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到回歸

一、遠藤創作的高峰與文學的定位

（一）遠藤的創作高峰

結束法國留學並因氣胸治療休養年餘的遠藤於 1954 年 4 月開始擔任文化學 院講師，並透過安岡章太郎介紹，與谷田昌平一同加入「構想之會」，又接受奧 野健男的建議加入《現代評論》。不久，與服部達、村松剛一道在《文學界》上 提倡形而上批評。11 月，在《三田文學》發表小說處女作《到雅典》，標誌了遠 藤正式由評論轉入創作生涯，¹⁸¹展開了他一連串以宗教與文學為主題的創作。12 月，母親郁子在工作返家後突然因腦溢血去世，遠藤並未能見母親最後一面，對 於母親孤獨地死去，遠藤心中應有著很深刻的感受。翌年，於《近代文學》發表

《白色人種》，獲頒第 33 屆（昭和 30 年度上半期）芥川獎。評論界把他和前後 期同獲獎的安岡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庄野潤三等人合稱為戰後文學的「第三代 新人」。1957 年 6 月，遠藤於《文學界》發表《海與毒藥》。1958 年，《海與毒藥》

獲得第 12 屆每日出版文化獎、第 5 屆新潮社文學獎，擁有相當高的評價，也確 立了遠藤在文壇上的地位。

1963 年，遠藤由駒場喬遷至町田市玉川學園，新居命名為狐狸庵，自稱為

「狐狸庵山人」。遠藤自己解釋說，「『狐狸庵』不是在這兒，而是在我老家的京 都。老家裡因為經常有狐或狸出沒，所以我就取名為『狐狸庵』，自號為『狐狸 庵山人』」¹⁸²。之後，遠藤進入了另一個創作顛峰期；包括，遠藤最喜愛的小說 之一《我．抛棄了的．女人》；1966 年出版的《沉默》，則是前述大病不死的經 驗––––對宗教的懷疑、確信到轉化他的「母性宗教」觀的具體呈現；出版當年即 獲第 2 屆谷崎潤一郎獎，也是遠藤的第二個高峰。¹⁸³

1968 年遠藤出版《影子》，並任《三田文學》總編輯，任期一年。1969 年遠 藤為抒發自己對母親的懷念以及母性意識的創作，出版了《母性意識》，並且去 了《聖經》的背景舞台以色列。1970 年再與矢代靜一、阪田寬夫、井上洋治前 往以色列，該年 10 月就出版了與出遊以色列相關的作品《巡禮》。1972 年，為 完成《死海之畔》，三度前往以色列。這一年，《海與毒藥》、《沉默》被譯為多國 語言並於當地出版。1973 年則出版了《死海之畔》與《耶穌的生涯》。至此，可

181 林水福著，〈遠藤周作〉《母親》，1986，頁 11。

182 陳世昌專訪遠藤周作，〈落第書生、狐狸庵山人、小說家、演員－一位多面孔的日本作家遠藤 周作〉，聯合報，民 80 年 12 月 8 日，25 版。

183 林水福著，〈沉默的世界〉，為《沉默》一書之導讀，2002，頁 17。

以說遠藤達到了個人創作的全盛時期。

（二）集大成與凋零

1978 年以《耶穌的生涯》獲國際達克．哈瑪紹爾特獎；1979 年《基督的誕 生》獲讀賣文學獎；同年，再獲日本藝術院獎。1980 年出版《武士》，獲野間文 藝獎。1986 年出版《醜聞》，該年 11 月，應台灣輔仁大學外語學院之邀請來台 參加「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在會中發表演講，之後並於 1991 年再度來 台，接受輔仁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1993 年由講談社出版遠藤周作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其一生集大成的扛鼎 之作––––《深河》，於次年獲得每日藝術獎。1996 年因腎臟病入院治療，同年 9 月 29 日因肺炎引起呼吸不順，在醫院去逝。臨走之際握著夫人順子的手說道：「我 要走進光中與母親及兄長相見了，請不要擔心」¹⁸⁴。家人遵其遺囑，將《沉默》

與《深河》置入靈柩中，以相為伴，享年 73 歲。

（三）遠藤周作的文學定位

日本文學界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文學稱為「戰後文學」。¹⁸⁵所謂戰後派文 學，其誕生是以 1946 年 1 月平野謙、本多秋五、荒正人、埴谷雄高、山室靜、

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 7 名評論家創辦《近代文學》雜誌為發端，以「確立 近代的自我」的文學批評為先行，強調尊重人和自由，擺脫包括封建主義在內的 意識形態的束縛，追求文學的真實性，反對文學的功利主義，提倡藝術至上主義，

邁開了戰後文學的第一步。¹⁸⁶

戰後派作家大都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有戰爭的體驗，在戰時絕對主義 天皇制度的重壓下，身心受到摧殘，內心隱藏著一種不屈從於戰爭和權力的反抗 力量。他們既是戰爭悲劇的目擊者，也是戰爭下的受害者，由此造成他們內心的 孤獨和靈魂的創傷，形成他們相同或近似的人生觀和文學觀，與戰前的作品有截 然不同的創作手法：

這些作品，不管是那一篇，在其性質上都跟戰前的日本小說不同。它們

184 轉引自鄭印君著，2004，頁 102。

185「戰後」一詞，乃意味著戰敗當時的經濟混亂，和精神的虛脫；是日本文學界於二戰後不久所 組成，名為 Apres-grerre-creteur 的一個文學組織，其成員之一的中村真一郎命名。陳鵬仁譯，2005，

頁 464。

186 葉渭渠著，2009，頁 348。

都是從不同於戰前的小說的傳統手法出發的，並且意圖呼應戰後混亂時 期，改革時期的青年們所求於文學者。¹⁸⁷

因此，「戰後派」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戰後派作家在對文學觀念的更新、

對主題關心的新傾向和對表現形式的新追求上，與戰前日本文學發生根本性質的 變化，在戰敗的特定環境下產生了某種內容與形式的新變革。¹⁸⁸

活躍於 1946 至 1955 年之間的作家一般被區分為「第一代戰後派」、「第二代 戰後派」及「第三代新人」。「第一代戰後派」作家多出生於 1910 年代，且在 1920 年代後半至 1930 年代之間度過大學生活，耳濡目染了當時席捲日本社會的馬克 思主義思潮，有些並且投身軍旅，體驗過戰事，這些作家即以此二種題材作為從 事文學創作時之素材。「第二代戰後派」的作家年齡較輕，從事文學創作的時間 也較「第一代戰後派」晚些，因此在體驗、教養和思想上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第 三代新人」則大都出生於 1920 年代，在烽火下度過慘澹的大學時期；求學期間，

他們曾在「學生出戰」的號召下被迫上戰場，戰後回到學校完成學業。他們的小 說常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探討何謂「家庭幸福」，及人在變化劇烈的時代中如何 尋求生活意義等諸般問題。

遠藤周作與吉行淳之介、曾野綾子等作家被喻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學 的「第三代新人」。此時期的作家常以自身的生活體驗或私生活，作為小說的素 材，雖則如此，第三代新人的文體是相對於傳統私小說而言的，它在新的時代背 景下，在手法上嘗試雜揉私小說和西方意識流於一體，豐富著同時又消解著它的 意義。¹⁸⁹而遠藤的小說絕非「私小說」¹⁹⁰。容我在此對之作一些補述。

「私小說」這一文學用語產生於 1920 年前後。私小說的發展與日本自然主 義文學有著淵源。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強調真實存在於個人的體驗之中，他們的寫 實性創作逐漸向告白自我的「醜陋內心」的方向發展，並且逐漸著眼於個人自身 意識的作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家宇野浩二（1891-1961）、近松秋江（1876-1944）

等人所寫的情愛小說，自 1921 年起被稱之為「私小說」。白樺派作家在私小說形 成過程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與白樺派出現於文壇的奇迹派的文學創作最終 完善了它的形式。¹⁹¹

「奇迹派」的同人作家葛西善藏（1887-1928），將自己無依無靠的困苦流浪

187 語出中村真一郎著，《戰後文學的回想》，轉引自陳鵬仁譯，2005，頁 464。

188 葉渭渠著，2009，頁 349。

189 李德純著，2010，頁 140。

190 林水福著，〈遠藤周作的小說世界〉《海與毒藥》，2006，頁 7。私小說，是指作家將自己的私 生活，幾乎不摻雜虛構成分，忠實再現的自傳式散文作品；一般認為，田山花袋（1873-1930）

於 1907 年發表的《蒲團》是日本私小說的嚆矢、原型。林水福著，2005，頁 38，200。

191 于榮勝等編著，2011，頁 204。

生活作為小說的素材，寫入他的小說作品之中，將自己悲慘的私生活告白於天 下，他的創作將私小說推向終極形式，對私小說的最終形成意義重大。而私小說 又分為二種類型：¹⁹²葛西善藏的文學繼承了自然主義文學的自我告白性、主觀 性、求道性、破滅性，成為破滅型私小說的代表之一。而調和型私小說則是另一 種類型，其特點是，通過文學表達使個人擺脫因自我與社會的矛盾而造成的煩 惱，以求得新的境界昇華。志賀直哉的隨想式作品被認為是這類作品的代表。私 小說排斥一定的思想類型，具備日本特有的抒情性，關心個人的內心世界，記錄 個人的內心起伏，表露作者的情感世界，這對日本的多數作家產生了強烈的吸引 力。¹⁹³

「第三代新人」他們的文學基本上擺脫了戰爭的背景，「從觀念性世界形象 的建構回歸到現實性的生活之中」，他們的文學創作著意表現日常生活、平凡家 庭、平庸生存，反映出日本社會經濟生活趨於穩定的現狀以及隱於這種穩定背後 的危機。他們重視細節的描寫與藝術的表現，多以寫實的、近似私小說的手法構 築自己的文學世界，「有意識地與戰後派拉開距離，重新認識卑小的自己」¹⁹⁴。 換句話說，他們被自然主義文學滋養，但也擺脫了浪漫主義的幻想，轉而正視現 實，向封建道德發起攻勢，有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萌芽。而這對遠藤周作而言，接 受西方基督宗教的自己與作為日本人的自己，這種對立的存在，使他的作品裡「不 斷地詢問在沒有上帝的日本這一文化風土之中該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與愛，該 如何生存，此時的日本人到底是什麼」¹⁹⁵。這是他與其他「第三代新人」的創作 之最大不同處，同時，也不能輕率地將他的作品與「私小說」劃上等號的原因所 在。

「宗教與文學不可並存」――是日本文學近百年經常被論及的主題，可說是 一種常識。文學界和宗教界皆認為二者水火不容，無法在同一人身上並存；正如

「宗教與文學不可並存」――是日本文學近百年經常被論及的主題，可說是 一種常識。文學界和宗教界皆認為二者水火不容，無法在同一人身上並存；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