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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妖婦唐賽兒的邊緣異端對抗燕王篡位之後的明史書寫。熟悉歷史發展的人們必 定知道，1978 年以後中國「新時期」的成立，意謂著中國革命歷史的重寫，在 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下，歷史不可信、歷史的再現亦不可信，在歷史失去可信度 的當下，回顧「文革十年」，今日的文革面貌在十年、二十年、百年之後又將如 何延異，實是今日所未能預見。我們不能斷言兩百年之後，不會另有呂熊之流來 重寫文革史。歷史的未來不能被掌握，唯一能掌握的只有「敘述」。今日研究「文 革敘事」的意義，除了共同「見證」文革敘事史的發展以外，也將為後來者提供 一個進入文革的線索。當前，許多文革的「親歷者」尚在，儘管他們大多垂垂老 矣，但許多「親歷歷史」、「見聞錄」、「日記」等文革題材文本的出現，以及作家 有感於不得不為文革發聲，諸如王安憶《啟蒙時代》、賈平凹《古爐》，甚至探究 文革前十年飢荒史的閻連科《四書》等作品，無不見證了這一段橫越「過去」與
「現在」，而始終跨越不過去的「文革敘事史」。
「敘事」的工具不限定於文字，圖像、影像、音聲等，都可視為文本。劉春 華繪於文革時期的著名畫作「毛主席去安源」；發行逾萬冊的「毛語錄」；文革樣 板戲《白毛女》；歌曲〈國際歌〉、〈東方紅〉、〈北京有個金太陽〉等，無不與特 定的意識形態及歷史語境產生緊密聯繫，但這類特殊文本的研究多被歸入於文化 藝術史的領域，真正以文學為主體的文革研究仍值得開發，其意義在於能夠治療 當前文學領域研究上的「文革失語症」，同時由於小說中的文革面貌不斷地隨著 時代過去而發生改變，因此透過「小說文革」的衍變梳理，可以建構出小說中的
「文革」觀念史。
綜合以上所述，本論文立基於前人豐碩的研究成果之上，欲將「文革」放在 現當代中國「不斷革命」的時間脈絡上，以 21 世紀的視野，重返文革後至 80 年代中期的文學場域，釐清現代漢語的發展與文體形式之於文革的意義，以期梳 理 1976-1985 年間，國家意識型態對於文革的敘述與記憶建構，以及此一宏大敘 述背後所遮蔽或浮現的有關文革創傷的總總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目前所見，較早反思或敘述文革的小說，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間的「地下文 學」，主要以詩歌及少數手抄本小說為主，兼有部分散文日記等，這些手抄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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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文革後有部分獲得公開的機會，因而被納入 80 年代的文學史中。1976 年 4 月 5 日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詩歌運動」中張貼於大字報上的詩歌也可視為某種
「文革文學」。1978 年以後則有傷痕文學暴露並控訴文革（主要是林彪和「四人 幫」）所帶來的傷痕，以及以「右派歸來者」對文革進行「反思」的反思文學。
然而無論是傷痕或者反思文學，由於距離文革結束的時間較近，皆深受當時政治 規約影響，而未能深入檢討或還原文革真相，即便有研究者認為傷痕及反思文學 可視為當時對於文革的公共記憶建構37，但在傷痕及反思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 後，改革文學配合收緊的政治規約，不僅宣告了文革傷痕的修復與傷痕文學的終 結，同時也企圖透過這種修復的歷史來使人們「忘卻」文革。出於對「忘卻」歷 史可能使文革重演的警惕，徐友漁即指出文革記憶實際上並未真正進入公共領域 中，成為可被公開討論的對象。對文革反省的不足以及對新時期初期在主流意識 形態主導下所建構的文革歷史與記憶的不信任，使文革成為 80 年代以來不斷被 重述的文學主題。1981 年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所引發的「現代派」論 爭，以及 80 年代中期以後的尋根與先鋒熱，皆可視為對 80 年代初期所重建的「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範式的突圍。「真實性」因而成為當代文革研究繞不過的 困境。即使是目前較為盛行的歷史研究方法——文革口述史及文獻的保存和建 檔——依然存在「真實性」的疑慮。
90 年代以後文學領域的文革研究，有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為代 表，但在新世紀初，是否能對文革進行深入且有意義的研究在學院中仍有人存 疑。《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 1 期刊出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 藝”的敘述與闡釋》38一文引發了一些後續討論。該文中，王堯觀察到新時期以 來文革闡述的眾說紛紜，而試圖透過基本文獻，如期刊、報紙、會議記錄等資料 重新建立文革時期的歷史真相，並回應文革與「五四」這兩次「革命」之間的關 連，試圖梳理出文革時期國家意識形態對「五四」的闡釋與利用，以釐清「文革 的五四」的革命意義，以及對現代文藝，特別是魯迅的詮釋。論文中並提出一個 特別的詞彙——無作者文本——以解釋文革主流話語對個人話語的控制，藉此說
37 持此觀點者，如徐賁：《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 年 9 月），〈變化中的文革記憶〉，頁 299-325。
38 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 1 期），頁 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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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革期間作者或編者姓名缺失的「大批判文本」現象。39其後，《當代作家評 論》2002 年第 4 期「“文革文學”研究」專刊中，蔡翔、費振鐘、王堯等學者 進行了一場有關文革研究的對話，從文革時期國家意識形態對個人的話語控制現 象中，王堯與蔡翔等人認為，在學術研究的文革之外，應該還存在著一個「敘事 性的文革」領域需要研究，而這個「敘事性的文革」可能會提供另一種打開和進 入文革的方式。40
然而郜元寶並不看好以文革作為研究主題，理由一是他當時所見的「文革研 究」中，多數人仍不能直面個人自身的黑暗（拒絕懺悔）；二是他認為對文革的 感情記憶應該要走出「原發始露」的階段，超越粗糙的人道主義和更加淺薄的個 人主義，才能使中國人的文革記憶避免成為個人道德理想主義，甚而轉而歌頌文 革中失卻個人的「大寫的人」的人道主義。41郜元寶這種「對文革無話可說」的 態度反映了他對於「文革記憶」的懷疑，他將蘇童、余華、王朔等人的文革題材 作品視為「藝術」，並認為「現在回憶文革的僅有藝術」42，這種不相信文革記 憶可靠性的立場，直接否定了立基於「還原歷史」或者「記憶再現」的研究方法 與價值。然而他並未否定被他視為「藝術」的小說作品。
歸結王堯、蔡翔、費振鐘、郜元寶等人對於「文革研究」的觀點，可以發現 文本的「敘事」不失為切入研究文革的有效途徑。敘事性文本的領域中，文本（text）
的話語（discourse）、脈絡（context）交織成多重而複雜的表意系統。敘事學中 對於「話語」的關注與分析，可以透過抽絲剝繭地理出，何為個人話語、何為國 家意識形態話語，更可以從中一窺主流話語對個人話語的改造，或者個人話語對 主流話語的接受，並藉此檢驗意識形態的滲透與控制。
以「敘事」方法研究文革，是必然、也是已然的方向。然而王堯等人的討論 中僅將「敘事」界定在「話語」層面，仍顯狹隘。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對象為文革 結束以來的文革小說，透過敘事學的基本方法，對文本進行細讀與分析，並試圖 透過文本脈絡的重建，盡可能貼近文本背後的敘事脈絡。
除了應用西方敘事學的文本分析方法以外，本論文亦將使用傳統的小說研究
39 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頁 93-96。
40 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於文革研究的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 4 期），頁 56-65。頁 65。
41 郜元寶：〈關於文革研究的一些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 4 期），頁 74-77。
42 郜元寶：〈關於文革研究的一些話〉，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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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包括小說題材、小說主題、小說人物的分析等。此外，由於小說家對 文體有意識的追求與創新，使得「文體學」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特殊的 意義。90 年代以後，「小說的散文化」及「散文的小說化」傾向愈漸強烈，43作 家個人寫作時是否具備強烈的文體意識，往往決定作品的文體表現，這種表現有 三：一是建構文體，一是解構文體，三是既解構又建構文體。
除了較早的王蒙以外，韓少功也是一位具有強烈文體意識的作家。從 1996 年的《馬橋詞典》到 2002 年的詞典索引的建立，使《暗示》成為一本以作家個 人背景為索引的詞典體小說。其詞典體小說有時亦被視為「新筆記小說體」，且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傳統中與魯迅雜文傳統產生了聯繫。44
文體的破壞或建構也反映在文學刊物上。1999 年起，《大家》開闢「凹凸文 本」，隨後《山花》、《莽原》、《花城》等文學雜誌亦紛紛推出「文體實驗」、「跨 文體寫作」等專欄，自覺地打破小說既定的文體模式。90 年代以來，作家們不 斷進行各種文本互文性的實驗，如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劉震雲《一腔廢話》、 林白《婦女閒聊錄》、祝勇《舊宮殿》、孫惠芬《上塘書》、陳錕《愛情說明書》
等，紛紛採用各種不同文本的拼貼、置入，而形成文本的互文性與文體的多元融 合。
針對小說文體的革命，目前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肯定文體革新的努 力，其二則是對於文體過度追求革新而有所憂慮。前者如洪治綱即認為：小說創 作中所湧現的這種多重文體相互融會和滲透的現象，雖然是審美現代性崛起後的 產物，但它們在文本形式上的努力，是針對人類日益複雜的精神景象和創作主體 越來越細密的內心體驗，所進行的一種自我超越式的探索。45後者如謝有順、李
針對小說文體的革命，目前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肯定文體革新的努 力，其二則是對於文體過度追求革新而有所憂慮。前者如洪治綱即認為：小說創 作中所湧現的這種多重文體相互融會和滲透的現象，雖然是審美現代性崛起後的 產物，但它們在文本形式上的努力，是針對人類日益複雜的精神景象和創作主體 越來越細密的內心體驗，所進行的一種自我超越式的探索。45後者如謝有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