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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具進行互動，此為一「普遍且必要」的途徑，從而不應固守傳統「第三人原 則」，忽略「非內容性通訊資料」重要性逐漸提高，應當綜合主觀與客觀要素，
提供完足的隱私權保障，並同時兼顧犯罪訴追之公益目的。
為此，本章擬就客觀隱私期待討論，於第一節《從資訊蒐集衍生至資訊使用 階段》，從學理與法院實務論述以「第三人」為平台取得「非內容性通訊資料」， 將因「非內容性通訊資料」本質上具有「量變導致質變」的特性，使得監督偵查 機關的取證行為應由「資訊蒐集」延伸至「資訊使用」階段，方為周全。第二節
《提出「執法機關取得第三人紀錄標準」》整理美國律師協會所提出的「執法機 關取得第三人紀錄標準(LEATPR Standards)」，該份刑事司法標準具有權威性，經 一定組織、程序，由專家學者共同擬訂，區分「資訊私密性」程度的高低，以避 免僵化的第三人原則無法周延保障個人隱私。第三節《自由權為基礎的人際交往 隱私權》涉及人際交往形式。個人處於社會之中，勢必與他人建立一定程度的連 結關係，並無可避免地邀請他人進入私密領域空間，形成親密的社會關係。站在 這樣的立場上，思考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內涵，似過於著重個人應當處於私密獨 立的空間，否則隱私將不值得保護的視野，忽視共享社會之中人際關係建立的特 質。因此，在美國法院實務上抑或是學理的討論之中，莫不重行思考憲法增修條 文第4 條內涵是否過於狹隘，提出「人際交往隱私權」之討論，此於突破傳統僵 化的第三人原則理論，亦不失為一個值得參酌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從資訊蒐集衍生至資訊使用階段
Anthony G. Amsterdam 教授在 1974 年《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觀點 (Perspectives on the Fourth Amendment)》一文中提到個人受到保障的合理隱私期 待，本質上為價值判斷，端看政府行為是否合乎自由開放社會所追求的目標380。 在引進新型態科技偵查實務後，檢視被告是否享有合理隱私期待之標準，再再彰 顯現今民主法治社會中，於追求刑事訴訟目的之際，所當踐行人權保障之低標，
其具體內涵應當考量何等要素。為此，本文借助美國學理與實務上試圖突破第三 人原則困境的理論發展，將「資訊蒐集」階段衍生至「資訊使用」階段，架構刑 事偵查實務中，向網路服務提供者調取非內容性通訊資料所涉客觀隱私期待之內 涵381。
380 Amsterdam, supra note 349, at 403; Colb, supra note 314, at 124.
381 實則本文在有限篇幅之中，僅能酌以描述「從『資訊蒐集』衍生至『資訊使用』階段」作為
修正「第三人原則」的方法論之一，此議題如欲細究尚需另為文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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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正當化「資訊使用」階段規範基礎
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明文禁止國家公權力為不合理的搜索、扣押，主要保障 國家蒐集個人資訊時避免干預人民合理隱私期待，所聚焦者為「資訊蒐集」階段 合憲性的判斷。惟科技快速進展的現今社會下，保存數據與利用數據已然是一種 趨勢，且將此因素納入法律規範體制上的考量，在討論隱私權的戰場上，已經從 資訊蒐集拉至資訊使用階段上的限制382，也無怪乎Orin S. Kerr 教授大膽提到：
「監控的未來是資訊使用限制規則的未來，該規則將嚴格管制政府如何使用所蒐 集以及所擁有的資訊383。」
偵查機關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相關資料後，就資料的處理可以約略分成：
蒐集、分析、使用的階段。在傳統的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下保障的射程範圍僅及 於資料的蒐集，蓋如資料的蒐集未涉及憲法層次問題，後續的使用階段尚難認為 有違憲之疑慮，且如在資料蒐集階段已然歸屬憲法所保障，則前階段的令狀保障 實際上已經削弱了後續資料使用上違憲之疑慮384。惟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之保障 範圍是否及於資訊使用階段，從過往美國法院實務判斷非首次討論關於「使用限 制」的問題385，而應肯認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在保障國家公權力對人民過度干預 與介入之際，除了取證之外，使用證據的過程亦為射程範圍。
Ric Simmons 教授歸納「使用限制」納入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保障的正當化 基礎，有以下幾種原則386：
382 最早提出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應當包含對於使用資訊的規範，見：Harold J. Krent, Of Diaries and Data Banks: Use Restrictions under the Fourth Amendment, 74TEX.L.REV.49, 53(1955).另有其 他學者表示支持，如：Balkin, supra note 88, at 3; Russell D. Covey, Pervasive Surveilla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80 MISS.L.J. 1289 (2011); Joh, supra note 75, at 63.
383 Orin S. Kerr, Use Restri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Surveillance Law, FUTURE OF THE CONST., Apr.
2011,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e-restrictions-and-the-future-of-surveillance-law/ :
‘’future of surveillance is a future of use restrictions-rules that strictly regulate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with information it has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384 Kerr, supra note 423, at 332.
385 例如：無令狀搜索、扣押所得之物並無法作為證據使用，見：United States v. Chadwick, 433 U.S. 1, 11, 15 16 (1977).
針對懷孕婦女藥物濫用的檢測與戒治，無令狀所得尿液檢測結果未經婦女同意，見：City of Charleston v. Ferguson 532 U.S.67, 78 (2001):’’ testing a patient's urine for evidence of drug use was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expectation ... by the typical patient undergoing diagnostic tests in a hospital ... that the results of those tests will not be shared with nonmedical personnel without her consent.’’
386 Ric Simmons, The Mirage of Use Restrictions, 96 N.C.L.REV. 133, 130-14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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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正在進行中的扣押原則(Ongoing Seizures)
此理論認為偵查機關如不當使用合法蒐集的資料，將使合法的搜索、扣押行 為轉為非法取證行為。早在1995 年 Harold J. Krent 教授即提出合理隱私期待的 範圍並不侷限於受到搜索、扣押的地方或是物品，而係整體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 係387，並認為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政府只在公共目的所需的情況下方能佔 有財產，從以證明搜索、扣押的合理性。因此，本條規範對象不僅應包含資訊蒐 集階段，亦須納入資訊使用限制階段388。對此問題，Krent 教授倡議特別嚴格的 資訊使用限制以確保搜索、扣押的合理性，認為：政府取得資料後，應對人民說 明將如何使用該筆資訊389。Orin S. Kerr 教授認為無需如此激進，尤其應用在數 字時代中，就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問題，毋寧採取較為溫和方式，當法院發布 令狀之際，首次搜索、扣押所得的證據將包含「令狀授權範圍」與「非授權範圍」
者，此乃基於數據混合在同一電磁紀錄載體的因素，是電腦數據特性所生必然現 象。因此，最初所扣押「非屬授權範圍」者也因無可避免而為合法扣押。惟當偵 查機關開始篩選證據後，將區分「授權範圍」與「非授權範圍」，如使用非經授 權範圍的證據，才是顯然與令狀相違背而有違憲之疑慮390，此種作法顯然較放寬 資訊蒐集的限制。
第二款 連結證據排除法則至搜索目的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主要禁止公權力機關對人民為不合理的搜索、扣押，
「證據排除法則」指涉非經法定程序取得證據，原則上排除於法庭上使用。如從 此角度思考，透過證據排除法則推演而出，毋寧是禁止使用與搜索最初目的不一 致的任何證據。如果法院允許政府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進行搜索，政府只能將搜索 所得證據用於原先受法院允許的具體、明確目的，如果用於其他目的，該使用證 據的結果將不被接受391，也為此透過連結「證據排除法則」的具體操作，考量證 據的使用如與搜索目的不一致將予以排除，是對資訊使用限制上論證的正當基礎。
387 Krent, supra note 382, at 63.
388 Krent, supra note 382, at 52-53.
389 Krent, supra note 382, at 93-98; Orin S. Kerr, Executing Warrants for Digital Evidence: The Case for Use Restrictions on Nonresponsive Data, 48TEX.TECH.L.REV.1, 35(2015).
390 Kerr, supra note 389, at 24-27.
391 Covey, supra note 382, at 131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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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的搜索意義擴及資訊處理
這個理論基礎主要是透過擴大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內涵，將「搜索意義」
不僅限於資訊蒐集階段，並擴張至資訊處理過程，政府必須滿足令狀授權，方得 使用合法取得的資訊。其中，Wayne A. Logan 教授針對解決當前政府在不同情況 下，合法蒐集大量數據所衍生之問題，如：DNA 數據資料庫的建制、偵查機關 調取第三人所持用戶電信元數據所生數據利用問題，提出限制資訊使用作為解套 方式392。在這個理論基礎下，認為政府使用合法蒐集的資訊時，需有令狀授權，
否則將構成不合理的搜索行為。
這與前述「正在進行中的扣押原則」相似卻不同。「正在進行中的扣押原則」
指涉法官初始令狀發布之際，未經授權範圍部分因電腦數據本質特性，無法立即 辨別，故屬於合法取證範圍，僅就後續使用資料的方式，如超過原先搜索目的，
才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不合理搜索、扣押，必須另一個新的令狀授權許可使 用。但是，在本理論的基礎上，任何使用、處理原先合法蒐集之資訊都將構成新 的搜索行為，因此，必須滿足令狀授權，始得為之。
第四款 根據未來數據利用情況評估搜索
本理論具體操作是從「法院」視角觀察資訊未來的使用目的。申言之，法院 在判斷資訊蒐集時，會著眼於搜索目的、搜索方式與證據使用方式，用以評估搜 索的合憲性。舉例而言：法院可能認為蒐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DNA 的情況，如 是為了確認其身分，可能屬於合理的搜索行為；如係為了瞭解關於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更為細節的私密生活，則可能屬於不合理的搜索。甚至於搜索目的是否為了 追訴犯罪亦將影響取證門檻的設定，例如：政府為了確保乘客安全，對大眾交通 工具的駕駛員進行藥物測試，法院可能基於非執法目的而蒐集資料，採用較為寬 鬆的「合理性」標準，而不是「相當理由」門檻。因此，此理論基礎僅仰賴法官 自身於發布令狀時的判斷方式，在文義的理解下，仍舊與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之
「搜索」行為所涉的「資訊蒐集」階段相關，無關於資訊使用階段限制問題，故
「搜索」行為所涉的「資訊蒐集」階段相關，無關於資訊使用階段限制問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