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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體的濫用。」46面對 21 世紀以來長篇小說藝術成就是否陷入瓶頸的問題，
李敬澤認為在長篇小說中置入新聞體、地方志、考據、隨筆等，有可能是作家在 一定程度上為了降低敘事的難度所做的取巧。47
綜上所述，大抵可以看出目前學界對於文體的討論不再純粹針對文本的敘事 框架立論，而是更多地面向意識形態批判與人文語境關懷，反映出文體研究在界 定「文體模式」時所遭遇的困難，因為，往往，文體是無法被完全界定的，從五 四以來所建立的「現代文學」觀念，在今日研究場域中正受到嚴格的挑戰，面對 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反思，也促使文學研究發生劇烈的自我內詢，打破 傳統「文體」定義的僵化模式，正是一個重要的警訊。我們應當質疑既有的文體 概念，也應該關注文體在歷時與共時發展中產生的諸多問題，比如作者的文體意 識演變，以及伴隨此類轉變所形成的文學觀念等。48
是以本論文除了運用敘事學的方法分析小說文本之外，亦將透過小說主題、
題材、人物與文體等角度，結合身體修辭、歷史敘述與記憶理論等，梳理 1976-1985 年間的文革小說如何敘述文革，並詮釋其中的意義。
第四節 文獻檢討（一）：文革研究綜述
儘管本論文主要從文學領域切入文革研究，但截至目前為止，文革的各種相 關研究在海內外已累積相當成果，特別是史學研究極具啟發，而在海外諸多研究 中國重鎮裡，美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尤其豐碩。
文革伊始，文化大革命就受到美國政府及學術界的關注，且累積了一批美國 的中國文革研究成果。王朝暉在其博論中大略將美國方面於 1966-1969 年間對文
46 謝有順：〈文體革命的邊界〉，《大家》（1999 年第 2 期），頁 195-197。頁 196。
47 洪治綱、李敬澤、汪政、朱小如：〈文學“瓶頸”與精神“窄門”——漫談 60 年代出生作家 及其長篇小說創作〉，《上海文學》（2006 年第 3 期），頁 62-68。頁 67。
48 眾所皆知，中國文學史中對特定「文體」的概念分類本就充滿後設感與模糊地帶。以傳統「筆 記」來說，筆記自魏晉六朝起，出現多種不同的形式與內容，如以張華《博物》志為代表的「博 物體」、干寶《搜神記》的「志怪體」或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志人體」（或「世說體」）的分 類，更不論道教仙傳系統下的志怪譜系，如《抱朴子》、《十洲志》之類。隋唐以後，大量文人「筆 記」的出現，更模糊了「筆記小說」與「非小說類筆記」的界線，其「體」之同異複雜難理。然 而「體」／「用」本是一體，若只偏重其中一方，勢必造成研究的褊狹，今日的文學研究（包括 文體研究），或許更需謹慎看待文學之體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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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研究成果分成三個大項，即：對文革起源的研究、對文革進程的觀察與評估、
對文革結局和影響的分析與預測。其中，文革的起源說，大致上有：中共內部威 脅說、中共外部威脅說、毛澤東的繼承人之爭說、王朝末日說、毛澤東的個人因 素說、社會主義發展之必然說等。而對文革進程的觀察，則以對「紅衛兵運動」
的評析為主，有關「紅衛兵運動」發生的原因，則有：自上而下毛澤東發起的群 眾運動、自下而上自發的群眾運動等二說。49然而美國對文革結局及影響的預測 則未中的，王朝暉認為這是因為美國政府及學界低估了中共第一代老領導人的危 機應變能力的結果。50徐友漁51、侯且岸52等人對於西方研究中國文革的成果也有 述評及介紹。
且不論中共大量的黨／國史書寫與 90 年代以後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回憶 錄或人物傳記53，關於文革的研究，中國較早論述文革的學者有楊小凱、王希哲 等人。楊小凱〈中國往何處去？〉、王希哲所提出的「兩個文革說」都具有時代 意義與省思價值。中國的文革史著作則有：高皋、嚴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
49 對照印紅標及徐友漁的研究，這兩種說法正好呼應了紅衛兵派系上的差異，即由毛澤東所發 動的「老紅衛兵」（老派／保皇派），及後續自發的「造反派紅衛兵」（造反派）。見：徐友漁：《形 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印 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2009 年 4 月）。
50 王朝暉：《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 4 月）。
51 徐友漁：〈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紀》總第 31 期，（1995 年 10 月），收入氏 著：《直面歷史——老三屆反思錄 1999》（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
52 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3 毛澤東的傳記即有：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 年 6 月）、單少 傑：《毛澤東執政春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 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文化出版，1999 年）、韋政通：《一陣風雲震世界：毛澤東與文化 大革命》（台北：立緒文化出版，2001 年……等。其他如：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 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 年 10 月）、徐友漁：《直面歷史——老三屆反思錄 1999》（北 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年）、北島、曹一凡、惟一主編：《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 年的北京四中）》（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2011 年 4 月）……等親歷歷史與反思錄。1998 年後由於中共文化出版政策的開放，一 批關於「反右」運動的思想史與回憶錄亦可作為重返文革前夕現場，以及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 的思維材料。關於 1998 年後這一批「反右」運動書籍（如《顧準文集》、張中曉《無夢樓隨筆》……
等）的出版意義與知識分子人文精神譜系的關連，可參見賀桂梅：《人文學的想像力》第十一章
〈文化媒介——1998 年的反右書籍熱與知識群體的歷史救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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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54，以及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55。海外漢學界則有費 正清主編，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撰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
56及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57及與其與沈 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58。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未詳列歷史材料來源，基本上採編年方式敘述文革，
評價不高。59而席宣、金春明的史料來源雖較具可信度，但史觀不脫離黨史書寫。
至於費正清及麥克法夸爾儘管在文革史領域深具影響力，但因出版年代較早，後 者更使用了許多未解密的資料，因此資料來源的可信度與意義解讀較受質疑。麥 克法夸爾後來又與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運用大量的史料及 訪談錄，對文革的研究又更加全面。書中主要將文革的發生，歸因為毛澤東晚年 權力欲望極度擴張的結果。今日海外各界對於文革的研究，大多選擇重新反思文 革的研究方法，從而擴大文革研究的可能性。
香港中文大學於 2008 年出版的一系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全十冊60，由 林蘊輝、錢庠理、卜偉華、蕭冬連等學者分撰，其中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與史雲、
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 批鄧（1972-1976）》、蕭東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歷史的軌跡——
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等三卷，較全面地論述了文革始末，但有 時欲言又止，許多觀點引述自國外成果，仍缺乏深刻的反思。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時，
61將新時期以後的中國並命名為「後革命」時代，62啟發不少中國學者，如程光煒、
54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 9 月）。
5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年）
56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57 〔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魏海生、艾平等譯：《文化大革命 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的矛盾》（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 卷‧大躍進》（北京：求實出版社，1990 年）。
58 〔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瑞〕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 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2009 年 6 月）。
59 關於本書的評價，可參見徐友漁《精神生成語言》（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60 目前第一、第七、第九卷尚未出版。
61 〔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翁賀凱譯：《1919-1937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 義歷史學的起源》（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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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東風等人即分別從「市場經濟」或「對革命的理性反思態度」證明中國已進入 後革命時代63，並將文革結束後迄今稱為「後革命時期」。
相較於中共官方迄今仍採「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史觀，海外文革研究者 大多注意到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並將文革視為新中國「革命歷史」的一部 份，這樣的觀察顯然與目前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對文革的定調不同。
對於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及文革功過，90 年代以來隨著經濟上「中國崛 起」，則出現不同的評價。在不否認文革苦難性質的前提下，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從毛澤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出發，其《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片面地將今日中國經濟上的崛起歸因於文革十年的大規模文 化摧毀。64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作為方法的中國》裡，受到「中 國崛起」65的影響，將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視為「不斷革命」的成果，也因此給 予文革正面的評價。延續此類觀點，對於今日中國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給予肯 定的尚有胡鞍鋼、王紹光等人。胡鞍鋼從毛澤東的「天下大亂」到鄧小平以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片面地將今日中國經濟上的崛起歸因於文革十年的大規模文 化摧毀。64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作為方法的中國》裡，受到「中 國崛起」65的影響，將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視為「不斷革命」的成果，也因此給 予文革正面的評價。延續此類觀點，對於今日中國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給予肯 定的尚有胡鞍鋼、王紹光等人。胡鞍鋼從毛澤東的「天下大亂」到鄧小平以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