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蘇偉貞 蘇偉貞 蘇偉貞 蘇偉貞
自從短篇小說〈陪他一段〉（1979）問世以來，憑著她獨特的世界觀以及敘 述美學，包括她一向「以冷筆寫熱情」(王德威 1996b, 7–8)的殊異風格，蘇偉貞 頗快便贏得了當時評論界的注目及文學獎的肯定，逐漸成為最重要當代台灣女作 家之一。與社會寫實派小說家類似，她的小說中也多半以女性為文本的主角或聚 焦者，反映了當時台灣女性所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挑戰──她的小說中不乏看穿了 愛情／婚姻神話的（〈懷謹一日〉、〈從前，有一個公主和一個王子〉）、未婚懷孕 的（〈回首〉、〈五月榴花〉）、面對丈夫外遇或自己成為第三者（〈不老紅塵〉、〈紅 顏已老〉、〈光線〉、〈雨天〉、〈斷線〉、〈舊愛〉、《陌路》(蘇偉貞 1986) 164）等女 性和婦女問題──只是跟社會寫實派的女作家比較起來，蘇偉貞並不搶著成為
「女性朋友的」代言人，將以上所列舉的女性的遭遇呈現為具普遍性的「社會問 題／現象」並要求突破和提昇；反之，蘇偉貞相當清楚的表白了對她而言，小說 與現實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小說家無法為讀者回答他／她們在現實生活中 所遇到的困難。
譬如說，在為描寫了一位女性雜誌女編輯唐甯在職場及情場上的糾葛且獲 1982 年聯合報中篇小說獎的〈世間女子〉所寫的序言中，蘇偉貞便提到了：
當初是沒有想到寫「世間女子」這類小說，太掏本了，所以殘忍，但 是人很奇怪，喜歡繞圈子，繞來繞去，看到的還是自己和周圍的同性，她 們的快樂和痛苦都和矛盾一樣，說不周全，也無以結論，說不上討厭或喜 歡，雖然很殘忍。其實人生不過如此，一些男子和女子的事，多的是人，
少的是心情。
寫完，也就算了！因為他們永遠存在。
……
問題是，我周圍已經太多女子，男子也不少，我怎麼讓他們平衡一下？
不要問說：「他們怎麼辦？」
小說永遠是小說，現實生活裡比這更殘忍，我們在小說中包容了一切，
在現況中就要面臨考驗！所以我寧願小說是一切的問題！
而現實生活中，我但願永遠是旁觀者！看著別人的喜怒哀樂一本無
164 〈不老紅塵〉收入《陪他一段》(蘇偉貞 1983b)；〈五月榴花〉收入《流離》(蘇偉貞 1989)；
〈回首〉收入《世間女子》(蘇偉貞 1983a)；〈懷謹一日〉、〈紅顏已老〉、〈光線〉收入《紅顏已 老》(蘇偉貞 2000)、〈雨天〉、〈斷線〉、〈舊愛〉、〈從前，有一個公主和一個王子〉請見《我們之 間》(蘇偉貞 199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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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必欠誰！小說歸小說，生活歸生活！(蘇偉貞 1983c, 217–8)
顯而易見，蘇偉貞並不是沒有看到「問題」的存在，亦即是八○年代正在迅 速瓦解的兩性相處模式及女性身份重組所引發的各種衝突／衝擊，意識到了這些 轉變給「世間女子」（乃至於男女兩性）所帶來的歡樂與困惑並且就「怎麼讓他 們平衡一下」進行思考，但另一方面，她卻又似乎無法／不願直面這樣一個對她 來講要比虛構文本「更殘忍」的社會現實（所謂「而現實生活中，我但願永遠是 旁觀者！」），懇求我們「不要問說：『他們怎麼辦？』」。追根究底，蘇偉貞所能 夠負責的僅「小說」而已──此一比真正的「生活現實」具備了更大「包容性」，
故而少了一分「殘忍」的「創作物」。再看看她為《離家出走》所寫的序：
到台北這麼多年，我從來也沒習慣過。但是我也不確定我習慣那裡。
我們詛咒一切，於是有了小說及人與人之間的火花……寫小說對我來說，
就像我的不習慣台北，已經成了一份習慣。這些年來，沉思多半為經營字 句，漫不經心也多半為掉進了一份玄思。我用小說中的人物、世界省視生 活，發現了現實生活中漫無條理、毫無跡象可循，簡直叫人痛恨；小說中 一切安排好的事件、性格、人生，就算最壞，仍很完整。當然，我們的故 事尚未寫到篇章中去，真實的人生也許更殘忍，所以不願相信。我筆下的 每個字都是真實的，但是我自己也不願承認。(蘇偉貞 1987a, i–ii)
如果說上一章所分析的社會寫實派小說中所描寫的「現實」當然是指「社會」
或更具體來講多半是指「女性的社會現實」，且誠如傳統社會寫實主義藝術所包 含的使命，作者在自己作品中再現此一「現實」的目的乃蘊含了其對於改善該現 實的期許與憧憬，（甚至於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作者往往也刻意訴諸形式和語言 方面的樸素化／單純化），那麼比較起來，蘇偉貞小說中的「現實」與其說是「社 會」／「女性的社會現實」不如將之視為是一處經過作者「主觀意識」過濾後所 重建的「想像空間」，頂多是這個外在「社會現實」的「個人化折射」（personal refraction）(Grant 1970, 53)：在審美方面它要求細致優雅而決不允許修辭上的簡 化或淡化（所謂「這些年來，沉思多半為經營字句」），同時，就其認識論層面來 講，它代表了作者思考、整理生活的一種媒介／手段（「我用小說中的人物、世 界省視生活」），是蘇偉貞面對再再令她失望或至少是無法適應的社會現實，一種 自我定位的手段及生存方式165。它仍植基於現實的觀察與感受，故也必然給蘇偉
165 只是，這樣一種相當「封閉」的寫作姿態卻難免造成蘇偉貞愈發感到「孤立無親」：「我從來 不能確定小說會帶給別人什麼，帶給我自己什麼，心靈的歡悅、充實是很難用文字描繪得清……
年過三十，出過幾本書之後，我反而愈來愈心虛，往往寫完了一篇小說，懷疑小說是給專家看的，
無論是文學批評者、心理醫生、藝術家、社會學家，總之，不是給人欣賞。強烈的情感容易引起 反應。強烈的文字未必容易有共鳴。……現實中可以有的錯誤，小說中都不允許犯，再虛幻的故 事，白紙黑字比真實更真實」(蘇偉貞 1987a)。甚至於到了《魔術時刻》的自序，蘇偉貞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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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及她的女主角帶來了若干「痛苦」乃至於「痛恨」，然則，與「現實世界」比 較起來，「就算最壞」，它至少顯得「仍很完整」。而正是蘇偉貞這種相當獨特的 創作立場與小說對她的作用及意義，不但必然使得其文本中主觀性因素的大幅提 高，同時也造成她的「角色背景影影綽綽，談起戀愛的動機也未必明白」(王德 威 1996b, 8)，文本與「現實」的連結尤要比社會寫實派的小說更加清淡糢糊。
換言之，儘管跟廖輝英一樣，蘇偉貞亦偏愛以「有關兩情的發生──我們之間」
(蘇偉貞 1990d, ii)為小說重點／中心，然則，其具體呈現出來的結果卻與前者的 文本大相逕庭。
范銘如曾在〈由愛出走──八、九○年代女性小說〉一文中討論了七、八○
年代之交崛起於台灣文壇的女作家以及其多半聚焦於兩性關係、婚戀問題、女性 的社會地位與角色扮演的小說其意義究竟何在？論文中范銘如一反既有的批評 論述而採取探析愛情與情慾話語的重要當代理論及女性主義學者對於過去被視 為適合女性閱讀的中額低俗小說類（如家庭、歌德、哈樂根小說）的再詮釋，藉 此推翻了批評界對於當時女性文學當道及女性讀者閱讀女性小說大幅增多等現 象的譏貶，尤其是成功地反駁了不同背景論者針對這些小說中念茲在茲的愛情主 題的負面評價。基於上述論述的研究成果，范銘如強調必須兼顧到愛情以及整個 社會結構與運作之間的複雜關係，「畢竟愛情並非單純地兩情相悅而已，更有歷 史、文化、社會建構的成分及軌跡」。換句話說，「愛情觀，既非『自然』亦非『個 人』，肇始於社會權力操作於私密的領域。愛的論述，是社會秩序的某種再現」
(范銘如 2002b, 154)。最後范銘如便下了如下結論：
與其將女性書寫與閱讀愛情小說視為對愛情的耽溺，不如將其視為是 對兩性關係的深思與操縱的渴望。畢竟，知識即力量，愈擁有知的奧秘，
愈擁有掌控的勝算。因此，八○年代女性大量、多樣地書寫與閱讀以愛情 為主題的小說，不代表她們逃避、消遣，更不代表其「天真無知」；相反 地，它意味著女性自主意識的抬頭，她們企圖由愛情中解碼，找出成為兩 性私密關係裏主導、強勢的奧義。(范銘如 2002b, 155–6)
將七、八○年代女性小說中的愛情母題重新定義為「對於知識的追求」（quest for knowledge）不僅令人聯想到傅柯（Michel Foucault）著作中對於知識與權力 之間以及同社會文化網路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交結之緊密依存關係的討論（此暗 示在范銘如論文中亦已頗為明顯），更重要的是，若將之運用在蘇偉貞作品上，
這樣的定義便顯得再恰當不過了。毋庸質疑，八○年代輩出女作家作品中恐怕再 也找不到第二個像蘇偉貞小說中的女主角如此堅決固執、竭盡全力繼續追求愛情
／知識的例子──儘管大多時候她們的努力未曾得以兌現而並無所獲，甚且，有
「回想起來這幾年，我開始走到生命最陌生的階段，親睹自己逐漸隱身朝俗世生活更遠處退去，
那種背向人間的姿態，總是讓我聯想到年代久遠且失傳許久後被發現的岩洞……如岩畫中被運用 的漸層、點化、空白描繪手法，我其實也失去解讀周圍真實事件的能力」(蘇偉貞 2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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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難免導致整篇小說以悲劇（失蹤、偏離、自我封閉、乃至於自殺166）告終，賦 予蘇偉貞創作較為陰暗悲傷、酷寂幽森的氣息。然則，蘇偉貞小說特殊、獨有之 處，卻要在別處尋找，畢竟女作家書寫愛情故事早在五四時期已經有過之而無不 及。蘇偉貞在此方面別樹一幟當推其（女主角）對愛情追求的獨特本質（the nature of the quest for love）──相對於採取具體行動來爭取它，蘇偉貞（女主角）對愛 情的執著與追求可說已經達到接近「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層次／地步，在 當今的台灣文壇上，自有其獨特的可觀之處。更具體而言，儘管評論家喜歡（習 慣）將蘇偉貞歸類於承襲張派的作家群167，然則，她並不像張愛玲擅長描寫外在 環境的一景一物，對人物外表、衣著、周邊場景等無不詳寫細描，反之，蘇偉貞
時難免導致整篇小說以悲劇（失蹤、偏離、自我封閉、乃至於自殺166）告終，賦 予蘇偉貞創作較為陰暗悲傷、酷寂幽森的氣息。然則，蘇偉貞小說特殊、獨有之 處，卻要在別處尋找，畢竟女作家書寫愛情故事早在五四時期已經有過之而無不 及。蘇偉貞在此方面別樹一幟當推其（女主角）對愛情追求的獨特本質（the nature of the quest for love）──相對於採取具體行動來爭取它，蘇偉貞（女主角）對愛 情的執著與追求可說已經達到接近「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層次／地步，在 當今的台灣文壇上，自有其獨特的可觀之處。更具體而言，儘管評論家喜歡（習 慣）將蘇偉貞歸類於承襲張派的作家群167，然則，她並不像張愛玲擅長描寫外在 環境的一景一物，對人物外表、衣著、周邊場景等無不詳寫細描，反之，蘇偉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