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誠然，立法理由中亦認為，自取財手段上而言，兩種行為皆為強取他人 所有物者，有其區分上之困難所在。但就取財過程的事實上觀察而言，行為 人使用強暴的方式、操作上，在二罪之間而言，仍有其手段上的差異，有對 之為不却評價之立法必要。是以，從立法理由之內容，立法者對於搶奪罪之 增訂，應非是用以折衝強盜罪過苛的構成要件規定⁷⁹。因此，學界於註解搶 奪罪時所言之必稱「搶奪重於竊盜，但不至於如強盜之重」者，此種將搶奪 視為竊盜、強盜間之折衝的概念，在修法歷程的史料比對下，當可對此而給 予不却觀點的解釋。

第五節 小結

關於搶奪罪結構上之定位，本文藉由刑法原理之犯罪分類的概念，分析 現 行 搶 奪 罪 的 結 構 後 ， 發 現 其 並 非 為 結 合 犯 或 複 行 為 犯 （ mehraktige Delikte）之性質，而是種「單行為犯」（einaktige Delikte）的犯罪類型。

而藉由我國刑法修正過程的史料考據，目前學界以為之搶奪罪立法理由，其 實為立法者在民國十七年修正案中，對於強盜罪章更名為「搶奪強盜及海盜 罪章」所為之修正理由，並非為立法者對搶奪罪之立法說明。是以此而言，

國內學界在對於本罪結構與內涵上之質疑，便已先建立在不完全的基礎而為

79 此處另外涉及強盜罪與恐嚇取財罪之間的關係。在修正沿革的史料整理中，本文發現當時強盜罪之修正 理由，立法者就強盜罪另增加原暫行新刑律所無的「使其交付」要件，以作為與恐嚇取財罪（民國十七 年的舊刑法中始為新增）之接軌。其修正理由，見：黃源盛，前註書，第 1012 頁。

之推論。此外，搶奪與強盜之間僅在概念上有所重疊，也非謂在行為結構上 可互相涵蓋，此觀立法理由或構成要件結構之分析可明知。是以，當前學界 對於本罪之結構與內涵，其所為之註解或主張者是否正確，本文以為實頇對 此為相當程度的質疑。

從立法者在立法理由中對於搶奪行為之觀察。搶奪罪為立法者將原暫行 新刑律之強盜罪，為之結構上的拆出（詳參前述之簡圖），將強盜罪內涵之 強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另為一獨立的搶奪罪規定。此從立法理由當中，明言

「強盜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為要件，不備此 要件，而單純強取者，即屬搶奪」一語中可知。準此以觀，搶奪罪在構成要 件結構之觀察言，立法者似乎認為搶奪罪之構成要件中，僅規範了單一個的 搶奪行為，而並無其他附加的行為態樣。如此，亦得以佐證本文於前述所主 張者，即現行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之搶奪罪，在構成要件規範之行為上僅為 單一行為，為單行為犯之性質。故在本罪之論述上，其比較之基礎規定，則 應揚棄與強盜罪之關係，另就搶奪與竊盜之關係予以探討⁸⁰。

80 另需補充者，在於民國十七年新增的搶奪罪章，立法上設有相同於本法強盜殺人罪之立法，即第三百四 十五條的搶奪殺人罪，其條文內容：「犯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該罪之 立法理由：「犯搶奪罪而故意殺人，與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無異，不能與因搶奪致人死者同論，故處唯 一之死刑。」

該罪之立法，後來於民國二十四年，即現行刑法的修正案中，將之移除。本文揣測，立法者於初制定搶 奪罪之相關規定時，仍受到部份強盜罪概念之影響，故有此一規定。然於後來的修正案中將之移除，也 正說明立法者有意將搶奪罪之概念，在體系上與強盜罪做出明確之區隔。否則，立法者若如目前學者所 主張般認為同強盜罪而無存在必要者，理應於民國二十四年時將搶奪罪章一併移除，而非將之有意的保 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