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二節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分析
一、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之潛在類別
本研究以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二個面向，作為發展「工作－
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之指標，以分析雙工作家庭之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 情形，是否呈現出不同的類型。
從表 4-2-1 可以發現，以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之指標進行潛 在類別分析，當類型區分為二、三類時，無法達到良好適配，當類型區分為 四類時，L2/𝑑𝑓值小於 2，adj BIC 值亦為所有類別中最低，又考量各類型之 特性，因此研究者認為：將「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區分為四類時，
為最佳適配模式（L2=27.715，𝑑𝑓=36，p=.8372）。
表 4-2-1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之潛在類型分析模式考驗結果
類型數 L2 𝑑𝑓 Adj. BIC L2/𝑑𝑓 p Entropy 1 384.864 57 2798.165 6.752 .0000 - 2 196.503 50 2630.306 3.930 .0000 0.701 3 61.288 43 2515.594 1.425 .0347 0.885 4 27.715 36 2502.524 0.770 .8372 0.768 5 20.744 29 2516.055 0.715 .8683 0.825
就各指標觀察不同類型之特性（表 4-2-2），「類型一」之特性為：工作
－家庭雙向衝突高，在工作－家庭互利部分，「行為」與「情感」二面向皆 高，因此命名為「衝突互利兼具」型。「類型二」之特性為：工作－家庭雙 向衝突高，在工作－家庭互利部分，僅有「情感」面向互利頻率高，因此命 名為「衝突情感互利」型。「類型三」之特性為：工作－家庭雙向衝突低，
在工作－家庭互利部分，「行為」與「情感」二面向皆高，因此命名為「工 作家庭互利」型。「類型四」之特性為：工作－家庭雙向衝突低，在工作－
家庭互利部分，僅有「情感」面向內家庭對於工作互利頻率高，但工作對於 家庭之情感互利機率亦接近 0.6，因此將此類命名為「僅有情感互利」型。
表 4-2-2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四類型模式的機率（N=447）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n (%) 80(17.90) 58(12.96) 230(51.45) 79(17.67) 工作干擾家庭 0.906 0.886 0.181 0.134 家庭干擾工作 0.835 0.626 0.000 0.000 工作利於家庭－行為 0.913 0.213 0.723 0.120 家庭利於工作－行為 0.948 0.357 0.899 0.000 工作利於家庭－情感 0.993 0.823 0.952 0.574 家庭利於工作－情感 1.000 0.887 0.995 0.887
二、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之定義
（一） 「衝突互利兼具」型
屬於此類型者，「工作上的要求干擾家庭生活」及「家庭生活的要求干 擾工作」之頻率皆高，意即知覺工作－家庭衝突程度高。在工作－家庭行為 互利部分，「工作上的經驗，對處理家庭事務很有幫助」以及「家庭生活的 經驗，對處理工作很有幫助」頻率高；在情感互利的部分，「工作愉快時，
讓家庭氣氛也很好」以及「家人的支持，能夠使其專心在工作上」頻率亦高，
意即知覺工作－家庭行為、情感互利程度高。因此屬於此類型者，在工作－
家庭雙向衝突、「行為」互利與「情感」雙向互利之頻率皆高。
（二） 「衝突情感互利」型
屬於此類型者，與「衝突互利兼具」型同樣知覺工作－家庭衝突發生頻 率高。但在工作－家庭互利部分，僅有「情感」互利的部分發生頻率高，因 此屬於此類型者，知覺工作－家庭雙向衝突發生頻率高，工作－家庭「情感」
雙向互利發生頻率高。
（三） 「工作家庭互利」型
屬於此類型者，知覺工作－家庭衝突頻率低。但在工作－家庭行為互利 部分，「行為」與「情感」面向互利發生頻率皆高，因此屬於此類型者，知 覺工作－家庭雙向衝突低，知覺工作－家庭「行為」互利與「情感」雙向互 利發生頻率高。
（四） 「僅有情感互利」型
屬於此類型者，與「工作家庭互利」型同樣知覺工作－家庭衝突發生頻 率低。但在工作－家庭行為互利部分，僅有「情感」互利的部分發生頻率高，
因此屬於此類型者，知覺工作－家庭雙向衝突發生頻率低，知覺工作－家庭
「情感」雙向互利之發生頻率高。 之影響，此模型 Chi-Square 為 197.233，達統計水準 (p< .001)，表示此模型 之適配性高。
從模型來看，在「教育程度」部分，以「國中及以下」為對照，教育程 度為「專科／大學以上」者對於「僅有情感互利」型的β 係數為 -1.001 (p < .01)，
表示：相較於「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為「專科／大學以上」者成為「工
作家庭互利」型的機率較高，而較不會成為「僅有情感互利」型；而教育程 度在「高中職」者則沒有顯著差異。
在「家庭發展階段」部分，以「無子女」為對照，屬「家有學齡期子女」
階段之雙工作家庭，對於「衝突情感互利」型，其β 係數為 -1.150 (p < .01)，
表示有顯著較高的機會成為「工作家庭互利」型，再以「衝突情感互利」型 為對照組與「衝突互利兼具」型及「僅有情感互利」型相比，β 係數分別為 1.163(p < .01)與.912(p < .05)，而「衝突互利兼具」型、「工作家庭互利」型 與「僅有情感互利」型三者相比，則無明顯差異，表示比起「無子女」之雙 工作家庭，家庭發展階段在「家有學齡期子女」者，有顯著較高的機率屬於
「衝突互利兼具」型、「工作家庭互利」型與「僅有情感互利」型，而較不 會屬於「衝突情感互利」型。屬「子女已成年」階段之雙工作家庭，對於「衝 突互利兼具」型、「衝突情感互利」型與「僅有情感互利」型的β 係數分別 為 -.986 (p < .05)、-1.963(p < .01)與-.909(p < .05)，表示比起「無子女」之雙 工作家庭，家庭發展階段在「子女已成年」之雙工作家庭，有顯著較高的機 率屬於「工作家庭互利」型；雙工作家庭在「家有學齡前子女」階段者，則 沒有顯著的差異。
「工作狀態」部分，屬於全職工作者，對於「衝突情感互利」型的β 係 數為 -1.165 (p < .01)，表示全職工作者比起非全職工作者，較有顯著的機會 成為「工作家庭互利」型，而較不會成為「衝突互利兼具」型。
而在「性別」、「代間居住安排」，本研究發現二者對於「工作－家庭衝 突與互利」類型並無顯著的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合「工作－家庭衝突」與「工作－家庭互利」之指 標，以建構「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透過潛在類型分析分為四種不 同的類型，包括：（一）工作與家庭雙向衝突頻率高，且工作與家庭雙向行 為互利、情感互利頻率亦高的「衝突互利兼具」型；（二）工作與家庭雙向
衝突頻率高、工作與家庭情感互利頻率高的「衝突情感互利」型；（三）工 作與家庭雙向衝突頻率低，工作與家庭雙向行為互利、情感互利頻率高的「工 作家庭互利」型以及（四）工作與家庭雙向衝突頻率低，工作與家庭情感互 利頻率高的「僅有情感互利」型，其中以「工作家庭互利」型所占比例最高
（51.45%）。
整體來說，影響「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之因素(表 4-2-4)，工作 狀態屬「非全職」工作、處於「家有學齡期子女」階段者，較傾向成為「衝 突互利兼具」型。而「家中無學齡期子女」者，較傾向成為「衝突情感互利」
型。教育程度較高、全職工作者、且「家中子女為學齡期」、「家中子女已成 年」者，成為「工作家庭互利」型之機率較高。教育程度較低、處於「家有 學齡期子女」階段者，則較傾向成為「僅有情感互利」型。
表 4-2-4
Chi-Square 197.233***
df= 24, p< .001 備註：
1「衝突互利兼具」型，2「衝突情感互利」型，3「工作家庭互利」型，
4「僅有情感互利」型；a「國中及以下」型為對照組；b「無子女」為對照組；
✝p< .10，*p<.05，**p<.01，***p<.001。
第三節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代間支持與整體生活滿意
依據本研究之架構，利用線性迴歸分析方法，探討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以「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作為自變項，整體生活滿意作為依變項，
並且將代間支持作為調節變項，同時以個人背景變項作為控制變項。
為探討各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採用階層迴歸分析，將變項逐步輸入 迴歸模型，以了解不同階層之迴歸模型，其整體解釋力與各自變項解釋力之 變化。依照本研究之架構，迴歸模型依序分別為：第一層為個人背景變項，
第二層為「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第三層為代間支持；第四層為「工 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與代間支持之交互作用；依變項則為整體生活滿 意。以下將依序說明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壹、 個人背景變項與整體生活滿意
本研究將個人背景變項投入迴歸模型一時，透過表 4-3-1 可以發現，以 迴歸分析檢驗性別、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代間居住安排、家庭發展階段與 工作狀態對整體生活滿意之影響，模式一的適配性達顯著（F=5.168, p < .001），
顯著的變項為：健康狀況（ß =5.410, p < .001）與代間居住安排（ß =-2.479, p
< .05），意即：健康狀況愈好，則整體生活滿意越高，而代間同住者之整體 生活滿意則較代間不同住者低。
貳、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代間支持與整體生活滿意 一、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對於整體生活滿意之關聯
分析「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與整體生活滿意，將個人背景變項 投入第一層迴歸分析，第二層則投入「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本研 究以人數最多的「工作家庭互利」型作為參照組，迴歸模型適配性達顯著
（F=5.758, p < .001），階層迴歸模型如表 4-3-1，分析說明如下：
比較模式一與模式二，可發現：當控制個人背景變項，迴歸模型投入「工 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個人背景變項中的「健康狀況」與「代間居住 安排」仍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具有預測力，ß 係數分別為.238, (p < .001)與-.107, (p < .05)。而「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在控制了基本變項、以「工 作家庭互利」型為對照組後，屬於「衝突互利兼具」型與「衝突情感互利」
型之雙工作家庭，對於整體生活滿意有負向的影響，ß 係數分別為-.156, (p
< .01)與-.192, (p < .001)。
綜合上述，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分析，驗證假設一（雙工作家庭「工作
－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的不同，將影響整體生活滿意，其中「工作－家庭 衝突與互利」類型趨向衝突者，整體生活滿意程度較低）。在控制個人背景 變項下，研究結果發現：以「工作家庭互利」型為對照組，「衝突互利兼具」
型與「衝突互利兼具」型對於整體生活滿意皆為顯著負向影響，而「僅有情 感互利」型則未達顯著。即顯示：對於雙工作家庭而言，屬於「衝突互利兼 具」型與「衝突互利兼具」型之雙工作家庭，相較於「工作家庭互利」型，
其整體生活滿意較低，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
表 4-3-1
「工作－家庭衝突與互利」類型與整體生活滿意之關聯（N=447）
階層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Bata t值 Bata t值 性別（男性= 1） .009 .203 .033 .726 教育程度a
Bata t值 Bata t值 性別（男性= 1） .009 .203 .033 .726 教育程度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