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76-1985 年文藝思潮與範式轉換
第六節 從「現代派」到「尋根」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六節 從「現代派」到「尋根」
高行健曾在〈遲到的現代主義與當今中國文學〉一文中論述了「現代主義」
與「現實主義」之爭的由來。且不論五四以來中國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引介如何與 現實主義共同成為兩條文藝路線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礎。文革後大量引入的 西方現代思潮反而在中國引起「偽現代派」的爭論。然而作為較早介紹西方現代 小說技巧的高行健清醒地認識道：「『現代派』既沒有取代現實主義，也沒有變成 西方的現代主義，它不過是正在成長的中國當代文學一種青春期的表現。而一些 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又摻進了現代人的意識，並且採用了現代文學的技法。
所謂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論其結果倒喚起了中國文學在觀念和手法上的革 新。這也是抹殺不了的事實。」229這段話清楚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兩條文藝路 線之爭，以及此一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所造成的結果。1981 年，高行健出版了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書中確實簡單而精闢地介紹了小說概念、小說語言、人 稱轉換、意識流、怪誕與非邏輯、象徵……等小說修辭與技巧。然而該書最後三 章的內容是：〈現代技巧與現代流派〉、〈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小說的未來〉，
文章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往何處去」的思考點上，深刻地思索了現代 小說技巧與民族形式和傳統文化的關連。顯見高行健當時所思考的，不僅是表面 上的現代文學技巧，更已超前地深入到1985 年「尋根思潮」背後最重要的一環：
「確定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態度」。這使1981 年的「現代派」與 1985 年的「尋根 文學」存在內在的聯繫，也使「尋根文學」與1986 年的「先鋒文學」又具有一 脈相承的關係——對「毛文體」的重新檢討。
假如將「毛文體」視為左翼文學路線中「大眾語」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 系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約束力與凝聚性，並可反映出隱含作者如何詮釋中 國「現代性」，以及對「民間」、「傳統文化」與「民族形式」的價值選擇。230然 而這種「大眾化」的話語成形的過程，也是對五四以來「歐化」白話文的清除。
229 高行健：〈遲到的現代主義與當今中國文學〉，《沒有主義》（2001 年 1 月初版，2001 年 2 月初 版第三刷），頁114。
230 以韓少功對民間與傳統文化即往往採取既批判又同情的不同角度，並且有意無意地認同了毛 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於「大眾文化」的看法，「存其精華，去其糟粕」一類的用語與概 念，便出現在《馬橋詞典》、《山南水北》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與毛文體及毛話語截然相左的話語譜系，在70 年代後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九葉 派詩人（尤以穆旦為代表）。之後則有80 年代汪曾祺、林斤瀾等人為代表的「新 筆記體小說」、90 年代王小波狂歡化的漢譯歐化白話文體系。新筆記小說與狂歡 化小說乍看之下似乎不甚相干，前者銜接了中國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後者則深 受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影響，兩者間的關連即在「話語譜系」與此一譜系背後的文 化選擇。是以，「文體」與「話語」一體兩面地共同涉及到民族文化與民族形式 的深層問題，同時也是對中共所建立的「新文化（無產階級文化）」的否定。王 小波〈我的師承〉一文中明白寫道：
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 我唸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麼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
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 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 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 年的譯筆沉痛之極。……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 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 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洋溢的 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 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回想我年輕時，
偷偷地讀到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 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
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 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 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 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231
我們不能確知王小波所指的難聽的方言或劣等的文字所指的對象是當時文壇上 哪些作家，但可以確知王小波對於毛澤東所提倡的以「大眾語」來寫作的「文藝 大眾化」並不以為然，他所認同的查良錚、王道乾兩位詩人翻譯家所使用的語言 都是優美的現代漢語，這種翻譯體的現代漢語出自五四以來的歐化白話文體系，
卻又更加純熟流暢而產生出一種接近詩歌節奏的文字韻律，也就是王小波所說的 真正純熟的現代漢語。這種漢語不是朱自清式的、也不是胡風式的歐化漢語，也 許接近北島所說的「漢譯體」的概念，但也不是那麼相同，這種語言其實就是一 種詩性的文學語言。因此，透過翻譯文字師承兩位翻譯詩人家的王小波，其文字 也就充斥著一種暢快淋漓的韻律和節奏，接近詩。這一支話語流派——如果它可 以被視為一個流派的話——它就是一種具有自由性的表現力的現代漢語。
也正是立基在「語言」的思考點上，80 年代中期王朔的「侃」式話語對於 政治語言的消費與解構才別具意義。
若說1976-1984 年，文學面臨著如何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以便修復黨國受 創的身體，擔負著團結人民一致向前邁向「四化」的重要使命。那麼1981 年「現 代派」的夭折，與1985 年以後尋根、先鋒的小說革命，便是對過去這數年所建 立的一切歷史敘述的反省、破壞與消解。
231 王小波：〈我的師承〉，《青銅時代‧萬壽寺》序，（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年 3 月），頁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文革的苦難敘事與時間
第一節 苦難的終結和表述
今日研究「文革敘事」，多以 1978 年前後至 80 年代初期的文學熱潮作為起 點，通常得出以下印象：「新時期之初的文革敘事是在政治文化和主流話語的規 範下進行的。」1「傷痕文學」通常被描述為新時期文學史上的第一朵報春花，
對於「傷痕文學」，洪子誠敘述道：「“傷痕文學＂提法的出現，直接起因於揭露
“文革＂災難，描述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的官員在“文革＂中的悲劇性遭遇 作品的大量出現。」2儘管我們已經知道，1977-1980 年間的文學範式在反思文革 樣板文學的趨勢下，遊走於「革命文藝」與「傷痕文學」的敘述模式之間，後者 從一開始的「誤入禁區」到最終的「收編／反收編」，促成文學界對現實主義創 作方法的檢討與深化；前者則徵用了「傷痕文學」對於「災難」的講述方式與「傷 痕」療癒機制，最終走向與「傷痕文學」的同化與混融，從而形成一種「從傷痕、
反思到改革文學」的文學潮流的終結論與進化論。因此，最早敘述文革的，其實 並非「傷痕文學」，而是「革命文藝」，在「革命文藝」的範式下，文學創作與批 評共同面臨著政治規約與文學革命的困境，是以隨著「實事求是」的勝利，新時 期文學史幾乎有志一同地選擇「遺忘」新時期之初的「革命文藝」，而選擇以「傷 痕文學」作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這說明新時期文學是以對「革命文藝」的「反 叛」作為開始，這種文學史觀完成了文革在中共革命史中的延續性與斷裂性，亦 即黃子平所說的「螺旋上升」或「波浪式革命結構」的革命時間觀及歷史觀。3這 種「波浪式」的時間結構實際上是毛澤東「不斷革命」論的重現。以此來看，德 里克認為鄧小平時代以後的中國進入了以「改革」取代「革命」思維的「後革命 時代」，此一觀點至少在 80 年代初期，毋寧是一次對「新時期」的誤讀，新時期 的「四個現代化」的「改革」進程，實際上是一種套用了斷裂歷史觀的新時間觀，
它直接跨過「文革十年」，而與中共十七年、乃至與 20-30 年代大革命長征時期 進行歷史時間上的接續。
1 沈杏培：《小說中的“文革”——當代小說對“文革”的敘事流變史（1977-2009）》（南京師範 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1 年 5 月），頁 23。
2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256。
3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然而洪子誠對於「傷痕文學」的描述依然提供幾個重點：
一、文革在 1978 年以後由原先毛澤東所發動的「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轉被定義為一次空前的「浩劫」或「災難」，「歷劫重生」的「個 人」（以知識份子、知青、受迫害的官員等三種身份為主的受難者）透過對「苦 難」的控訴，確證「個人」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與其歷經革命淬練後的階級人性。
此時個人主義式的人道主義尚未大量出現，即便如馮驥才中篇小說《啊！》那令 人為之戰慄的一聲短促的生命吶喊，或者如戴厚英在其長篇小說《人啊，人》中 頻頻懺悔以召喚「人性」的復歸，作者對於「人性」的認識依然建立在馬克思主 義的階級人性論之上，可以說是通過否定 1949 年以來中共極左思潮下對人性論
此時個人主義式的人道主義尚未大量出現，即便如馮驥才中篇小說《啊！》那令 人為之戰慄的一聲短促的生命吶喊，或者如戴厚英在其長篇小說《人啊，人》中 頻頻懺悔以召喚「人性」的復歸，作者對於「人性」的認識依然建立在馬克思主 義的階級人性論之上，可以說是通過否定 1949 年以來中共極左思潮下對人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