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國 72（1983）年至民國 76（1987）年《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第三節 教材價值的掙扎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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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價值的掙扎與突破
自民國 42（1953）年起，《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即在師範學校開始教授，民 國 51（1962）年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訂的《中學課程標準》時，將《中國文化 基本教材》納入國文科的教學範圍之中，於民國 60（1971）年再次修訂《中學 課程標準》，只在「語體文」編注部分有明顯的異動，直至民國 72（1983）年推 行陳版教材之前，這三十年之間官方、民間都沒有特別的反對聲浪，可見臺灣大 眾不排斥推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也可接受在學校施行「中國傳統文化」
的教育。
而民國 72（1983）年所推行的陳版教材後，儘管有學者堅守《四書》在中 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然而社會大眾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的討論日漸 升溫，許多學者持續提出對教材詮釋、課程編審過程的質疑，致使教育部動搖推 行此課程的信心，且教材的價值備受考驗，歷經幾番波折後才突破重重檢驗，獲 得新的肯定。筆者將此階段討論的議題分述如下：
（一）教材的價值──具有時代意義
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的起源而言，許多人認為此課程是為反制中共 的「文化大革命」而設立的，其實爆發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是民國 55（1966）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卻已在民國 51（1956）年就是高中的必修課程，因此「中 華文化復興運勤」才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回應，因此由時間上的先後來看，「中 國文化基本教材」設立較早，與後來發生的「文化革命」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之間並無直接關聯，實在不可以將課程與黨政思想完全畫上等號。
至於怎樣的典籍才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教材」？蔡仁厚先生曾經 在〈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兩點反省與一個建議〉中提及：
「經、史、子、集」的分法，雖或粗略，但卻有理。「經」是常理常道，「史」
是通變的紀錄，「子」是一家之見，「集」是個人著述的纂輯。經史子集這 四大庫藏，都是中國文化的業績，但要選取「中國文化」的「基本教材」，
卻只能向「經」中求。
經，是民族文化生命的結晶，以常理常道為主。但五經太深，三經太繁，
故須有所選擇。儒家孔孟之學，是順承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大流，以開顯 文化理想、揭示生命方向、建立生活規範。因此，孔孟宣示的道理，都是 依於「心同理同」而講說，是關於生活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共同的做人之 道、立身處世之道。那些隨機指點的平正平實的話語，以及切關國計民生 的通盤兼顧的講論，都是不可違離的常則常法、和必須秉持的常理常道。
孔孟的用心，並不在於提出一套特殊的學說主張；他們是站在「人」的立 場，要來安立日常生活的軌道（使人人都能表現生活的意義），開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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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途徑（使人人都能創造人生的價值）。所以孔子孟子和其他「諸子」
不同，而《論語》、《孟子》二書的性質也不同於一家之言，而是「經」的 身分（以常理常道為主要內容）。因此，孔孟的《論語》、《孟子》最適合 選為「中國文化」的「基本教材」。285
孔孟學說的內容並非提出一套與眾不同的思想，而是講述做人的生活基本原理、
立身處世的道理，它所涵蓋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理想與生活規範，於是蔡仁厚先生 以為《論語》、《孟子》最適合選為「中國文化」的「基本教材」，陳立夫先生也 曾說：「為什麼孔孟的學說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呢？因其平凡、實際，人人都 能做到，凡是愈平凡、實際，人人均能做到的愈是偉大的道理，因此變成中國文 化的主流。」286可見孔孟學說的教育，並非文字句讀的教導，而是引導學生培養 精神生命的涵養；並非只是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而是學習互助、聯繫、幫助 他人，以達生命的和諧的課程，羅光先生於《中央日報》發表：「中國哲學是以 孔孟為宗的儒家哲學為代表，它是一種精神生命的倫理學。它以仁為總綱，以中 庸為精神，以禮為準則，以互助為途徑。但今天我們社會的生活，卻是經濟價值 高於一切的生活，是以物質享受為主的生活，是以個人權利為重的生活，也即是 仿效歐美社會的生活。因此，就發生了『適應上』的問題。……我們現代的生活，
必須有一種思想做指導，但也不是回復傳統的舊思想，而是要將儒家思想現代 化。儒家哲學在目前時代的意義，應是生命哲學的意義，使我們在宇宙變化的整 體中，生命能互助、聯繫、幫助、以達生命的和諧。」287羅光先生清楚地點出有 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焦點，應該放在「儒家哲學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指導功 能」之上，才能讓此教育具有時代的意義。
袁保新先生也曾表示：「沒有一個文明國家不重視其經典教育。因此關於教 育部以《論》、《孟》、《學》、《庸》為高中教育階段的文化想教育課程，我們一致 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288無論是否加授《大學》、《中庸》，都可以看見學者們 肯定此一課程在「建立學生文化思想」的功能，陳立夫先生也在編輯教師手冊時 提及課程的教學目標：
一、使青年學生從中國固有經典──《四書》中，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義，
體認中國立國之道。
二、使學生由此學到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進而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
以有助於個人的立身處世。
三、由個人的德性修養與行為實踐，以奠定家庭倫理、社會秩序與國家建
285 蔡仁厚：〈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兩點反省與一個建議〉，收錄於《鵝湖月刊》151 期，1988 年 1 月，頁 31。
286 陳立夫：〈中國儒家思想體系〉，收錄於《孔孟月刊》第 22 卷第 12 期，1984 年 8 月，頁 5。
287 羅光：臺灣《中央日報》1984 年 4 月 8 日第四版
288 林家民、林弓義紀錄：〈現行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材檢討座談會〉，收錄於《鵝湖月刊》1988 年 1 月出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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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基礎，進而實現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289
陳版教材的編輯動機和目的都秉持課程目標，讓教材不只是講述舊有的思想，更 期待教材能藉由編著者的詮釋，在時代中循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讓學生培 養個人的立身處世應有的態度，讓學生更切實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涵。
（二）教材存廢的掙扎──各方的意見此起彼落
陳版教材甫一推行，各方對於陳版教材的質疑和建議聲浪一波又一波掀起，
除了《鵝湖月刊》諸多學者提出疑義之外，《國文天地》也刊載多名任教於高級 中學老師的論文，其中葛芳譚老師提出對陳版教材的評析：反客為主，驅策四書 章句；末未倒置，勉強構成系統；任意割裂，經典慘遭支解；輕率詮釋，扭曲聖 賢原意；亂引章句，前言不對後語；理念不清，行文動輒出錯；翻譯離譜，徒然 增加疑竇；先難後易，不符施教程序290，一共八個面向，將教學所觸碰到難題一 一梳理，提供給教育當局做參考。
楊永英老師則分別就編輯方法部分、注解部分提出疑問，其一，陳版教材將 原經篇章拆散，學生對經文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徒增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其二，
陳版教材在錄經文之前，都有一大篇語體文的敘述，這些字數多超過所錄經文字 數十倍以上，反加重學生額外的課業負擔；其三，作注解的人，似乎缺乏語體文 的嚴格訓練，解說離譜，造成學生理解錯誤291，陳述內容扼要，主要標明──學 生研讀陳版教材面臨「閱讀困難」的問題，即使學生用心學習，恐怕獲得錯誤的 觀念而造成錯誤的理解。
另外由大學教授、高中老師等共七位學者一同檢核陳版六冊教材，他們針對 內容一一舉誤，論文刊載於《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七期，他們提出：理論架構的 問題、敘述文字的缺失、音讀錯誤、歸類失當、斷章取義、課目重疊、解釋未明、
翻譯欠妥……等多方的看法及疑義292，每一個疑問皆以教材實際的樣貌作為舉 證，清清楚楚地標明教學現場中的困擾，用出版文字明確地讓教育部相關單位了 解陳版教材備受質疑的癥結所在。
除了重申與《鵝湖月刊》相似的「教材詮釋內容的問題」之外，對於《中國 文化基本教材》教科書的編著方式及內容，學者及教學現場的老師們藉由《國文 天地》舉辦的座談會，以及多篇文論，提出了多方的思考面向，筆者根據編輯於
《國文天地》第四卷第二期「期待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新面貌」專欄中，
289 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第一冊），教學概要頁 1。
290 詳見葛芳譚：〈請勿斵喪文化命脈──評新編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天地》，
第 2 卷第 10 期，1987 年 3 月），頁 35-40。
291 詳見楊永英：〈新編本《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評議〉，（《國文天地》，第 2 卷第 12 期，1987 年 5 月），頁 98-100。
292 林慶彰、陳郁夫、易麗君、林政華、范長華、古清美、莊萬壽等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舉 誤〈第一冊〉至〈第六冊〉〉，（《國文天地》，第 3 卷第 7 期，1987 年 12 月），頁 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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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2（1983）年陳版教材推出使用後，學界日漸關注「中國文化基本教 材」課程的發展，各界爭議聲浪湧現，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指導委員會國語文 學組在蒐取各界建議後，進行教材的檢討，也在民國 77（1988）年確定「重新 編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使《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獲得新生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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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立夫先生同意改編教材
(1)無意造成一家之言
檢核陳版教材時，許多學者認為此一版本的種種缺失，肇因於編著者單單以 陳立夫先生的《四書道貫》一書為參考，未能旁徵博引歷代聖賢對經典的解說，
以至於經典的原貌與精神無法如實地呈現，對教學現場而言，這是以「一家之言」
強行於教育之中，造成學生只以單一而片段的方式認識《四書》，甚而誤解《四 書》經義。
面對大眾以「一家之言」否定陳版教材，陳立夫先生表示：
面對大眾以「一家之言」否定陳版教材，陳立夫先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