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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就學準備度及其相關探討 壹、幼兒就學準備度概念之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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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就學準備度及其相關探討
壹、幼兒就學準備度概念之形塑一、幼兒就學準備度的發展脈絡
Cuban (1992)指出，直至 1919 年為止，已有 84 種標準化測驗用於評量幼稚 園和小學低年級學童其學業能力，其中智力測驗則是用區分幼稚園的孩子 (指五 歲幼兒)是否能順利銜接於上小一的過渡時期。約在 1920 年末期，當時自認潮流 之幼稚園與小學紛紛投入大量資金及師資，以測量幼兒進入幼稚園或小學的能力。
然而，直到二十世紀初，幼兒就學準備度的觀點曾被提出，當時不稱作就學準備 度，而是「閱讀準備度」(reading readiness)，用以測驗兒童進入小學一年級時學 業知識的準備度，視為就學準備度之前身。
近年來，美國不斷推動教育改革法案、修訂教育目標，可見他們對幼兒就學 準備度的重視。如：1983 年美國政府發表「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 告書，揭開美國教育改革的序幕，強調美國當局對教育改革之必要性，因而引發 了美國國家教育改革浪潮。美國教育十年一改，於 1994 年宣布「目標 2000：美 國教育法案」(Goal 2000：Educate America Act)，其首要目標便是「在 2000 年，
所有幼兒在入學時即應已具備學習能力」。同時，「幼兒也要能進入高品質、合於 發展的學前教育機構就讀，以利其就學準備。」此目標對於提升幼兒教育的品質 有正面效益，也認定學前機構有其義務協助幼兒就學準備；2002 年「不讓任何 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則進一步要求美國各州訂定幼兒學 習標準 (early learning standards)，以確實執行幼兒就學準備度；而在「2009 年美 國總統歐巴馬教改總回顧」，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早期學習計畫基金，此預算高達 100 億美元，用以提升幼兒早期教育的目標及品質，並明文鼓勵各州提升幼兒入 園時的準備度 (指幼兒應具備適當的健康狀態、情緒、及體能等學習所需的能力) (教育部，2010)。
從以上探討幼兒就學準備度的重點發展，瞭解就學準備度的歷史淵源，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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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美國近代教育趨勢對幼兒就學準備度的重視，使就學準備度的意義更為鮮明，
而呼應美國教育部揭示了它的兩大任務及目標，即確保教育機會均等及促進全國 卓越的教育，以發展學生潛力及接受良好的教育機會（教育部，2010）。
二、幼兒就學準備度之相關理論
Meisels (1998)對於就學準備度的觀點，將其歸納為理想主義/先天論、經驗 主 義 / 環 境 論 、 社 會 建 構 論 、 及 互 動 論 四 類 ， 另 有 學 者 Snow (2006) 提 倡 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論作為探討幼兒就學準備度時的立論基礎。分述如下：
（一）理想主義/成熟論 (Idealist/Nativist)：
成熟論認為人的發展受特定的順序支配，這一順序是由基因決定的，在它指 導下的機能完善稱為成熟，因此對於外界因素 (如社會環境、父母教養或其他社 會文化影響因素)更重視內在因素的發展，對於就學準備度的觀點，其認為幼兒 個體的發展與準備，身心的成熟度才是幼兒的學準備度之依據，認為學習是人類 的天賦能力，是自然成熟的結果，像是幼兒能專心、安靜的坐著、與他人合作達 成任務、聽從成人的指導或指令等，均是以發展成熟為先決條件，其主張因此讓 幼兒在自然情境下發展，成人僅須適時提供少許協助，當幼兒發展成熟，幼兒即 準備好就學。
（二）經驗主義/環境論 (Empiricist/ Environmental)：
要說成熟論是內在導向，那環境論便是外在導向，其不同於成熟論，環境論 者認為就學準備度的完備來自於外在經驗的行為表徵，外在經驗遠重要於內在成 熟，他們關心的是幼兒能做什麼，實際行動為何，認識顏色、從一數到十、拼出 名字、表現出禮貌合宜的社會行為，因此 Kagan (1990)認為準備的學習（readiness for learning）等同於準備好就學（readiness for school），故幼兒需透過外在經驗 的引導與學習兒獲得技能與知識，以作為就學準備度的指標。因而環境論者主張 要衡量幼兒就學準備度需考量已有的經驗與能力，及其所處環境之影響，若幼兒 準備度不足，除了家長與教師給予協助，必要時也可讓幼兒延緩入學或是進行 K 年級先修課程，以補強幼兒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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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ts)：
有別於先天論及環境論，社會建構論將焦點放在幼兒所生活的家庭、學校與 社區，強調社會及文化因素，認為就學準備度是幼兒在社區、家庭及學校所獲得 的學習而構成的。主張學習個體的發展受到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影響，不同的社 會價值觀、社會期待、及幼兒經驗的差異性，均會影響不同的準備度 (Graue, 1993)。因此在衡量準備度時，幼兒的成長環境、社區等也是重要的考量點。
（四）互動論 (Interactionist)：
互動論綜合了環境論的環境因素以及先天論的生物因素，互動論者認為就學 準備度是受到幼兒個體先天的發展能力及其所生活的環境交互影響，主張幼兒學 習的過程涵蓋了個體內在能力、外在環境，以及個體與環境互動的認知能力。
Meisels (1998)將準備度視為雙向互動的概念，認為兒童的發展最主要是受到外在 環境的影響，學習是需要靠大人及同儕的增強，因此學校提供幼兒個別需求的能 力以增進幼兒的學習，故就學準備度的概念，除先天的成熟因素為基礎外，還要 透過與所在環境的刺激經驗及個體本身的認知能力幫助達到學習，即是幼兒與環 境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五）生態系統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Bronfernbrenner (1979)強調多重環境對於幼兒行為與發展的影響，認為幼兒 的發展是受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交互影響。而生物因素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環境 因素則由兒童的生活環境推廣至外在的世界環境，因幼兒與環境互動的模式不僅 只限於同一環境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的交互作用，因此 Bronfernbrenner 以 個體與環境依照直接、間接之層度分為四個系統，並以時間系統貫穿整體：微系 統 （ microsystem ）、 中 系 統 （ mesosystem ）、 外 系 統 （ exosystem ）、 大 系 統
（macrosystem）。跳脫以往單一的思維，從不同面向來探究幼兒的發展，顯示幼 兒發展是受到各個層次的交互影響形成的，從家庭、學校以至社區甚至擴及國家、
政策，是故就學準備度應是每個系統都準備好，才是最佳寫照。
由上可見其理論依據，但幼兒就學準備度字面上為準備好入學幼兒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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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達到此一狀態，是否其他層面也須做好準備，才能使孩子準備好？當前學者 一般認為，幼兒就學準備度是受幼兒的個人發展因素，以及家庭、學校與社區環 境的共同影響。就此美國國家教育小組(US 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 (1997) 所發表的就學準備度三向度：（一）兒童對就學的準備：確保孩子能夠入學且有 良好的學習經驗；（二）學校為兒童所做的準備：學校準備好讓學童入學；（三）
家庭及社區對幼兒就學準備度的支持：提供良好的家庭及社區環境以供幼兒學習；
亦強調幼兒周遭環境：家庭、學校、社區的角色及重要性。由上述可知目前學者 對幼兒就學準備度之探討，較偏向生態系統論的角度，強調幼兒所處環境對其學 習經驗造成的的影響。
雖然幼兒就學準備度有其理論依據，但幼兒教育階段是否適合應用評量或標 準來評斷幼兒之學習，始終引起相關人士及社會大眾之疑慮。美國幼教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為此特別提出 聲明，強調任何就學準備度的討論，必須考量三個重要因素(NAEYC, 1995)：（一）
由於幼兒的早期生活經驗是有差異且不平等的，因此，要提供幼兒高品質的學前 經驗，以確保每位幼兒的就學準備。（二）要了解並支持幼兒的個別差異，包含 因語言和文化不同造成的差異。（三）對幼兒就學準備度能力的期待，應該合理、
適切並重視個別差異。同時，也要注意幼兒的發展是多面向、相互關聯、不宜切 割的。
貳、定義幼兒就學準備度與重要範疇 一、就學準備度的重要性
早期就學準備度重於學術面向，如：認知、算數、基本能力概念等準備度，
而忽略幼兒身心的良好適應 (Harradine & Clifford,1996)。如 1965 年針對弱勢族 群或文化不利地區之幼兒的所提出 Head Start，屬一種補償教育方案，該方案重 視語言學習、閱讀技巧、數學學習、自我觀念和學習態度的培養；以及 2002 年 提倡「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Good Start, Grow Smart Initiative)精神，從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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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建立閱讀基礎，培養幼兒的語言與認知能力。
二十世紀初，注重幼兒在學業知識上的能力，進步主義教師曾使用不當的測 驗去評估幼兒的就學準備度， 作為幼兒入學許可和分班之依據。故 NAEYC (1995)提出以這樣不合宜的方式衡量幼兒，而未考量先天的生理發展與外在環境、
學習經驗上的差異，易產生偏誤。
Kagan (1990)認為幼兒就學準備度除了基本的認知能力之外，其幼兒的社會 情緒與人際互動能力也不可偏廢。1992 年 Gredler 提出「幼兒就學準備度」是指 幼兒在進入正式學校時（亦稱 K 年級，相當於國內幼兒園大班之幼兒）其身心 狀態已達到準備接受正規教育的程度，並著重幼兒進入學校前所具備的能力與知 識。NAEYC (1995)指出，家庭與學校本身應準備好以支持幼兒的就學準備度，
對幼兒的就學準備負起責任來，像是一個準備好的學校應能提供符合幼兒個別需 求的適性課程。Meisels (1998)則以雙向互動論的觀點，強調幼兒與學校間的互動，
學校應準備完善且豐富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幼兒的教學準備度。
就學準備度始於美國，在 1989 年美國政府宣告「在 2000 年，所有幼兒已準 備好入學。」其後掀起一連串的教育政策改革風潮，於 1991 年國家就學準備度 小組將學準備度視為國家的義務與責任，1994 年幼兒就學準備度晉升為國家首 要教育目標，正式確立於「目標 2000：美國教育法案」，其後在 2002 年「不讓
就學準備度始於美國，在 1989 年美國政府宣告「在 2000 年，所有幼兒已準 備好入學。」其後掀起一連串的教育政策改革風潮，於 1991 年國家就學準備度 小組將學準備度視為國家的義務與責任，1994 年幼兒就學準備度晉升為國家首 要教育目標，正式確立於「目標 2000：美國教育法案」，其後在 2002 年「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