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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敘事中的愛情

第四章 文革的苦難敘述與時間

第二節 文革敘事中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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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革敘事中的愛情

一、愛情的位置

文革作為一次從史無前例的政治災難,從黨內高幹、知識份子到民間個人,

都籠罩在災難破壞性的陰影下,在個人身上不僅可能造成消滅性的傷害(死亡)

以及在暴力殘虐中肉身的傷痕,也同時在受難者的心靈中留下難以抹滅的烙印。

西方集中營文學在描述倖存者的受難歷程時,往往強化了「愛」與「信仰」的終 極價值。戀人之愛、夫妻之愛、父子之愛、上帝之愛成為救贖創傷心靈與堅定信 仰的唯一可能,是以對「愛」的敘事理應是浩劫後,倖存的人們賴以重建個人生 命秩序的最終途徑。然而在文革這極端禁欲的時代裡,個人之愛被革命浪漫主義 整肅為個人對黨國及革命理想的階級之愛,屬於階級情感的表現,王蒙〈布禮〉

中的鍾亦成與凌雪的革命者愛情正是階級之愛的最佳代言,是王蒙在「黨性」與

「人性」間尋求平衡共存的努力。然而共同人性情感出口的愛情」在新時期初期 仍然妾身不明,劉心武12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便提出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問 題:「在我們革命的生活中,愛情究竟有沒有它的位置?應當佔據一個什麼樣的 位置?」13不僅革命者要追問「愛情」在生活中的位置,新時期初期,趕上文學 潮頭的知青作家們亦紛紛根據自身的成長經歷,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紛紛選擇以

「愛」的敘述來表現文革「傷痕」,這使愛情書寫有機會突破主流意識形態,而 與革命文藝範式形成種種錯位與溢出,造成「傷痕文學」引來暴露、感傷與控訴 的負面爭議。

暴露、感傷與控訴尺度的拿捏不僅體現出 1977-1981 年間文學思潮與政治規 約收放的變化,實際上也是代際意識與青春文化的體現。溢出於革命文藝敘事規 範的那些暴露與感傷的文本,直接對毛澤東「階級人性論」形成挑戰。而過於強 化個人性的苦難,未與黨國苦難形成直接的聯繫,也是以革命年代中的愛情為主 題的文學作品,在新時期初期革命文藝批評範式下,往往被視為不成熟、具有缺 陷之作,細讀這類作品,將會發現這些作品之所以被視為不成熟、有缺陷,正是 出於「愛情」本身具備的「個人性特質」,其「個人主義」與革命道德往往形成

12 儘管劉心武素來堅持以樂觀的革命現實主義進行創作,但他確實能把握住時代的重要議題與 社會脈動,如〈班主任〉指出「四人幫」對祖國未來接班人的毒害;〈如意〉探討「革命人道主 義」與「人性」的問題,都貼近了 80 年代紛陳的時代潮流

13 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十月》(1978 年創刊號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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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與對立,容納個人情感的私人空間與階級集體生活也可能無法一如表面上的 和諧。儘管毛澤東在 50 年代試圖將「革命」與「浪漫」同一,然而表現「浪漫」

最強而有力的「愛情」先天上帶有「個人主義」的原罪,與「革命」形成互為辯 證的關係。學者業已注意到「愛情」與「革命」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象徵意義,

並將之視為代表中國「現代性」的兩個語彙,如唐小兵指出:「`革命'是集體 力量與經驗,`愛情'則是通過個人自由來顯現成功的社會制度——是現代合法 性話語中重要的意識形態構成。」14英雄與凡人互為真實、互為辯證,革命英雄 的理想道德與凡人日常生活的庸俗瑣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早已呈現激烈的碰 撞。檢視 50 年代左翼知識份子思維,他們的語彙並未著重於「英雄」與「凡人」

的對立層面,而僅存在「英雄」與「人民群眾」的辯證關係。在尚未被打為「右 派」之前,馮雪峰對英雄或先進人物崇高的品質和精神界定為「帶有群眾性」, 他在 1953 年 7 月間所舉行的一場「現實主義學習會」上發言時,針對文學藝術 上具「典型性」的英雄或先進人物形象的塑造提出以下看法:

在生活的鬥爭和發展中,各種各樣的先進英雄人物的各種各樣的個性和性 格,都表露出來了,都展開出來了;崇高的品質和精神也產生了,形成了,

並且發展到高度了。然而這些各種各樣的性格和品質,都是帶了群眾性 的;它們或者已經是普遍地為廣大群眾所共有,或者正在逐漸普遍起來,

即將成為廣大群眾所共有。這是因為這些性格和品質,都是在群眾鬥爭中 所產生的緣故;它們或者做為群眾的新的性格和品質的萌芽,或者作為群 眾新的性格和品質的集中,而出現在先進英雄人物的身上。英雄是群眾的 一份子,只有在群眾身上所能有的東西,才能在英雄身上出現,或者先出 現。這就是我們所要創造的新人物的形象,他們新的崇高的性格和品質都 應該是帶群眾性的、能夠感動一切普通人民群眾的,普通人民群眾都感到 親切、都願意仿效並且能夠仿效的理由。15

儘管馮雪峰在 1958 年 2 月周揚在毛澤東授意下主筆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

14 XiaoBing Tang(唐小兵):“Chinese Mondern: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中國現代:英 雄與凡人》),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105.

15 馮雪峰:〈英雄和群眾及其它〉,《文藝報》(1953 年第 24 期),收入洪子誠編:《二十世紀中國 小說理論資料》(第五卷 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94-103。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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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因為他所主張的「寫真實」論而被打為「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從此不 斷在共和國繼續革命的歷史中飽受政治苦難,然而在 50 年代初期,馮雪峰對英 雄與先進人物崇高品質及精神泉源的分析,在左翼文人中仍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他反對當時有部分文學作品將「群眾」貶低為「庸眾」,並進一步肯定了革命合 法性的根源在於「群眾」先天具備崇高精神品質的可能性,以及「群眾」後天仿 效英雄崇高精神品質的可能性。在此論述下,群眾的庸眾性被加以刪除,取而代 之的是每一個個人不管是在先天或後天上,都具備將自己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英 雄的可能性,因此「人民群眾」在共和國的革命語境中具有絕對崇高的意義,而

「庸眾」或「庸常性」的敘述則被排除於文學典型之外,有流於資產階級傾向的 危險。16然而因為「庸眾」作為「被改造」的對象,因此也隨時可能成為革命的 前進動力,而非阻力。在意識型態改造的辯證模式下,作為先進人物的「英雄」

和作為「落後人物」的「庸眾」,其地位非固定不變,一切以「革命性」的有無 或高低來決定二者的分野。是以馮雪峰指出:「那種把先進人物和落後人物,正 面人物和否定人物,看成互為孤立的、不變化的、固定的存在的觀點,是一種忽 視了人們正式在鬥爭中變化著、發展著的事實的觀點。在藝術形象上,所謂庸庸 碌碌的人們,仍然也是重要的主人公,要出現在各種各樣被否定的、被批評的、

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典型裡,並且要出現在新生人物——也即是新人物的形象裡。」

17「革命性」既可在不斷改造自我中獲得,自然也就有可能實現毛澤東「六億神 州盡堯舜」的社會主義新人願景,然而因為中國在由舊社會轉入新社會的過程裡

16 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也多次提及「庸常」兩字,不過在該文本脈絡中,「庸常」被視為「異 端」或「異常」的相反詞彙,在馬橋方言中,這些不「庸常」的詞條是:「不和氣」、「神」、「怪 器」等,被賦以這些異端詞彙的人通常都帶有官方意識形態所不能容忍之處,諸如不和氣的「漂 亮女人」鐵香最終選擇私奔,因而走向死亡,鐵香顛倒是非的話則被稱為「神」。漢奸之子鹽午 作為一名知識份子,則因為他的「怪器」在文革時被視為反動份子而下獄。這說明了不管是在民 間文化傳統或政治體制之下,「異端」或「邊緣」都宿命般地被註定了他們的命運,韓少功將這 種宿命稱為「根」。這種語言反思,兼帶文學性的描述與社會性的觀察,是韓少功之於「傳統文 化」與「現代化」生活的雙重反省。韓少功對於「庸常」的觀察,說明了在革命時代中那些被匯 入革命潮流中的「庸眾」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或「物質文化」等義,在革命烏托邦的年代裡,

「革命」本身也可能在顛倒了「常」與「非常」的秩序之後,具有了「庸常」的意義,這種被安 置於革命秩序下的「庸常」乃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上,屬於「人民」或「群眾」中 的一員,而非革命倫理中的「異端」。儘管本論文在討論「庸常」時,是與「日常生活」與「物 質文化」等「資產主義」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但韓少功的觀察仍值得研究者進一步省思革命中的 日常生活與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公平正義——即使那只是烏托邦的想像。

17 馮雪峰:〈英雄和群眾及其它〉,《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五卷 1949-1976),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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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帶有被歸為舊時代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因此毛澤東在 60 年代鑑 於蘇俄「變修」的共產主義危機提醒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 爭」。

儘管那些庸庸碌碌的「庸眾」也有可能透過成功的改造誕生出社會主義新 人,但不可否認,「庸眾」的庸常生活中也可能出現與社會主義爭奪「群眾」的 資產主義傾向份子,一旦「革命」未能確實落實到一日二十四小時中的「日常生 活」,佔據群眾的所有生活時間,就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立場的「階級鬥爭」。1963 年毛澤東對於群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提醒,使革命的話劇作家叢深寫 下四幕話劇《祝你健康》(後改名《千萬不要忘記》),描寫一個青年工人丁少純 的革命思想在婚後與妻子姚玉娟與岳母姚老太太同住,因為受到家庭日常瑣碎的 物質生活的腐蝕,漸漸喪失革命的覺悟。劇作最終安排丁少純的父親——一個老

儘管那些庸庸碌碌的「庸眾」也有可能透過成功的改造誕生出社會主義新 人,但不可否認,「庸眾」的庸常生活中也可能出現與社會主義爭奪「群眾」的 資產主義傾向份子,一旦「革命」未能確實落實到一日二十四小時中的「日常生 活」,佔據群眾的所有生活時間,就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立場的「階級鬥爭」。1963 年毛澤東對於群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提醒,使革命的話劇作家叢深寫 下四幕話劇《祝你健康》(後改名《千萬不要忘記》),描寫一個青年工人丁少純 的革命思想在婚後與妻子姚玉娟與岳母姚老太太同住,因為受到家庭日常瑣碎的 物質生活的腐蝕,漸漸喪失革命的覺悟。劇作最終安排丁少純的父親——一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