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76-1985 年文藝思潮與範式轉換
第二節 範式位移：由「革命文藝」轉向「傷痕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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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尋根思潮與先鋒文學）之後，以多向度的發展，在文學方面以「語言及文 體」的解構與再建構為核心，而湧現一波波的文學新潮，諸如已獲得文學史命名 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以及90 年代以後的新歷史小說、新寫實小說、底層文 學等，這大抵是文革後大陸文學的主要面貌。而這些發展的根源，都必須以「重 返80 年代」作為觀察的起點，本論文即立基在「重返 80 年代」的基礎上，論述 80 年代以來的文學革命歷程及其對文革的不同敘述。
第二節 範式位移：
由「革命文藝」轉向「傷痕文學」
一、話語主體的置換操作
中國當代文學史多將1976 年 4 月 5 日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詩歌運動」視 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26儘管「四五詩歌」在1978 年平反後出版為《天安門詩 抄》27，但就其性質來看，這場運動與其說是文藝的復興，毋寧更是一場群眾性 的政治運動。這場政治運動的內在動力正是60 年代以來的地下思想潛流所凝聚 的「懷疑」與「反叛」的精神。1978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中央宣傳部在北 京召開「中國文聯第3 屆全國委員擴大會議」宣布恢復全國文聯及所屬的五個協 會的工作，同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天安門詩歌運動（四五事件）」平 反。全國文聯的恢復與「四五事件」的平反，被視為新時期文壇「回春」的徵兆，
但也意謂隨後將至的文學潮流與政治風向息息相關。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垮台後至 1978 年中旬，中共國家機器在華國鋒為首的
26 持此觀點者有：洪子誠、於可訓、陳思和的文學史。另外尚有何西來：《新時期文學思潮論》
（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5 年）、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 月）、何西來：《新時期文學思潮論》（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5 年）……等。
27 1976 年 12 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十六位教師自發蒐集、整理天安門詩歌，並將小組取名為
「童懷周」（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並於1977 年 1 月以童懷周名義油印《天安門詩抄》，並公開 張貼天安門廣場等地，後來透過多次的徵集、校訂及整理的工作，因為1978 年 11 月，話劇《於 無聲處》的公開演出，天安門事件不再是禁區，曾被毛澤東定義為「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門詩 歌運動」也平反為「革命行動」，《天安門詩抄》才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有華國鋒為此 書題寫書名。有關此書出版經過，可參見徐慶全：〈“天安門詩抄”出版前後〉，《讀書文摘》（2012 年4 月），頁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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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派」與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之間出現了保守與改革的路線之爭， 1977 年2 月 7 日「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
說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 始終不渝地遵循。」28作為毛澤東死後的接班人，以華國鋒為首的「兩個凡是派」
仍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並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礎上，以「抓綱 治國」確認文革的合法性。然而伴隨著以鄧小平為首的「實事求是」派先後於 1978 年 5 月 10 日《理論動態》及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黨中央從而掀起了「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的政治 爭論。29後者在1978 年後在強大的民意與輿論之下，漸站上風，使「四五事件」
獲得平反。
改革時期，為打破文革時期文藝刊物的壟斷並爭取輿論支持，文革時的「兩 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半月刊紛紛改組。文藝刊物除 了有1976 年 1 月復刊的《人民日報》、1977 年 10 月復刊的《上海文藝》（1976 年改名為《上海文學》）兩大文學期刊外，1978 年 7 月 15 日復刊的《文藝報》
與同年復刊的《文匯報》的改組，都在1978 年前後，透過文學作品的刊登、組 織文藝討論會、評獎等機制，塑造有利於政治當局的輿論。當代研究者對《人民 文學》、《文匯報》、《文藝報》等重要文學刊物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作品的刊登 與組織討論會以擴大輿論效果，積累民意，是1978 年前後文壇的醒目現象。比 如1977 年 11 月《人民文學》刊登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作為同月 11 日《人 民文學》批判四人幫「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的「示範」之作。1978 年改組 後由楊希光擔任總編輯的《光明日報》在胡耀邦授意下，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討論會，擴大「實事求是」派的輿論基礎；1978 年《文匯報》復 刊後，總編輯馬達先是決定於1978 年 8 月 11 日刊登盧新華短篇小說〈傷痕〉，
1978 年 10 月《文匯報》又刊登宗福先話劇《於無聲處》30，並刊登部分「天安 門詩抄。1978 年 10 月，改組後的《文藝報》與《文學評論》紛紛召開「實踐是
28《人民日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1977 年 2 月 7 日）。
29 不管是「兩個凡是」或是「實事求是」，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詮釋，前者套用文革時期對毛思 想的崇拜，後者則以文革前毛澤東所提出的「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為最高準則。
無論是保守派或改革派在此時都不敢直接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神聖地位——即使全面否定 文革，也只是將文革歸咎於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而與毛澤東早年已成形的思想無關——
也就阻礙了新時期以後對文革的反省批判。
30 宗福先：《於無聲處》，《文匯報》（1978 年 10 月 28-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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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座談會。由此來看，1977 年至 1978 年間文學刊物的選刊 方向與多次組織座談會的行動，與政治風向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31
到了1978 年 10 月以後，「兩個凡是」的說法基本上已經不再被提起了，1978 年11 月北京「新華社」報導，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一場革命行 動，準備為此事件平反。同日，《文藝報》第5 期在開闢「堅持實踐第一、發揚 藝術民主」專欄，刊登茅盾、巴金、沙汀等人學習探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的理論文章。1978 年《上海文藝》第 11 期發表評論員文章《藝術與民主》，
文中強調貫徹雙百方針，實現黨的領導，並論述藝術與民主的問題。隨後《人民 日報》以〈《上海文藝》論藝術和民主〉為題轉載此文。1977-1978 年的文學不愧 為政治晴雨表，從主張保守的「兩個凡是」到主張改革的「實事求是」，「真理觀」
在歷經文革十年的「蒙蔽」與「欺騙」後，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懷疑精神。然而這 股懷疑精神當中依然存在著國家意識形態在保守與開放之間選擇性的操作。
儘管如此，1977 年 11 月劉心武在〈班主任〉中依然發出了「救救孩子」的 呼聲。1978 年 8 月 11 日，盧新華也透過知青王曉華的家庭倫理悲劇痛陳四人幫 所帶來的「傷痕」。1978 年 10 月，宗福先話劇《於無聲處》禮讚「天安門詩歌 運動」精神，徹底打破了某種「無聲」的狀態。其後，李陀兩篇短篇小說〈帶五 線譜的花環〉、〈願你聽到這支歌〉32都藉音樂所象徵的「有聲」打破文革時期人 民的沉默無聲，小說中從主人公的《我等待……》到發出《我們要》追求自由與 民主的心聲，為已逝總理周恩來獻上老作曲家用一生嘔心瀝血寫出的《紅岩交響 詩》總譜所做成的花環，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對文革法西斯封建主義的懷疑反叛和 對「民主」的宏大歌聲。倘若「文革樣板文學」如研究者指出，其文本隱含作者 的言說大多是政治話語或階級話語（毛話語）的「重述」或「複述」，33則無論
31 針對新時期初期文學刊物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田方：《1978：轉型期的文學生產——以《傷 痕》的發表和評論為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 年 5 月）、鄭納 新：《新時期（1978-1989）的《人民文學》與“人民文學”》（復旦大學博論，2009 年 4 月）等。
除此之外，尚有《文藝報》及《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回憶性著作，也值得參閱，如：劉錫誠：《在 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32 李陀：〈帶五線譜的花環〉，《人民文學》（1978 年第 1 期），頁 69-75；〈願你聽見這支歌〉，《人 民文學》（1978 年第 12 期），頁 45-57。
33 黃擎：「“文革文學”的隱含作者絕大多數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言人。隱含作者雖不能等 同於現實作者，但二者有著密切關聯，敘述化與滲透了作家的生存憬悟，是其所處的現實性社會 文化語境的折射。因此確立何種隱含作者形象，關乎敘述意圖的實現程度與表達效果。“文革文 學”的隱含作者與深層敘述人是一致的，均為超越創作主體個體性的國家意志代言人，實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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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體寫作或少數的個人寫作，文本的言說主體實際上是失去了自我思考能力的 寫作者，而非有批判能力的知識份子。文革主流文學的話語功能與敘述動力也就 指向無產階級在兩條鬥爭路線中的勝利與至高合法性，這種無主體性的說話者
「聲音」儘管是文革時代的「最強音」，卻壓抑了其它異質聲音的話語空間。
宗福先在「四五事件」平反後的話劇取名《於無聲處》，正是對文革時期政 治高壓與言說一體化的反抗，然而劇中所強化的，人民不會永遠沉默的「驚天動 力炸雷」般的「聲音」，卻是藉主角歐陽平之口說出的一席表忠自白：「也許，到 了勝利的那天，請你替我把這份入黨申請書交給黨，我請求組織上承認我永遠是 黨的兒子。」34五四時期，魯迅鐵屋中的「吶喊」被扭轉為批鬥四人幫的「黨性」
之聲，這種溢出文革「沉默」語境的「廣場聲音」，不僅認同了1978 年國家意識 形態對於文革的定性與責任歸咎（歸罪於林彪與四人幫），同時也是對「黨」的 示忠。
在立場偏向改革派的《文匯報》刻意操作下，受到周揚等人讚揚的話劇《於 無聲處》指明了新時期文學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向——貫徹「雙百方針」。但早春 文壇的創作並非一開始就指向暴露或反思文革的創傷敘事。1976 年 10 月四人幫 被捕，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華國鋒為首的「兩個凡是」派被迫承 認錯誤，1977-1978 兩年被中共黨史稱之為「兩年徘徊」時期，此時文壇主要進 行的工作，便是透過公佈揭批四人幫的數批材料，針對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
在立場偏向改革派的《文匯報》刻意操作下，受到周揚等人讚揚的話劇《於 無聲處》指明了新時期文學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向——貫徹「雙百方針」。但早春 文壇的創作並非一開始就指向暴露或反思文革的創傷敘事。1976 年 10 月四人幫 被捕，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華國鋒為首的「兩個凡是」派被迫承 認錯誤，1977-1978 兩年被中共黨史稱之為「兩年徘徊」時期，此時文壇主要進 行的工作，便是透過公佈揭批四人幫的數批材料，針對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