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蒙古人的社會組織
第二節 後期蒙古社會組織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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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瓦剌視為「蒙古」的敵人。24 因此，《黃金史》中所謂「蒙古」比較像一種政 治上的名稱，而不是依文化特點或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親屬關係而定。其實，
當時蒙古與瓦剌之間的互動包括許多聯姻、以及個人決定改變身分的狀況（如從 蒙古人變成瓦剌人）。蒙古與瓦剌的身分並不是固定的（Bawden 1955：160），瓦 剌文化跟蒙古文化彼此相似，除了瓦剌人對黃金家族的看法之外，瓦剌是指蒙古。
（瓦剌的起源仍很模糊，學者薄音湖根據蒙古帝國伊兒汗國作者Jāmi' al-tawārīkh 的《史集》，主張瓦剌在十三世紀叫做斡亦剌惕。）
再加上，一個人出身的萬戶無法決定一個人的身分，東方蒙古的貴族滿都海 哈屯（蒙：Мандухай сэцэн，約1449–1510）與達延汗（也叫「大元汗」，蒙 Даян Хаан，1464–1517）戰勝瓦剌之後，將東方蒙古的六個萬戶組成為三左翼（察哈 爾Цахар、喀爾喀 Халх、兀良哈 Урианхай）（根據薄音湖也叫做兀良罕、烏梁 海、烏梁罕、烏浪漢等）與三右翼（鄂爾多斯Ордос、俺答汗的土默特 Түмэд（《明 史》的土蠻）、永謝布Юншээбүү……或後來的喀喇沁 Харчин），然後讓自己的 兒孫各娶六個左右翼的貴族（Miyawaki 1984：138）。Miyawaki 根據許多蒙文與 中文的文獻指出，達延汗去世之後，他的兒孫之間開始互相競爭，占領達延汗所 謂「可汗」的位置。當時不僅有許多萬戶之間發生戰爭，三左翼的察哈爾萬戶自 己也分為左翼跟右翼，這左右翼彼此也相互爭戰（Miyawaki 1984：139–147），
游牧佛教就在這樣的社會體系中出現。
從研究者的觀點來看十六、十七世紀的蒙古人對他們自己的認同，我們會發 現，任何蒙古認同的定義必須是模糊的，因為當時蒙古社會不是統一的。當時蒙 古社會缺少中央的領導人或是共同的固定法典。
第二節 後期蒙古社會組織的歷史變遷
十六世紀的蒙古萬戶開始同化當時定居文化之後，他們同化的過程分為兩個 歷史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萬戶貴族參與藏傳佛教所發明的供施關係（藏：
mchod-yonch 此辭彙縮寫兩個位置稱呼：mchod-gnas 是指「法師」與 yon-bdag 是指施主、佛語：「檀越」從梵文dānapati）。在第一個階段之下，蒙古人限於贊 助者的角色、所收到贊助者大多是西藏喇嘛：土默特萬戶跟阿興喇嘛、第三達賴 喇嘛的會合，或是固始汗（1582–1655）跟第五達賴喇嘛的會合。此種民族之間
24：「mongɣol-un nigen törü-yi oyirad-tur abtaba gekü」（Bawden 1955：71）、英譯為「The whole rule of the Mongols was taken over by the Oirad」（159）；或「……oyirad-un nigen törü-yi mongɣol abuba gekü tere buyu」（72）、「. . . the Mongols took over the whole rule of the Oirad」（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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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對蒙古社會之內的組織系統沒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贊助者的角色還持續 萬戶貴族的階層及其社會階層結構。
第一個階段的系統顯示於許多歷史現象，除了萬戶貴族跟西藏喇嘛的會合之 外，還有十六世紀的寺院建造，包括俺答汗土默特萬戶所建造的格魯派寺院：1575 年在呼和浩特城附近的寺院「Mayidari-yin juu」與「Yeke juu」25，以及1577年在 青海察卜齊雅勒所建立的仰華寺（陳又新 2013：14–18）；或者阿巴岱汗
（1554–1588）喀爾喀萬戶1585年在哈拉和林原地的額爾德尼召（蒙：Эрдэнэ Зуу；
根據 Atwood，額爾德尼召本來是薩迦派喇嘛的寺院，Atwood 2004：169–170）。
另外一個例子是固始汗的和碩特愛馬克，此社會集體本來屬於喀喇沁萬戶之內，
他們在十六世紀跟瓦剌聯盟之後，變成瓦剌的「和碩特愛馬克」，在1637–1642 年固始汗的和碩特軍隊佔領了拉薩，由於和碩特愛馬克當格魯派的施主，此佔領 讓格魯派的西藏喇嘛在西藏地區增加權力（Atwood 2004：211）。
萬戶之內的組織變遷在於第二個階段：蒙古與瓦剌的各個萬戶同化整個供施 系統，此狀況減少西藏喇嘛的管理，將蒙古與瓦剌社會之內的特定人口遷移不同 的社會階層位置。佛教僧侶的集體在某些方面相似傳統「怯薛」的集體，兩個集 體都在親屬關係之外，以及兩個都基於一種男性的社會階層結構，但是差別在於 佛教的社會集體定居資源跟定居文化的需求：文子系統跟定居的地點（見下文第 五章）。
不同萬戶人口在藏傳佛教文字系統的影響之下，引用了佛教文字的物質文化 和抄寫人員的能力，他們開始用佛教的神職人員建立法典，例如在1640年，喀爾 喀、瓦剌共同建立了新的法典，學者達力扎布認為這個法典是以結盟方式來避免 滿洲人的攻擊（見達力扎布2003）。但是過了幾十年後，喀爾喀萬戶的藏傳佛教 領導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從藏語：rJe-btsun Dam-pa；
見 Bareja-Starzyńska 2010）跟和碩特的領導人噶爾丹汗（1644–1697）分裂了，
因為噶爾丹汗支持了西藏的達賴喇嘛，也就是當時哲布尊丹巴的敵人。此分裂令 這兩個萬戶放棄他們的法典，之後，喀爾喀萬戶便與滿洲人結盟以反抗衛拉特。
萬戶是十六、十七世紀蒙古社會最主要的社會集體，對當時蒙古人而言，萬 戶認同看起來比任何蒙古認同還重要，因為萬戶的認同決定了政治情形，如同十
25「The mobile monasteries that followed Altan Qan in his military campaigns progressively settled: a small temple was probably founded in Kökeqota around 1572. In 1575 Altan Qan founded the
Mayidari-yin juu (temple of Maitreya), maybe on the site of his former palace, and the Yeke juu (“ ig Temple” a few years later, the first two of the large princely monasteries that survive today.」（Charleux 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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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的清朝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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