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觀之，中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的總體發展乃集政府規劃、產業集群和內、
外資聯動的產物；且重工業基礎愈強的北方環渤海區域，政府規劃對模塑空間發 展特色之力道似乎愈深。而愈往南方，在地方發展方面，政府規劃 若非與民營 產業之影響帄分秋色，即略低於習慣抱團民企之作用。
具體而言，北京的城市發展和格局大半由政府主導，尤其奧運前後，無論是 新鎮開發，國家級工業區之佈建，新 CBD 擘劃暨重大建設項目之區位決定，政府 幾乎無役不與。而不論是中關村科技園、亦庄工業區和上海浦東的金橋、外高橋 和張江科技園一樣，多以全球五百大企業為主要訴求。且在產業類型的 選擇上，
政府的規劃亦有一定置啄空間。亦庄期能朝通訊、汽車、生技等方面 發展而浦東 張江科技園區卻多以半導體等為目標。知名的「Nokia」、「Benz」、「京東方」因 此落腳北京亦庄。而「中芯半導體」則選擇座落在上海張江。於此情勢下，兩市 的一般民營企業很自然地只有朝服務業方面發展。
同樣位居北方的天津，中共不但將「濱海新區」列入國家重點開發議程，隨 之而來的東疆保稅區計畫、大乙稀計畫、空客 A320 計畫、中新生態城計畫甚至改 革初期最先成立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計畫無一不屬政府牽頭項目。甚至天津各 行政區內的工業區（如西青區）多半也由政府主導，且為達國家層級標準，吸引 投 資 對 象 多 半 也 以 知 名 外 資 企 業 為 主 。「Motorola 」、「 康師 傅 」、 「LG」、
「Samsung」不說，空客 A320 即中德合作項目，而「中新生態城」更是除新加坡 蘇州工業園區外，中、新兩國的另一合作事項。於此前提下，民營企業不是投入
服務業即只能為上述大企業配套。政府規劃對未來天津發展動向 的影響，還見諸 於前年方獲准之「北方金融中心」定位，前已提及之政府授與天津在金融和土地 兩方面的「先行先詴」權，肯定會創造出一些包括相關人才 和產業的需求。
位處於長三角核心城市的上海，如前述，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浦 東新區」地位後，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幾乎傾全力建設和推動上海的各項建設，除 已論及之外高橋、金橋和張江科技園區外，上海浦東機場，大、小洋山港和數座 跨江大橋、聯絡機場磁浮列車、崇明島生態區以迄「虹橋樞紐」和甫獲准未幾於浦 東川沙將設立之狄斯奈樂園等方案皆為由上而下的規劃項目。已閉幕之世博會更 給了上海市政府大手筆進行城市改造的合法性基礎。誠如北京為奧運而大量拆遷 老胡同所引來之非議及「公平」Vs.「效率」爭論般，上海舊城改造帶來的大量動 遷，姑不論對傳統石庫門式建築的破壞，也同樣涉及發展過程中「公平性」的議論。
今天北京和上海形同天價的高房地價格不囿困擾著擔心房產過熱可能引發通膨危 機的中共高層，上海人：「講英文的住在城中心，講普通話的住在離市區稍遠處。而 真正講上海話的，就只有住到郊區去。」的形容所透露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不公平的 訊息似乎更值得吾等深思。或許，這正是追求成為「國際/全球城市」的代價和 必經過程吧！而北京及上海若一心追求「總部經濟」，製造業也就只能朝周邊城 市和地區轉移，在這方面，廊坊之於北京，一如松江、青浦、嘉定甚至稍遠一 些的浙江嘉興，江蘇昆山和蘇州之於上海，某種型式的產業關聯和配套已然或 有待努力達成。
誠然，長三角的江蘇自改革開放迄今已歷經好幾次產業結構的變革，八 0 年 代建立在費孝通所倡導之「小城鎮」和「鄉鎮企業」基礎上的「蘇南模式」使江 南城鎮--蘇州、無錫、常州聲名大噪，「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容更刻畫了這些 魚米之鄉生活的富饒。隨改革開放步伐之深化，「招商引資」成了各級政府的首 要任務，蘇州得力於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之開發，其 GDP 一度超越上海甚至名 列全國第一，「外資帶動」經濟發展模式的比喻也從此和「蘇南模式」劃上了等 號，尤其台資 IT 產業大量聚集於蘇州、昆山的結果一度還被台灣電電公會選為 最適合台資企業前往投資的城市。無錫在自認落後蘇州五年後，這些年也以投 資「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方式急起直追，台資比重遠不及蘇州來得高，但對 日、韓電子產業的吸引力卻不可小覷。相形之下，常州近年的發展不及蘇州和無 錫，兩年前更因「鐵本」事件30而受傷不輕。
如果說江蘇發展係採以外資帶動模式，浙江則正好相反，係建立在「塊狀 經濟」基礎上且多半屬民營經濟性質的企業可謂浙江發展的瑰寶。除前已論及 溫州類似「第三義大利」活力充沛的民營經濟外，紹興、南潯、海寧、嵊縣、
永嘉橋頭、義烏等地之紡織城、建材城、傢俱城、皮革城、領帶城，鈕扣城和
30 常州「鐵本」以生產鋼鐵為主，為一典型官商勾結案例，並不真正具備經營條件和能力的地方人士竟 然可驅使地方政府為其徵收大片農民土地辦廠，後經中央查辦勒令停工，此案常作為官商勾結及不自 量力民企之負面教材。
小商品城等訴說著和外資帶動完全不同的產業發展故事。學者如浙江大學民營經濟 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即曾指出：「現在再去爭論究竟『蘇南模式』 抑或『溫台模 式』，何者較優、較劣已不具太大的意義，未來或許應該發展出 一套截兩者之長 而捨兩者之短的綜合性模式。」此外，民間力量的蓬勃發展當 然並不意味著政府 角色的完全削弱或消失；以省會杭州為例，政府在蕭山國家 級的下沙經濟技術開 發區和杭州濱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規劃過程，對引進產業類型和地區依然有著 難以撼動的作用。而由「西湖時代走向錢江時代」的空間規劃配置、西溪濕地開發 等方面，政府著力尤深。至於浙江第二大城寧波，從寧波和舟山組合港到大榭工業 區，石化、電廠、物流產業之發展，以迄沿寧波、舟山、象山等城市發展之浙江海 洋經濟區規劃等，政府更是當仁不讓地居於主導地位。惟浙江人務實、靈活的個 性在寧波人身上也可一覽無遺。寧波商人為了「接軌上海」，自己出資蓋「杭州 灣大橋」，最近更在商議如何利用上海新一輪的「自由經濟試驗區」以狀大自己；
年來不少 500 強企業的進駐，益使寧波的發展一日千里；總之，寧波聚集著不少 傳統產業的龍頭，如「雅戈爾」、「杉杉」，而這些企業近年來也涉足「資本市 場」，難怪研究區域經濟的大陸學者總認為：「浙江其實有兩個省會，杭州是政 治、文化中心；寧波才是真正的經濟中心。」
至於位處東南沿海珠三角的深圳，改革初期即以吸引外資以達快速積累資 本為目的，外資於該區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自不言可喻。而除港資外，台 資如鴻海--「鴻富錦集團」，在 2012 年未發生 13 起廠內工人自殺事件，所謂 「血汗 工廠」事件前，幾乎即等同於整個龍華工業區。深圳往高科技，尤其通訊設備系 統及相關產品的發展大方向，不僅造就了「中興」和「華為」兩家大型民營企 業（受國家政策扶持深），近一年來爆紅的「山寨機」更與台灣「聯發科」所提 供的矽晶片息息相關。田野工作期間，深圳社科院樂正院長更告以台灣的「威盛 電腦」正提供深圳廠商核心技術，準備生 產山寨版「上網本」，因此已 引起
「Intel」的緊張而展開與「威盛」間的人才薪資大戰。近日更因兩岸 關係解 凍，「中國移動」老總王建宙造訪台灣，擬與台灣通訊大廠（如友達、 遠傳等）
發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其實，兩岸通訊業者早已有標準化設備模式 的計畫與 行動。年來，台灣趨勢科技（Trend）老總和北京奕莊工業園區合作開發「雲端 科技」為另一兩岸高科技深化合作的案例。台灣向來以 ICT 產業見長，惟近年 來大陸急起直追，我政府若無法快速地找到下一個明星產業，台灣高科技的光環 遲早會消失。此外，外資與中國資本間的競爭可由台灣「鴻海」控告「比亞迪」
電動車王傳福事件及「宏碁」與「聯想」在筆記型電腦方面的拼膊得到印證。
至於空間規劃方面，如前述，中共中央去年方通過之「珠江三角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除確立「深港一體化」方向外；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深圳 除強調高科技、城市綠化、發展文化產業外，更冀通過與香港河套落馬洲地區 的共同開發，拓增科技發展腹地。只是香港自實施「一國兩制」迄今，與內陸關係 未漸全面融合，香港一方面企圖做「亞洲」甚或「世界」的香港；另一方面，又似 乎不得不做「背靠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基此，深圳對與香港共同開發河套落馬洲
地區似已失去耐性，近來在深圳方的「前海」地區另起爐灶，且直搗香港的強項—
金融業，對香港商人而言，這固然是機會，但對香港當局而言，立刻感到對「中 環」的威脅，有以「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房地產投機」帶過者；卻也不乏有 識之士，在上海、深圳陸續推出金融中心規劃後，擔憂起香港金融中心寶座可 能不保，甚或香港城市整體競爭力的問題。無獨有偶，當台灣亦正思考有無可 能發展成除倫敦、新加坡、香港以外的另一人民幣交易中心時，有學者專家即 建議台灣應與香港攜手合作。可見大中華區的城市競爭已日趨白熱化。
金融業，對香港商人而言，這固然是機會，但對香港當局而言，立刻感到對「中 環」的威脅，有以「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房地產投機」帶過者；卻也不乏有 識之士，在上海、深圳陸續推出金融中心規劃後，擔憂起香港金融中心寶座可 能不保，甚或香港城市整體競爭力的問題。無獨有偶，當台灣亦正思考有無可 能發展成除倫敦、新加坡、香港以外的另一人民幣交易中心時，有學者專家即 建議台灣應與香港攜手合作。可見大中華區的城市競爭已日趨白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