相當長的學術著作,試圖證明,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從來就是屬於女性 的,是以陰柔為美,以女性的特質為正宗的39。然而,到了二○年代末隨著社會 主義文學理論(socialist literary theory)的崛起,正是「如此被建構出來的『婦 女文學』(“women’s literature” as it has been constructed)」以及其所折射的文學特 質(如陰柔、主觀、感性等)逐漸被視為「有缺陷的並不符合時代要求的(deficient and undesirable)」(Larson 1988, 41–5)。文棣以冰心和早期的丁玲為例說明此現象:

雖然在二○年代兩位作者的作品受到了評論界高度的肯定,到了三○年代末同樣 的作品卻被貶成保守的、自我中心的、與時代脫節的。換言之,從此以後,女作 家的位置被正統文學取消,革命的宏偉敘事只給作家留下一個位置:貌似無性別 產黨拯救出來後便成為解放婦女;問題乃在於無論前者或後者,得救的結果卻每每導致被拯救出 來的女性卻迅速地回到仍舊基植於男權(五四文化運動)或父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的社會 等級之底層(T. Lu 1993, 2–4)。

38 女作家對寫作的態度也說明了這點,在她們的作品中她們將女性和文學寫作性別化,寫作被

38 女作家對寫作的態度也說明了這點,在她們的作品中她們將女性和文學寫作性別化,寫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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