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張潔 張潔 張潔 張潔
諶容之餘，張潔則是另一位飽受「痛苦」的創作者，同時與前者酷似，亦是 一位自覺的時代同行者與記述者，兩位女作家又被譽為新時期女性文學的「雙峰」
(盛英 1995, 726)。只是，儘管兩者的筆鋒都始終朝向社會與現實，與諶容的客 觀含蓄不同，張潔的作品有著強烈的主觀激情，使得她面對現實，無法如諶容一 般與所描寫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而是每每將自己的情感外露於字裡行間，以 致於這種洋溢著喜怒哀樂的「真誠」(張英 1999)逐漸形成了其作品的重要標誌229。 然則，弔詭的是，當她以她的敏銳與脆弱為後盾而試圖擔負起難以承受與背負的 現實，其「無法掉頭不顧」的個性230則難免導致她就像〈愛，是不能忘記的〉的 鐘雨一樣，只能成為一個「痛苦的理想主義者」(張潔 1993, 21)：從 1981 年的
《沉重的翅膀》(張潔 1984b)到 1986 年的〈他有什麼病〉(張潔 1990)再到 1989 年的《只有一個太陽──一個關於浪漫的夢想》(張潔 1989)，張潔的沉重與痛 苦似乎只有增加而未曾減少，以致於導致她早期所崇尚的理想烏托邦之摧毀破滅，
結果其作品也因而構成了「一個時代的、被無限『豐富的痛苦』所縈繞的精神之 旅的筆記」，「一份不斷地尋找神話的庇護，又不斷地因神話世界坍塌而裸露的絕 望」(戴錦華 2007, 55)；而且，與上一節所討論的諶容一樣，其寫作生涯也因而 提供了我們進一步地審查新時期女性文學從「現實」到「寫實」過程的另一個軌 道（trajectory）。
八○年代的張潔無疑是一位主流話語的重要書寫者與參與者。自從 1978 年 她〈從森林裡來的孩子〉(張潔 1993, 1–16)問世後，其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和愈 發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很快便引起了評論界的高度關注──她的每一部重要作品 的問世幾乎都能引起文壇長時間的爭鳴與轟動；同時亦為她贏得了同時代作者的 高度讚賞231。儘管她的某些作品也遭到了公開的批評（〈愛，是不能忘記的〉、《沉 重的翅膀》發表後都曾引來的若干爭論），然則，更多是受到肯定與表彰──她 是中國第一獲得短篇、中篇、長篇小說三項國家獎的作家，同時也是唯一得過兩 次茅盾文學獎的創作者（《沉重的翅膀》、《無字》）。張潔與主流社會和政治意識 型態的親和也是其他同代的女作家少有的（或說她們至少並沒有像張潔那麼積極 地讚揚它），無怪乎，八○年代初，宣稱「信仰馬克思主義」、「認為〈國際歌〉
是最壯麗的歌」(張潔 1982, 82–3)的她，甚而被西方的記者稱為「『熾熱的馬克 思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作為紅色中國的一枝『紅色的響箭』」(戴錦華 2007, 55)。
當時的張潔是這樣看待中國的處境與自己的歷史、文化使命：
229 兩位作者的更為詳細的比較可參見〈人生之態與女性之夢──諶容與張潔創作比較〉(任一鳴 1994)。
230 參見第二章第一節討論中張潔有關別人開卻沒有關掉的而作者一定要謙虛的請他們關掉的水 龍頭的說法。
231 本文所分析的王安憶與池莉也曾表示受到了其作品的強烈震撼，池莉甚而聲稱讀到〈方舟〉
時，差點棄筆從醫(池莉 1994b, 7)。王安憶對張潔的評價可見(Z. Wang 1993; 王安憶 2000a, 75–6;
王安憶、張新穎 2008a, 210–1)。下文對此也有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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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老是處在一種期待的激動之中。我熱切地巴望著我們這個民 族振興起來，我熱切地巴望著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讓全人類生活在 一個理想的社會之中。人類所受過的苦難實在太多了。作為一個共產黨人，
有什麼權利不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義無反顧地獻出個人的一切呢？我們 在入黨志願書上寫過的誓詞，決不是說給別人的一種謊言……我對未來充 滿了希望和信心。這決不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和樂觀……終了，我要說的是，
我所以寫，是因為我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還滿懷信心和希望，如果 沒有這一點，我便不再寫了。(張潔 1982, 83–5)
如果說，對於諶容來講，創作乃是返回社會的唯一途徑，且深信作家的社會 與時代使命感的她始終以感化、教導讀者為己任，那麼對於張潔而言，文學更代 表了「對種種尚未實現的理想的渴求」(張潔 1984a, 283)，是了解及追求真、善、
美、喚醒人類「對美好境界的嚮往」、同時也是作者與「社會進行對話的」(張潔
1984a, 281)最佳渠道232。且也因為如此，假如說作者做為積極參與社會的觀察者
與反映者是諶容作品中所頌揚的創作者理想典型（儘管如以上所述，其努力往往 終於「痛苦」的挫敗），那麼張潔「心目中的英雄」與「學習的榜樣」乃更加崇 高且神聖──那固然是「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當做火炬，把它高高舉過頭頂，站 在路旁，為在黑暗中的人們照亮道路」的丹柯233。而這一切又與張潔自身的經驗 與文學素養是息息相關的，可由〈我的船〉一文中，張潔就文學對她的意義之描 述略窺端倪：
文學，它曾把我那沒有覺醒的、對任何事物所應該具有的各種理念喚
232 張潔作品中經常出現音樂或文學喚醒角色人性的場景，例如〈從森林裡來的孩子〉孫長寧與 梁老師先透過音樂而達成共鳴：「他們的心，被同一種快樂和興奮激發著，在這旋律的交流裡，
彼此發現著，了解著，熱愛著。忘記了他們之間的年齡的差別，忘記了時間已經漸漸地過去」(張 潔 1993, 5)；且接著孫長寧到北京報考音樂學院時，他的笛聲同樣又使得教授「深深感動」：「當 明亮、質樸、優美的像散文詩似的旋律瀉出來的時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動了……他感到神奇，他 幾乎不再看見面前這個少年人的形體。彷彿這個少年已經隨著什麼東西昇華、向著高空飛旋而去。
這兒，從不輕易在人們面前打開的心扉敞開了。從敞開的心屝裡，他看見了一個優美的高尚的靈 魂。不，或許還不止於此，他還看見了那個沒有在這個考場上出現的人，是他，培育了這樣的一 個靈魂。那人和這少年一同在傾訴著對光明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是的，世 界上有相通的語言，而音樂卻總是相通的」(張潔 1993, 13)。而正因為如此，《沉重的翅膀》中 被人鄙視的莫征也只有在自己的小屋裡──這裡「有他許多的朋友：音樂、書籍」──獲得安慰：
「他的琴彈得不好，他並不想當演奏家，只是琴鍵上響起和聲的時候，他便覺得包裹在心上的那 層硬殼溶化了。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裡說過這樣的話：『音樂，你曾撫慰我痛苦 的靈魂，你曾使我的心恢復寧靜……』準確極了！作家，那是無所不知的人。世界上有作家這種 人，該有多好啊！有了這種人，莫征才覺得他在世界上，不再是孤單的。莫征奇怪，為什麼書裡 的人物、書裡的生活他是那樣的熟悉，而在現實生活裡，人和人之間卻是那樣地陌生」(張潔 1984b, 196)。
233 張潔曾回憶幼年聽了許多故事，大多都忘卻了，然則留給她印象最深、並使她「最受感動的 是關於丹柯的傳說」：「他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當做火炬，把它高高舉過頭頂，站在路旁，為在黑 暗中的人們照亮道路。丹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是激勵我努力、嚴肅、認真 創作的力量」(張潔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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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這些理念，也許不那麼科學，不那麼完美，其中還有些甚而至於就是 促使我碰得頭破血流的潛在的因素。而我並不追悔，人在熱愛某物或某人 的時候，往往不那麼客觀，不那麼理智。他總得為他的所愛付出些什麼，
犧牲些什麼──假如這也算犧牲的話。我欣喜它把我造就成一個有缺陷的，
然而是活生生的人，具有體會一切的直覺。不然，今天我便寫不出一行文 字。彷彿托爾斯泰曾經對他的一個兄弟說過，你具備做為一個作家的全部 優點，然而你缺少做為一個作家所必須具備的缺點，那就是偏激。
說起來滑稽，過去每逢做思想改造小結，挖掘我那頑冥不化、難以改 造的階級鬥爭觀念不強，政治覺悟不高，自由散漫等等惡習之所以產生的 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時，我總是聽見人們寬宏大量、無可奈何地說：「張 潔的問題，主要是中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小說的毒太深了。」我卻暗自慶 幸，要是我身上還有那麼一點兒人性，要是我沒做什麼投機取巧、傷天害 理、賣友求榮、誣陷別人的事──這是我多少引以為自豪的一小點──我 以為那是和充滿人情、人性、人道的古典文學的陶冶分不開的……文學對 我日益不是一種消愁解悶的愛好，而是對種種尚未實現的理想的渴求：願 生活更加像人們所嚮往的那個樣子。(張潔 1984a, 283)
讀到這裡，我們便不難理解《沉重的翅膀》男主人公之一，工業部副部長鄭 子雲為何會有如下表白：「怎麼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不能光靠空頭的說教，也 不是什麼先生產、後生活。靠的是關心人、相信人、鼓舞人……你知道我當初是 怎麼嚮往革命呢？既不是因為看了《共產黨宣言》，也不是因為看了《資本論》，
而恰恰是因為看了一本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寫的《愛的教育》。它使我相信並去 追求真、善、美」(張潔 1984b, 147–8)；且更不會對張潔心目中「真正的共產黨 人」之定義感到大驚小怪──那絕對不是一個「乾癟的木乃伊，沒有人性的石頭，
只會背誦經文的教徒……不，真正的共產黨人，具有人類一切美好的素質。他熱 愛，他嚮往，他同情，他無私，他獻身，為大家，也為他自己心愛的人」（〈波希 米亞花瓶〉）(張潔 1991, 213)──原來對於張潔而言，其愛國主義以及對於馬克 思主義的堅信乃是與其對人道主義及理想主義的虔誠有著密切關聯的，甚而可說 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貫穿其早期作品重要精神支點與寄託。只是，誠如張潔以 上引文中已經觀察到的，面對遠不符作者理想的社會現實，她卻又不得不為這種
只會背誦經文的教徒……不，真正的共產黨人，具有人類一切美好的素質。他熱 愛，他嚮往，他同情，他無私，他獻身，為大家，也為他自己心愛的人」（〈波希 米亞花瓶〉）(張潔 1991, 213)──原來對於張潔而言，其愛國主義以及對於馬克 思主義的堅信乃是與其對人道主義及理想主義的虔誠有著密切關聯的，甚而可說 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貫穿其早期作品重要精神支點與寄託。只是，誠如張潔以 上引文中已經觀察到的，面對遠不符作者理想的社會現實，她卻又不得不為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