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德行倫理學的當代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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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德行倫理學的當代復興
自從 G. E. M. Anscombe 在 1958 年以〈現代道德哲學〉（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一文（Crisp and Slote，1997：26-44）猛烈抨擊了現代道德哲學體系
（指效益論與康德義務論）均尊之為首的「道德義務」或「道德規則」之概念，
從而標示了當代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復興起點後，近二、三十年來，英 美倫理學界對於德行倫理學的研究亦逐漸興盛起來，成為兩大倫理學體系之外的 第三條進路。一般來說，德行倫理學之所以有別於上述兩種「規則倫理學」（rules ethics）的特點有二：
第一，強調行為者自身（agent-focus）而非行為規則（action-rules）的重要 性（或優位性），即重點在於「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而不是「我要做什麼樣的 事」或「什麼樣的行為才是對的」（或符合行為規則的）。
第二，強調美德（virtues）而非「應當」（ought）、「責任」（duty）或「義務」
（obligation）等概念的重要性（或優位性）。
而在各式各樣、從不同的思想資源汲取靈感的德行倫理學當中，迄今大抵有 兩個較具系統性建構論述、且影響力也較大的流派：一個是以新亞里斯多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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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Rosalind Hursthouse 為代表的「幸福論德行倫理學」（eudaimonistic virtue ethics）；
另 一 個 是 以 新 休 謨 主 義 者 Michael Slote 為 代 表 的 「 情 感 論 德 行 倫 理 學 」
（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1
Hursthouse 的幸福論德行倫理學承繼了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基本思路，大抵 來說，其特色有二：第一是「理性即道德」，認為人之所以有別於動物的原因，
即在於我們有理性可以去做道德上對的、善的事情；第二是認為行為者之所以行 善，是為了獲致幸福（eudaimonia）。但 Hursthouse 也因此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 理論困難：如 Bernard Williams 與 John McDowell 等人所批評的「理性推不出道 德」，McDowell 曾以「理性的狼」為例反駁：一匹沒有理性的狼出於自然的本能 會參加集體捕獵，而一旦牠獲得了理性，則很可能會想是否可以不參加集體捕獵 卻仍可坐享其成，甚至享受比參與集體捕獵的狼群更多的份額（McDowell，1995）； 其次，德行倫理學強調行為者自身與美德的重要性（或優位性），可是行為者之 所以行善的原因，卻是為了追求幸福，這顯得仍是一種具有目的論色彩的倫理學，
而非純粹的德行倫理學。
有別於 Hursthouse 的幸褔論德行倫理學進路，Slote 的情感論德行倫理學則 統合了以下三方的思想資源：第一，接受以休謨等人為代表的道德情感主義
1 其他不同類型（從不同的思想資源尋求靈感）的德行倫理學，還有例如：尼采、
斯多亞學派（Stoicism）、實用主義、女性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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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sentimentalism），主張情感而非理性才是道德（判斷）的來源；第二，
吸收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所重視的「關懷」（caring）概念；第 三，援引當代心理學有關「同理心」或「移情作用」（empathy）的研究成果。 partial care 普遍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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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在於「關注行為者」（agent-focused）這個出發點上。其次，Slote 認為在 Hursthouse 詮釋之下的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係屬於「以行為者為優先」（agent-prior）的進路，但 Slote 自己對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看法卻剛好與之相反：他認為亞里 斯多德倫理學雖然「關注行為者」（agent-focused），但卻不能算是「以行為者為 優先」（non-agent-prior）的進路，因為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理論最高點是「幸福」，
換言之，行為者是為了幸福這一「目的」而行善。2
2 乍看之下，亞里斯多德倫理學「關注行為者」（agent-focused）卻「不是以行 為者為優先」（non-agent-prior）的進路，似乎有點奇怪。但 Slote 指出：一方面，
亞里斯多德在道德評價上重視行為者自身及其品格特徵（agent and character traits）甚於行為本身，換句話說，一行為之所以是高尚的或好的（noble or fine），
是因為這是一個有德者（a noble or virtuous individual）會做的行為，而有德者 自身即為德行的標準（the virtuous individual is the measure of virtue in action）； 但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也允許一個不具有充分德行的人能夠透過適當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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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仍難逃被指責為具有目的論色彩的學說，故 Slote 企圖拋開亞里斯多德的想法，想要重新建構一種更為徹底（radical）、純粹
（pure），即「基於行為者」（agent-based）的德行倫理學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 的德行倫理學理論，主要強調行為者自身的品格（character）、傾向、動機（motives）
等內在狀態（inner traits）的首要優位性，並以此來評價行為的道德對錯，而無 須從其它的倫理事實（例如亞里斯多德的「幸福」）來說明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