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前海」開發對台灣的啟示
回首 30 年來，中國高速的經濟成長絕非當年揭開改革開放幃幕時所能想 像。長城上辦服裝秀、世界名牌，如 LV、Prada 等旗艦店之齊聚上海灘，到先
後舉辦奧運和世博會，以至中國籍人士，如朱民、林毅夫等分別出任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第二把手；在在都給了世界太多的驚嘆和想像。誠然，同一 時期，世界經濟主導重心也已由 G7 G8 G20 G2，尤其在 2008、2009 全 球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美逐漸轉移至亞洲新興經濟體的 態勢日益明顯，以重回世界經濟中心舞台之姿出現的中國經濟走向自然眾所矚 目。
然而，過去 30 年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毫無代價。前文中已多次提及 過往的發展多少帶有「資源枯竭」性質；事實上，北京居民愈來愈常承受霾害 之苦，素有魚米之鄉稱號的江南地區卻時不時遭遇水荒困擾，就連四季如春的 昆明近年也多次鬧旱；國際專家已不止一次警告中國若常此以往，其大多數三 角洲地區將因氣候變遷而陷入萬劫不復境地，其中還包括了東方明珠上海。因 此，「改變增長方式」應不只是句口號，更應是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必須信守 的原則。
另一方面，歷經 30 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建立在低起點、高能耗基礎上之 勞力密集型經濟隨中國「人口紅利」的日趨消失、2008 年「勞動合同法」正式 上路以來，工資的節節上升等現實制約，中國經濟已然亦屆不得不轉型升級的 關口。可喜的是，單由近期中國富豪排行榜的變化，即可約略看出過往以製造 業或房地產業致富者，已漸退位給靠互聯網或服務業起家者。百度的李彥宏、
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和萬達集團的王建林均為後者的代表。而隨企 業規模的擴增，中國經濟更已由早期強調「招商引資」到其後的「招商選資」
邁向近年來的「海外購併」，相當程度服膺了由「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邏 輯。除類似「海爾」等製造業的海外佈局外，「百度」、「阿里巴巴」均已分 別在美國和香港上市、通訊業龍頭「華為」、「中興」足跡更遍及全球各地。
早期，中國由「技術換市場」，引進德國磁懸浮列車技術至今已然成為世 界高鐵長度第一大國，並正積極爭取承接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新加坡等東 協國家高鐵工程，企圖於 2020 年前完成泛亞高鐵網，具體落實與東協國家區 域經濟一體化目標的雄心壯志昭然若揭。事實上，除了東南亞外，做為大國，
中國更期許自己在 2050 年時，得以完成連接中亞、西歐的鐵路網；具體言，
即完成透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歐亞高鐵；由新疆烏魯木齊經中亞到達德國的中 亞線，以坐實「歐亞大陸橋」規劃。而就在近日，中國已投資協助英國興建其 第一座核能電廠。這對一直以來都在標榜「超英趕美」的中國人來說，難免心 生「時空錯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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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宏觀面對中國沿海三大經濟區域和微觀面對各區域內企業的了解，
已然發現兩者實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軌跡，即由一級產業逐漸朝二 級、進而三級產業的路徑邁進。大體上，前 30 年採取的是「出口導向」的模 式，金融海嘯後，逐步轉為「內需帶動」模式。若云由點而線再面為前 30 年 發展軌跡之寫照，則下一個 30 年，當中國經濟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時，仍應秉 持戒慎恐懼態度，處理好內、外壓力。或許也正因此，中國仍將會以試點方式 實驗各種發展模式的可能。甫於 2013 年底推出的「上海自由貿易示範區」便 是一例。換言之，緊接在「改變增長方式」之後，中國刻正處理「政府職能的 轉變」。上海在追求成為「一個龍頭、四個中心」過程中，正擬透過六大領域、
十八項開放措施的推動和「制度創新」，成為名符其實的「領頭羊」。於此同 時，中共中央授予澳門和珠海實驗之「橫琴模式」、深圳之於香港的「前海開 放」與廣州「南沙規劃」等亦均屬此。
總之，基於過往 30 年的經驗，中國處理發展問題的經驗，照理說應已日 臻成熟。中國完全具備大國實現近期推動「城鎮化」策略的市場條件，只是相 比於 30 年前，中國有較過去棘手的人口、貧富差距等問題需要面對。除因已 有一億以上「高齡」人口，以致迎來「未富先老」挑戰外；伴隨「城鎮化」過 程之進城「農民工」身份暨衍生之「戶籍改革」問題；及為激發購買/消費力 而需配套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社會底層群體不滿與隨網路日趨發達的第 三部門串聯力量等均成為考驗大陸下一輪施政課題。誠如溫家寶曾言，「正因 中國是個大國，任何成就除上 13 億，都顯得微不足道；任何的問題乘以 13 億，
即刻成為了不得。」
前後十餘載於大陸三大經濟區域的田野調研，其間辛苦固不足為外 人道，然一路走來亦學習甚多，收獲匪淺。歸納研究心得，若由各經濟區 域的主要企業出發，不難發現下述重要課題：
1. 民營企業中相當比重之「家族企業」；
2. 改革開放政策帶給個體和群體之各種機遇；
3. 企業善用市場力量而形構出的各種「群聚效應」，尤其浙江充滿 活力的民營經濟於幾乎所有地級市，均建構完成的各種大小的 「產業集群」；
4. 或因「小商品、大市場」發揮得太淋漓盡致，或許緣由於「計畫 經濟」和「市場經濟」尚未涇渭分明，以致在中國成為「製造 大國」後，迎來了歐盟、美國、印度、甚至阿根廷等諸多國家 有關紡織品、鞋類、玩具、打火機、鋼管等的「反傾銷」指控。
企業家有因此轉變生產方式者，也有因此一蹶不振者。
5. 學者們固然樂觀的認為中國的民營經濟，會死了一批，又冒出一 批；但也不乏替它們請命者，認為以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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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業過強，幾乎壟斷了各行各業；誠然，這些國營企業中不 乏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立下汗馬功勞者，如中國已有家企業 進入了世界 500 強；然而，「國進民退」的結果，使中國經濟和 市場接軌的路徑慢了許多，期間有識之士雖呼籲放寬民營企業 經營範圍，也即俗稱之「非公 36 條」及其後溫家寶執政期間提 出的「新非公 36 條」。惟迄未具體落實。
實際上，改革 30 餘載，若干民營企業已日益壯大，由英人「胡潤年 度財富排行榜」便可看出，不少民營企業家列名其間，由從事傳統產業的 宗慶后（「哇哈哈」飲料）、劉永好兄弟（飼料）到從事房地產業的「碧桂 園」、互聯網的李彥宏--「百度」、馬化騰--「騰訊」、丁磊--「網易」和馬 雲--「阿里巴巴」、以及服務業的王健林--「萬達集團」等。若論經營手 法，不少民營企業不僅有遍布全中國的營銷體系，也完全知曉如何善用和 發揮品牌代言人的功能。當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時，它們也會徘徊於上市 與否的抉擇中；以中小企業特別集中的溫州為例，溫商固有中國猶太人的 稱號，然亦為融資難所困，尤其金融海嘯後，不少企業家甚至因周轉不靈 而跳樓或遠走他鄉，倒逼出政府不得不考慮私營銀行之設立。
而雖同處於長三角，以民營經濟著稱的「溫州模式」就大大有別於仰 賴外資帶動的「蘇南模式」；惟不論「溫州模式」或「蘇南模式」，當企業 歷經多年發展，規模愈來愈大後，「蘇南模式」也已漸走出「不找市場找 市長」暨「以技術換市場」的老路，在政府大力推動「自主創新」和「做 大做強」的政策引導下，正不斷地尋求技術和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創新，朝
「創造大國」路途挺進。過去長期仰賴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各種政策優惠的 外商，在年來工資不斷上漲、大陸各行業「產業鏈」日趨成熟情勢下，自 然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經營困境。復以，大陸若干實力強大企業近年 來亦興起走出去，購併國外企業或與之形成綿密產業上、下游關係前提下，
包括部分台商亦感經營乏力而思轉往東南亞地區，港商、韓商甚至日商亦 然。這無異替外商上了極富意義的一課―未來發展究竟會是「大者恆大」？
抑或更需「自強不息」？
另一方面，由空間角度切入，早於八 0 年代即已「先行先試」的珠江 三角洲地區早已於 2000 年前後完成了「原始積累」，並形構出 9+2 的「城 市帶」空間格局；專家、學者們預料，隨連接東部沿海三大區域的高速鐵 路陸續通車，「珠港澳大橋」的即將完工，以及廣東省汪洋前書記「騰籠 換鳥」策略的進一步落實，粵東、粵北、粵西地區和 9+2「城市帶」間的 發展差距可望縮減；然與長江三角洲區域比較起來，珠江三角洲地區若擬 維持競爭態勢，則如何逐漸由過度偏重於「勞力密集型」和「資源耗竭型」
產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過渡，加大對知識型人力和 人才之投資，以加速產業結構之轉型和升級，誠屬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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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研過程中，部分學者認為 2000 年後方取得較快速發展的環渤 海區域具有優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區域的「後發優勢」，南開大學 的吳浙教授甚至為文稱環渤海區域將成為中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地。
他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蓋因環渤海地區涵蓋了中國長期以來較為集中且 饒富歷史的重工業基地；位於唐山的曹妃甸鐵礦石港，遼東半島的遼寧省 不論鋼鐵、煤礦，大連的外包和動漫產業；山東半島的石油、汽車；除港 口外，近年來天津在航天航空、醫藥、物流甚或生態城開發等方面亦皆表 現不俗；然而，較為人詬病者，乃該區內固然同時存在著兩大直轄市，但 除北京和天津兩市外，卻未如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區域般，建構出具 規模的「產業鏈」或「城市群」。多年前，北京清華大學院士吳良鏞即曾
他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蓋因環渤海地區涵蓋了中國長期以來較為集中且 饒富歷史的重工業基地；位於唐山的曹妃甸鐵礦石港，遼東半島的遼寧省 不論鋼鐵、煤礦，大連的外包和動漫產業；山東半島的石油、汽車；除港 口外，近年來天津在航天航空、醫藥、物流甚或生態城開發等方面亦皆表 現不俗；然而，較為人詬病者，乃該區內固然同時存在著兩大直轄市，但 除北京和天津兩市外，卻未如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區域般，建構出具 規模的「產業鏈」或「城市群」。多年前，北京清華大學院士吳良鏞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