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76-1985 年文藝思潮與範式轉換
第三節 新時期初期主要文藝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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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關連，並將之視為文革時期狂歡化的身體敘事或性敘事的開路先鋒。100
第三節 新時期初期主要文藝論爭
從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改革派領導人決定引導中國走向「社會 主義現代化」的進程，到1981 年 1 月對四人幫做出正式判決，同年 6 月「十一 屆六中全會」全面否定文革，對「文革的定性」費時近兩年半，當時黨政情勢令 人想起北島所說：「1979 年年初，形勢特別緊張的時候，就是中國政局變化非常 奇怪，一陣一陣的。」101當時的文壇風向自然也是「一陣一陣」的了。起初的討 論有幾個問題：
一、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在政治與文藝的關係的界定上，引發關於文 藝「主觀真實」與「本質真實」的討論，以及關於傷痕文學命名與文學「歌德」
或「缺德」、「向前看」或「向後看」等爭論，進而反思「文藝是否是階級鬥爭的 工具」等問題102。
二、在「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下，文藝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
三、人性論、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異化」問題。103 四、現代化與現代派的問題。104
這些議題大抵出現在1978-1981 年《人民文學》、《上海文學》、《詩刊》、《文 匯報》、《文藝報》等重要刊物上，原先是被以改革思維為主的國家意識形態引導 下，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但漸漸觸及到文藝表現技巧及「文學與 政治」關係的核心問題，最終形成一股潮流，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豐富面貌。重 新梳理這些論爭，還原歷史現場，有助於瞭解新時期初期的文學範式如何被建
100 如胡少卿：《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性”敘事（197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6 月），
頁39-45；黎娜：〈歌德之後的“缺德”者——從李劍的作品探尋中國知青文學創作的另類源起〉，
《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 卷第 3 期，2011 年 3 月），頁 77-79。
101 北島：〈關於《今天》〉，《天涯》。頁 199。
102 關於政治與文學之間的相關命題，在1985 年引起文學「主體性」的討論。
103 新時期「人性論」與「人道主義」的討論，濫觴於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 共同美問題〉，《文藝研究》（1979 年第 3 期），頁 39-42。有關馬克思主義「異化」的探討，在 80 年代中期集中為對「人性及人道主義」的追問，代表者是劉再復所提出的「人的重新發現」
的新時期文學軸心之說。見劉再復：〈新時期文學的主潮〉，《文匯報》（1986 年 9 月 8 日）。
104 由「人道主義」引起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異化」的討論，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派」之爭，
引發了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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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及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派文學的激烈交鋒，其中蘊藏著敘事者如何見證並 反思文革。
一、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
繼1977 年 8 月鄧小平在「教育戰線」上否定了文革時期的「兩個估計」105後，
文壇亦逐漸展開對四人幫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也就是要批判1966 年 2 月〈林 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所提出的「文藝 黑線專政論」，被批判的「黑八論」包括：「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 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這些「黑論」中，「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
「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都與40、
50 年代胡風、（何直）秦兆陽、馮雪峰、陳涌等人所提出關於文學「真實性」的 命題有著承繼關係。106「中間人物」論則是60 年代邵荃麟所提出的寫作理論。「文 藝黑線」中所提及的對「三十年代文藝」是隸屬於「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關門 主義、宗派主義107的文藝政治運動。透過對「三十年代文藝」的否定，毛澤東意
105 1977 年 8 月 8 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 點意見〉，否定1971 年 8 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由張春橋、姚文元撰寫，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 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簡稱「教育紀要」）中的「兩個基本估計」（一是解放後十七年，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二是原有的教師隊伍中，大多是擁護社會 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衝擊了「兩個凡是」派所設立的 文革禁區。不久後，教育部及《人民日報》即發動了對「兩個估計」的攻擊。
106 1956 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然而到了 1957 年下半年，「鳴 放」改為緊縮，成為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為將彭德懷打為「右派」，同時將一干右派「知識分子」
一網打盡的「引蛇出洞」之舉。且不論後來知識分子所遭遇的背叛，在1956-1957 年的「鳴放」
期間，為了修正50 年代以來文學「粉飾生活」的創作傾向，文學的「真實性」此一非理論性的 命題被推到前台作為協調文學與政治關係的命題，代表觀點有：胡風：《意見書》（1954 年）、何 直（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人民文學》（1956 年第 9 期。頁 1-13）、陳涌：〈為 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鬥爭的魯迅〉，《人民文學》（1956 年第 10 期。頁 1-20。）、馮雪峰：〈關 於創作和批評〉等。除了胡風早早被打為反黨反革命份子之外，其他人在1958 年以後全在「反 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
107 「宗派主義」這個詞彙從一開始套用在王明、張聞天、博古等留學外國歸來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家」身上時，也就是指王明等人與毛澤東爭奪中共領導權一事。延安整風中，「宗派主義」
與「外國翻譯文學」被毛澤東視為打擊的重點（詳見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二 文。），此一詞彙後來在1954 年胡風的「意見書」中被加以使用，指黨內宗派（以周揚為首的「魯 藝派」作家）對他的批判。但後來胡風及其「七月派」成員卻反而被打成意欲與周揚奪權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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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砲打黨內與他意見不同的高層官員，亦即當時被毛澤東在「〈海瑞罷官〉事件」
後，稱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領導彭真等人以及劉少 奇。〈紀要〉對三十年代文藝路線的批評話語，幾乎就是1957 年「反右」運動復 歸。洪子誠即認為：「1958 年的文藝運動108，其理念與運動方式與後來“文革＂
開展的文藝運動有內在的邏輯關連和相似的形態。」109後因毛澤東的「兩個批示」
110及江青〈紀要〉而更為激進地被突顯出來。
二、真實性的兩種面貌：寫真實與寫本質
「真實性」的標準既然作為現實主義的基本規約，如何界定「真實」就成為 新時期初期文學規約的核心問題。吳義勤認為「寫真實」之所以在文革後走到學 術前台，除了四人幫的「矇、騙」文學擦亮了作家及理論家的眼睛外，另一導火 線是 1979 年 9 月劉賓雁發表於《人民文學》的〈人妖之間〉。111然而，吳義勤這 個觀察是有問題的，因為早在〈人妖之間〉發表前，前文所述 1978 年前後的文 學作品及文學評論已經圍繞著為文學的「真實性」與「典型性」來展開一次範式 的轉換。對於文學「真實性」的關注，使 1978 年之後的文藝學界湧現「寫真實」
的呼聲。112但〈人妖之間〉作為「紀實性」強烈的「報告文學」，所引起的爭論
派主義」者，可見得「宗派主義」一詞，乃是中共黨內打擊異己的欲加之詞。
108 洪子誠這裡所說的 1958 年文藝運動，是指 1958 年署名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一文針對1957 年「反右」運動文藝路線做出的「總結性」結論後，毛澤東提出的「兩結合」文 藝創作方法（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以及《文學工作大躍進32 條（草案）》的 制訂等一連串迎接「文化建設高潮」到來的文藝運動。（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十三章
〈走向「文革文學」〉，頁260-261。）
109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259。
110 「兩個批示」分別是：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對 12 月 9 日《文藝情況匯報》第 116 期上 刊登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批示：「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 等，問題不少」，「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 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以 及1964 年 6 月，毛澤東又針對「迎春晚會」報告做出第二次批示：「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 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墮落 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有「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危險」。表達他對全國文聯及其隸屬各協 會的不滿，暗示一場意識形態風暴即將來臨。
111 吳義勤：〈“寫真實”與“真實性”〉，頁 22。
112 較早支持「寫真實」口號的，是劉叔成：〈為“寫真實”一辯〉：《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79 年第 1 期），頁 33-40。（這篇文章早於〈人妖之間〉的發表。可見得在批判四 人幫「黑八論」的潮流下，「寫真實」論很早就被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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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相當程度地帶動了文壇對於文學「真實性」的關注。
〈人妖之間〉是記者劉賓雁採訪文革期間黑龍江賓縣地區貪污犯「王守信」
一案為材料寫成的一篇報告文學。批評者主要以「嚴重失實、是非顛倒」攻擊此 文，而支持者則以「伸張正義，敢於揭露社會主義體制上的膿瘡」來肯定〈人妖 之間〉對「四化」的貢獻。113此文一出，《文藝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北京文學》、《文藝理論研究》等多家刊物都刊登了關於「寫真實」
的文章，各地文聯及作家也紛紛開會研討「真實性」問題。
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與寫作者是否能直面當下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息 息相關，就政治路線來看，「真實性」也建立在鄧小平改革時代中的主流話語：「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政治「真理觀」上。
中國的現實主義對於文學「真實性」的檢討，必須回溯到 50 年代「寫真實」
口號提出的始末。目前一般認為是胡風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的報告〉114 中，將史達林「“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罷！」115一語引入中國，從此 成了一個重要的文藝口號。而這個口號在與文學的「真實性」混同後，就成為
口號提出的始末。目前一般認為是胡風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的報告〉114 中，將史達林「“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罷！」115一語引入中國，從此 成了一個重要的文藝口號。而這個口號在與文學的「真實性」混同後，就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