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酒醉駕駛行為前之義務與關聯
第三節 擴張處罰酒駕行為以外人士之可行性
3.適用於本國的作法：
上述美國立法例之精神確實可供參考，惟畢竟我國領域不 若美國遼闊，對於行為人受吊銷各級車類駕照處罰，是否影響 其生計或其基本生活所需，仍應視具體個案妥適審查，並於一 定範圍內授權執行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作為執行時之參考依據 如此方能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
第三節 擴張處罰酒駕行為以外人士之可行性
面對酒醉駕車行為之行政處罰，擴張至行為以外之人的問題，於 外國立法例上自亦不乏其例（如美、日等國）。而我國對於該項議題，
警政署曾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提出「擴大酒駕處罰對象」草案，增 加了對乘客以及對酒醉駕駛人提供酒類或勸說其飲酒者的處罰。但該 草案至今依舊處於行政機關內部的討論階段，更遑論三讀通過了69。有 鑑於酒醉駕車案件常年以來層出不窮，且其所造成之損害又多非社會 上一般人可得預料者，故而，適當地增加對行為人以外且有密切關連 性之人的行政責任，則其作法並無不可。只是探討該議題之前，本文 先就擴大處罰的理論基礎說明後，再就擴張處罰的對象及範圍並說明 如下。
第一項 擴大處罰基礎、對象與範圍 第一款 理論基礎
面對一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其欲擴增行為人以外之人成 為課責的對象時，其所處罰的基礎係因行為人與受擴張處罰人之間存 有某種社會關係，當該行為人侵害行為實施或造成損害之結果，其必
69 湯儒彥、陳賓權，擴大酒醉駕車處罰對象的合理性探討，都市交通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93 年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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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同時負個別之法律責任。是以，課與受擴張處罰人責任之基礎是依 附從屬於行為人的行為。而有關「從屬性」的爭點，在學說上即有以 下兩種理論70：
一、嚴格從屬性原則：
所謂的「嚴格從屬性原則」是指主要行為的構成要件該當性、違 法性以及有擇性皆俱足後，對於受擴張者始有處罰之必要，否則，失 去附麗的叢行為自無處法的基礎。主張此一理論的優點是對人權之保 障較為嚴謹，但運用於交違規的處罰上，對於未成年人違規行為即成 空白，於交通安全與公共秩序的維繫形成漏洞。故而，一般行政處罰 的規範較不採此一見解。
二、有限從屬性原則：
所謂的「有限從屬性原則」即是檢視行為人的違規行為，是否該 當法定構成要件及違法性，至於行為人的「有責性」則要非所問。舉 例明之，汽車所有人甲明知未滿十三歲的乙業已酒醉，卻將自己所有 之汽車交由乙駕駛，當乙開始操作該汽車時，則甲已成立因該酒醉駕 駛行為受處罰之人，而不以乙尚未滿十四歲無責任能力，主張免罰。
由於有限從屬性原則較有利於行政目的的達成與執行，且對公共法益 保護較為周延，故學界較多支持此說。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亦採此，例如該條例的 21 條、22 條、35 條有關汽車所有人的規定；
又 21 條、43 條、85 條之 4 對父母、監護人、法定代理人之規定等。
第二款 處罰對象與範圍
前述係從酒駕行為人的角度，探討擴張酒駕行為處罰對象範圍之 可行性問題；以下則是從受擴張處罰者之主觀意圖、或基於法定保證 人地位或對法人之處罰，區分處罰對象為積極參與者、消極不作為的 保證人以及對法人之處罰等類型，以限定處罰範圍。
一、積極參與者71：
70 湯儒彥、曹壽民，從連坐處罰觀念探討酒醉駕車行政處罰的界限，台北大學法學論叢（62 期）， 頁 102~103。
71 湯儒彥、曹壽民，同前註，頁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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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唆者：
所謂「教唆」於刑法上之解釋，其需具有雙重故意使有成立 教唆犯之構成要件，換言之，對於酒醉駕駛行為上，需區分為兩 個部分，若教唆者僅是單純的勸誘行為人飲酒，但其對於後續是 否駕車乙節並無積極勸誘之意圖，則勸酒者即無違反社會道德與 有害公共秩序之理，自不構成處罰的要件。又勸酒者雖具有雙重 意圖，但被教唆者並未受其教唆而為酒駕的違規行為，而是例如 搭乘其他友人駕駛汽車返家，只是於途中友人可能因其他重大事 故，致無法繼續駕車且又無其他替代方法，於不得已的情狀下改 由自己駕駛，則此時的駕駛人與勸酒者雖皆出於故意，但因二者 間並無犯意之聯絡，故自應就此切斷因果關係，對勸酒者不得再 予以擴張處罰。
（二）幫助者：
幫助者同教唆者，於主觀意識上皆須具有雙重故意，始有成 立處罰之構成要件可能。所以幫助者必須是在已知悉主行為人即 將實現違法行為，基於反社會、反道德的心態下，而於該違法行 為實施過程中給予主行為人物質或精神上的幫助。故而幫助犯，
並無所謂的「過失幫助」之情形。而幫助犯與教唆犯最大差異，
幫助者的故意係發生於主行為者的決意之外，只要幫助者的主觀 犯意即可達成該助力的所欲實現的目的，而不須透過與主行為人 間犯意的聯絡始能完成。
（三）小 結：
不論是主行為的幫助者或教唆者，欲對二者擴張列入處罰對 象，其基礎前提皆須具有雙重故意；除此之外，犯意聯絡的因素 於教唆犯而言即有重大影響，其所導引出者，是構成要件該當與 否之要素之一的「因果關係」是否中斷的問題。而幫助犯僅需己 意有幫助意圖，至於主行為人是否知悉，要非所問。
另外，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就舉證責任的分配問
題，原則上適用行政罰法的「過失責任主義」，惟對於該條例第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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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4 項：「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
推定受逕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是以，例外始採「推定 過失責任主義」而由受處罰之人負舉證之責。關於此問題的立論 基礎，依目前現行法制對於行政罰責任條件之規定，多僅限於行 為人的故意或過失部分，至於受擴張處罰之人的責任條件大多未 明確規定。有學者認為，基於處罰性質的法律規定應依嚴格解釋 之原則72，受擴張處罰之人的責任，既是如前所述係「依附」於行 為人的行為，那麼，其責任條件時不應較行為人行為更為嚴峻的 法律規範。因此，受擴張處罰之人的責任條件自依各類型處罰之 主行為責任條件審慎衡量，俾符合比例原則。
二、消極不作為之保證人：
酒醉駕車行為之保證人是基於法律上的關係，而成為承擔社會責 任之人。然而此類因法律的關係而受處罰之人，基本上於其主觀意圖 可能是反對酒駕行為的，且客觀上大多是無參與的行為，但卻需承擔 責任，因此在擴張違法行為之處罰時，對於保證人的範圍與限制必須 有所釐清，稍有不甚即可能違法。而保證人就其所監督之危險源又可 區分為「對人之保證」與「對物之保證」，以下即就此說明之73。 （一）對人之保證：
對人之保證又可因身分關係、行為關係與時空關係區分為三 大類型。
1. 因身分關係：
基於法律上之身分關係（父母與子女、監護人與被監護人），
又於客觀上信賴保證人可盡職發揮監督之責，使被監督人不致違 法行為；一旦被監督人違法則保證人即可能因未履行監督之義務 ，而必須負法律上責任。簡言之，欲成就保證人的地位，該保證 人需符合以下要件：
首先，保證人之於被監督人在生活或倫理上，係居於較高地位者。
其次，該違反行政法上一物的行為是在受監督範圍內。
72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第八版)，三民書局，92 年 10 月，頁 465。
73 湯儒彥、曹壽民，從連坐處罰觀念探討酒醉駕車行政處罰的界限，台北大學法學論叢（62 期）， ，頁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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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保證人是基於自己的行為承擔或法有明文規定，而負有監 督之義務，始得對其課責。
基於此一邏輯而套用於酒醉駕駛人與同乘客之間，就車之空 間領域或車體本身範圍內，客觀上駕駛人是較高於乘客之地位，
且法有明文監督義務範圍內。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之 第 31 條第 1 項、2 項有關駕駛要求乘客繫上安全帶規定；另外同 條例第 3 項幼兒安全座椅的安置、第 4 項兒童不得單獨留置車內 以及第 6 項規定，要求同車的機車乘客須戴安全帽等即可明知，
當無僅就形式上之身分關係，即要求乘客負擔監督之責。
2. 因行為關係：
因受擴大處罰之人自己的危險前行為所惹起之危險源，或因 自己行為承擔法律所認定對危險源的監督義務者，其後續因危害 結果發生，則前行為、後結果又具有因果關係，而所形成之責任 承擔。但對酒駕事件而言，前者，危險源的引起並不是乘客而是 酒醉的駕駛人，況且在原因自由理論的基礎下，業已阻斷其前行 為對危險源造成的因果關係。所以，即便是勸酒者或是供酒者之 單純的前行為皆不足成立擴大處罰的依據，更何況乘客若是自己 亦已酒醉情下，再搭乘他人駕駛的交通工具，此一情形下又如何 要能求其有監督他人之能力，進而負擔責任。至於後者，是因自 己的行為承擔法所規範的監督義務，但對酒駕者與同車乘客之間 仍須就具體實質關係論定，而非一概以薄弱的形式關係套用於酒 駕案件。
3. 因時空關係：
時空關係，是建構於酒駕者與同車乘客之間，時間、空間的 緊密性之聯繫上。同樣，如前述的身分關係與行為關係，皆須以 實質的具體個案考量擴張處罰對象的基礎，而因時空關係所形成
時空關係，是建構於酒駕者與同車乘客之間，時間、空間的 緊密性之聯繫上。同樣，如前述的身分關係與行為關係，皆須以 實質的具體個案考量擴張處罰對象的基礎，而因時空關係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