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機構典藏-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NCCUR):Item 140.119/7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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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一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陳逢源先生.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沿革及其爭論之考察. ‧. ──以民國 51（1962）年至民國 88（1999）年為考察範疇.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研究生：陳怡如. 中華民國一零四年七月. v.

(2) 謝. 辭. 抱著筆記型電腦強勢地霸占餐桌數月，毫不留情地展開一疊疊參考資料，看著書房裡推滿參考書籍的三大書箱以及早已看不見桌面的書桌，此時，不得不佩服家人給我的無限包容。. 回想自師大畢業後，擠身踏入教職，投身於分享學習經驗和知識的環境，多年後，有感於教學無法增添新意的瓶頸，於是，重新回到學習的殿堂，此時，更明白閱讀的意義，懂得發現問題的癥結，釐清學識的. 政治大. 脈絡，感謝政大國文教學碩士班提供一個學術研究的環境，讓我獲得一. 立. 個進修的機會，得以大量地汲取教學資源。. ‧ 國. 學. 論文撰寫之初，苦於論文的研究方向，又適逢接任行政工作，蠟燭. ‧. 兩頭燒，感謝陳逢源老師，從擬定論文方向、修正研究計畫、引導論述. sit. y. Nat. 的撰寫筆法，總是不辭辛勞地啟迪與指導，及時釐清我心中的疑惑與困. io. er. 擾，讓我能順利地完成論文。感謝口試委員董金裕老師、金培懿老師的提點指導，耐心地給予論述建議，讓本篇論文更臻完備，兩位師長的提. al. n. v i n 攜，讓我由衷感謝。感謝王志瑋學長、呂俊霆學長於論文英文摘要的協 Ch engchi U 助。感謝身旁的研究所同學們，時常分享學術研究的經驗，尤其是佳璟同學，我們相約於政大圖書館底樓，一同奮戰，一同走過撞牆期，一同迎來完成論文的喜悅。. 學術研究的路程時有波折，家人是最棒的支持力量，感謝父親分享生活經驗，拓展我的視野；感謝母親包容我肆虐我的書房，擺放數不清的資料；感謝姊姊和小甥女總是微笑以對，紓解壓力；感謝男友志遠一旁的鼓勵。感謝大家的協助與支持，讓我順利地完成這任務!.

(3) 摘. 要.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臺灣高中學生建立一條聯繫「古代經典」的橋樑，自民國 51（1962）年起納入國文科的課程標準之中，其內容的選用與編訂，必須考量各時期學生的需求、因應社會時代的轉變，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本文主要以歷時的現象陳述為主軸，不侷限於課程時數的比重、教學方法的釐清，而更深入地探究當社會文化日新月異，教材於每一次課綱調整、重新改編後，編纂方式以及詮釋立場改變的狀況。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梳理臺灣儒學教育的根源。第二章談論民國 38（1949）年至 71（1982）年之間，國民政府為安定社會，決定從人民「教育」開始，加強「教材」承襲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功能。第三章專論民國 72（1983）年至 77（1987）年間以陳立夫《四書道貫》為依據而編定的教材，因解除戒嚴的文化背景，各學者專家開始針對各議題提出看法與見解，例如：《孔孟月刊》和《鵝湖月刊》，一方支持政府「復興中華文化」的訴求，另一方則有感於教材頗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求教材能建立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完整認識，於是在兩方的建議之下，教材再次重編。第四章將時間鎖定在民國 77（1988）年.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至 88（1999）年，由董金裕先生重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他參考國立編譯館. ‧. 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與分析，並考量社會環境的轉變，編輯一套更符合學生需求的教材。第五章結論，總結與反思研究成果。本論文為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書的教育狀況、具體發展軌跡等面向作梳理，分析不同階段社會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尤其是經典教育的立場與想法，透過教材的內容的沿革看到它更全面的變化，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書在臺灣的教育發展中，統整出具有歸屬於臺灣自身的學術脈絡。.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關鍵字：四書、臺灣經典教育、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沿革、教材分析.

(4) Summary “The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lays the foundation of connecting to Chinese ancient classic for Taiwan high school students. Since 1962, the year it was embodied in the standard courses of Chinese teaching, its content and the way to be edited has been alter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needs, society chang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is essay mainly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based on historical line. Without being limited by teaching hours or ways, it deeply discusses every adjustment (including way of editing and different angles of illustration) of the courses based on rapid culture changes.. 政治大. Chapter 1 talk about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time period from 1949 to 1982, the time government wished to stabilize the society, thus the courses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time period from 1983 to 1987, in which the courses were mainly edited based on” The Confucian way : a new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four books” which written by Li-Fu CHEN Expert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and analysis due to the end of martial law. For instance, “Cong-Meng monthly” and “Legein monthly”, the former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request of “revive Chinese culture” when the latter made students thoroughly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without affected by ideology. Moreover, the courses were re-edited due Chapter 4 a l to advices from both publications. v i focuses from 1988 to 1999, the by n Jin-Yu Dung was based on C hre-edited version U e nwide sampling survey and analysis national h i by National Academy for g cheld Education Reserch as well a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providing students an even more suitable courses based on social changes.. 立. n. er. io. sit. y. ‧. ‧ 國. 學. Nat. This essay assays the evolution track and teaching conditions of Taiwan “The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trying to conclude its thoroughly chang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s content and induce the thread of thoughts for it. Key words: The four books、Taiwan Classical Education、the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Evolution of Course、Textbook analysis.

(5) 目次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2 第二節臺灣推行儒學教育的興起與承衍 ................................................ 5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 15 第四節前人研究成果 .................................................................................... 17 第二章民國 51（1962）年至民國 71（1982）年《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於高級中學教育的推行 ........................................................................ 21. 政治大. 第一節. 文化紮根的嘗試──教育目標與政治目的結合 .................. 21. 第二節. 推行版本之分析──審定本與統編本比較 ............................ 34. 第三節. 課程推行的觀察 ............................................................................... 51. 立. ‧ 國. 學. 第三章民國 72（1983）年至民國 76（1987）年《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 於高級中學教育的衝擊 ........................................................................ 59. sit. y. 以陳立夫《四書道貫》為底本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分. Nat. 第一節. 第三節. er. 編輯教材後的省思──民間與官方的論爭 ............................ 78 a v. n. 第二節. io. 析 ........................................................................................................... 59. i l C n 教材價值的掙扎與突破 100 h e n g c............................................................... hi U. 第四章民國 77（1988）年至民國 88（1999）年《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於高級中學教育的轉型 ......................................................................114 第一節. 董金裕主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版本的分析 ................114. 第二節. 教材內容、編訂方法的思辨 ......................................................122. 第三節. 董版教材與教育現場的融合 ......................................................130. 第五章結論.............................................................................................................144 參考書目 ....................................................................................................................150.

(6) 第一章. 緒論. 臺灣有關四書經典教育的討論，往往在教育部推行「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過程中屢屢被提及，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從教育界、學術界乃至於社會大眾，無不關心，此一問題可追溯至民國 51 年（1962）《論語》、《孟子》二書被列入高級中學課程教材開始，當初推行國民教育，國文科的教學目標：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二、培養閱讀淺近古體之興趣，及寫作明易文言文之能力；三、灌輸傳統文化，啟迪時代思想，以加強愛國觀念，宏揚大同精神。1不僅注重學識的啟發，也注意學習者思想行為的塑造，於是將《論語》、《孟子》等經典素材編輯為課程教材，期能藉由教材內容闡明文化義理，更在教學上配合日常生活實例以培養學生健全人格。針對《文化基本教材》內容的選用和編訂，因應各時代學生需求的考量、政黨政治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變遷和資訊媒體的廣泛使用，乃至於教育理念的改變，歷年來臺灣教科書的編輯與審議當中，教育政策會提出不同的實施方向與目.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標，若以民國 51 年（1962）後而言，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歷經民國 60 年（1971）、 72 年（1983）、84 年（1995）、94 年（2005）、97 年（2008）、100 年（2011）數次修訂，民國 51 年（1962）至 94 年（2005）此段時間，《論語》、《孟子》列為. ‧. 中學生必修課程，然自民國 94 年（2005）至 100 年（2011）「四書」則不列為必修。隨政黨輪替，100 年 8 月（2011）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發出公函「推動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說帖」，重啟經典教育的討論，云：. io. sit. y. Nat. n. al. er. 經查 99 學年度全國高中開設「論孟選讀」為選修科目者已有 238 校，比率達 7 成以上，顯示選擇「論孟選讀」為選修課程已有共識並合乎多數學校開課習慣。因此，推動「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教學準備及教學現場上影響不大，推動亦更為順暢。. Ch. engchi. i n U. v. 歷經各界討論，以及課綱的調整，再度將《論語》、《孟子》列入中學教育課程之中，近五十二年有關《論語》、《孟子》教授課程的推行與廢止，學界有諸多的論辯，在認可與否定之間有民間團體的建議，關於中國傳統經典的閱讀價值，成為中學國文科教育的利弊得失，無一不是受人注目及引發討論的課題，故而筆者嘗試針對臺灣《文化基本教材》在傳統文化表彰論者及西化論者之間的討論、在中國及台灣本土意識的爭議、在教育上內涵與功能的檢討，以及學生需求的考量、政黨政治的影響等，在諸多層面上作一整理與考察。. 1.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撰：《中學課程標準》（台北市:正中書局，1962 年），頁 209。 1.

(7)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100（2011）年 12 月教育部出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論語（上）》的教師手冊，提及推行「經典」教育的原因：「我們之所以需要學習經典，並不是要『灌輸某種特定的價值體系』，而是要學習我們自己文化體的世界觀，這就像我們必須先有『母語』，然後才能形成我們自己的語言世界一般。……我們在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時，也必須用經典來為自己搭起『與意義對話』的第一座橋梁。」 2 編輯一套以義理思想為基礎的教材，得見教育部對於學生開啟意義教育的嘗試。臺灣的地理位置在東亞經貿的航線上，因特殊地理環境的關係，各種思潮相互激盪，從明鄭以後歷經殖民、統一、割據、獨立等諸多形態的轉變，政府遷臺更是極具影響的發展，隨著時間的遞嬗，臺灣的國家意識也有所改易，臺灣文化受到西班牙、荷蘭、日本的影響，但儘管如此，仔細探究臺灣文化，從語言、生活習慣、思維模式主要還是承繼著中華傳統文化的思維，只是在求改革、求變的立意下，各界對於民國 103（2014）年再度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納入學生必修的學分之中感到憂心，並且多有質疑──將「四書」納入高中必修可能是為了「灌輸某種特定的價值觀」，類似的爭議問題，從民國 51（1962）年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納為高中教材開始，就備受關注、討論，而筆者身為教育現場的一員，希望對於教授相關課程進行進一步的觀察。.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使得西周末年教育的對象從貴族逐漸擴大至. n. al. er. io. sit. y. Nat. 平民，許多相關古代歷史文獻的資料經過孔子和門人弟子整理而流傳下來，其中《六經》不僅被奉為儒家的經典，更成為歷代教學的教材。儒家文化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遭遇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清政府歷經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教育方面也相應的變革，開辦學堂、廢除科舉。至民國元年（1912）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去尊孔」、「廢祀孔」、「刪經學」，儒學於此不再是教育的必要內容，儒學典籍也不再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的基礎。3其後中國大陸的新文化運動及文化大革命，批判傳統思維甚囂塵上，先後出現「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及「批孔揚秦」的主張，雖時隔五十年，似乎也是這股風潮持續發酵的結果，《四書》在一連串. Ch. engchi. i n U. v. 西化的文化運動下，逐漸地被排斥在教學之外。有別於中國大陸批判傳統的運動，臺灣在政府強調復興傳統文化的原則下，教育實踐和社會運動中有相當程度上的自覺，有意保留了儒家倫理的內容。臺灣的儒學發展，陳昭瑛研究臺灣儒學的移植與發展時說：「臺灣儒學起源於明鄭時期第一座廟學的建立，其思想繼承南明儒學之經學與經世致用之學的傳統。清代是臺灣儒學的發展期，經過二百多年的墾殖，儒學已在臺灣的土壤裡生根。」4臺灣儒學可以溯源於明鄭時期，隨著鄭成功傳入臺灣，延續至清代，儒學於臺灣根 2. 教育部編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論語（上）》（臺北，2012 年），頁 8。陳來：〈現代中國文化與儒學的困境〉收於劉述先主編：《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年），頁 112-113。 4 摘自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轉化》（臺北市：正中書局，2000 年），自序 4-5。 3. 2.

(8) 基深厚，實乃無庸置疑。臺灣至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建立以軍事、警察為主的政治制度，初期抗日成員多為儒生，他們的抗日精神承襲明末抗清的訴求，華夏民族不受異族統治的思想，儒生階層的抗日活動在書院與詩社展開。臺灣儒學的發展因此更具有特殊的本土面貌，而私人性質的書房、義學，成為臺灣日本時代推展儒學的主力，在日本人的壓迫歧視下，儒學的教學活動，反而在臺灣人對固有漢文化的珍視與保護中保存了下來。故而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一方面從大陸承繼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則是被日本殖民後，產生反殖民的心理，對傳統思想更加珍惜維護，台灣早期許多名人、文人對傳統或漢民族的表彰即可為證。另外黃俊傑針對臺灣思想的發展曾言：「從政治角度來看，戰後臺灣思想史的發展深深地受到政治力滲透與支配。由於戰後臺灣的思想與文化領域在相當大幅度內受到政治領域的支配，所以臺灣思想史發展的軌跡，所反映的政治史意義常常超過思想史的意義。……作為中原文化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戰後臺灣政治脈絡中，也因為成為官方意識形態而受到相當的扭曲。」5對於政治介入的結果，有深刻的體察。民國 55（1966）年臺灣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時，有比較複雜的因素：其一是臺灣本來的學術淵源，其二是殖民心態之下臺灣保護文化傳統的心情，其三則是政治領域上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堅持與意識形態的操作。三者交互糾葛，彼此影響。顯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儒學有相歧的發展，立場截然兩分：一為西化論.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者對傳統的排斥，一為傳統論者對儒學的表彰，此二極端的立場隨著政府遷台，戰後海峽兩岸分治的情況之下，有各自主導的力量，一個是大陸推行的文革運動 ──批孔揚秦，另外一方為臺灣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推行「四書」教育進入到課程、中等教育、師範體系等，循著批判傳統與復興傳統的思維在海峽兩岸各自實驗的發展結果，可察覺各有其歷史性的、社會性的、文化性的衝擊。在此架構之下，海峽兩岸分治的現況對文化採取不同的策略，也包括兩岸對《四書》價值相歧的討論，而列入到教材無疑是最受人矚目與檢討的議題。故對於臺灣戰後「四書」經典教育的討論，不能僅就課綱來解釋說明，其中還有複雜的辯證與爭執，需有意識形態、政治、文化淵源綜合的考察。另外，回應當代杜維明觀察十九世紀以後儒家文化發展，也有可以進一步補充的地方，云：.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傳統的儒家文化在中國遇到了以民主、科學、法治精神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嚴重挑戰。這個「西方文明」是通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的洋槍大砲打進中國的。專制主義封建的國家在西方國主義侵略面前節節敗退，傳統的儒家文化也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步步退卻。這一方面迫使許多關切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中國知識份子幡然醒悟，深切反省傳統文化的弊端，去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於是出現了「師夷制夷」、「中體西用」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一類的救亡口號，導致了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的一系列事變；但在另一方面，西方帝國主義 5.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臺大初版中心，2006 年），頁 236。 3.

(9) 的侵略激起了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人民的極大反抗，也造成了一種對傳統文化持懷疑、批判、否定態度而對西方新文化欲納又拒的心理態勢，於是中國出現了經久不息的反儒思潮，中國人民終於接受了以反帝、反封建、反資本者亦為號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主義的制度。然而，從五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期，世界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歷了夢魘般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階段失敗後得到新生，科學技術得長足進步，創造了新型的現代文明，但伴之而來的是人類生態環境的破壞、道德理性的墮落等嚴重弊端的出現；另一方面是蘇聯、中國乃至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方面遭遇了一系列挫敗和失敗，產生了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第三方面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在現代化、工業化方面獲得了成功，創造了一種既不同於西方模式又不同於蘇聯模式的新模式，它有可能開闢出一條既能容納西方文明的民主、科學、法治精神，又能保持發揚東方儒家的道德人文主義的人類文明新道路。在這種新形勢下，人們不能不深切地反思：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應該怎麼走？人類文明之路何在？儒學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及繼續發展的內在資源？現代儒學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是什麼？儒學發展的前景如何等等理論的和現實的問題。6.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此段話補充戰後臺灣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還有二個需要注意的面向：一、資本. n. al. er. io. sit. y. Nat. 主義所帶來社會經濟型態的轉變，二、現代化、工業化等西方文明的刺激發展，儒學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承衍的姿態和面貌，更加複雜，難以釐清，而在資訊媒體普及的時代，學界仍有諸多學者致力於經典教育的推廣，如董金裕、林安梧、謝大寧等人，不論是撰述文章，甚至是四書經典課程的推廣，努力開展傳統文化和現代化兩者融合。民國 100 年（2011）10 月 22 及 23 兩日，臺灣哲學學會的 100 年度（2011）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上設立了「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的哲學議題，不同立場相互交鋒。然而此次討論有兩個基本想法：一、是相信爭議的背後常有深刻的問題等候探索；二、不同意見之間互相尊重的. Ch. engchi. i n U. v. 對話有助於深入問題，甚或尋得共識、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7筆者自己從事教育工作，參與「四書」的教學和面臨「四書」教育的存廢議題時，也意識到「四書」教學若完全規範在文字文意的了解，將失去教授「四書」的樂趣與價值，面對經典教育問題，一個教育者必須將教學更深入地去思考其意涵以及目標，才能清楚考察《文化基本教材》一書在教育上的意義。因此本論文將蒐集史料了解儒學相關教育在臺灣推展的經過，考察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於教育政策之擬定、推行的影響，藉以探究各界對於高級中學教授《文化基本教材》討論與爭議的問題所在，也對於評估臺灣經典教育的成效，提供可以檢視觀察的依據。 6. 杜維明：《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臺北市：正中書局，1997 年），導言 9-10。思想編輯會編著：《必須讀《四書》？》收錄於《思想》第 21 期，（臺北：聯經，2012 年 5 月），頁 235。 7. 4.

(10) 第二節. 臺灣推行儒學教育的興起與承衍. 臺灣儒學的傳播與發展，可追溯至明鄭時期，中間經歷清朝統治、日本在臺統治等世代變換，每個階段的主政者為順利統治臺灣，雖有不同的因素，但都選擇廣受在臺人民所接受的「儒學」作為政治推行的媒介，使得臺灣儒學的發展因不同形式的傳播而具有豐富且多元的面貌。壹、明鄭時期臺灣儒學教育的興起明鄭時期是臺灣與中國傳統文化連結最直接的時代，在臺灣推行儒學教育，主因在於臺灣從明鄭時期開始有大批的閩粵移民，統治者為了加強人民管理，於是帶進了儒學思想。大批閩粵移民來臺灣，始自天啟元年（1621）顏思齊為防止海盜侵擾海上貿易，組織了海上武裝集團，而為了更進一步控制航道和便於海上貿易，率領部下. 立. 政治大. ‧ 國. 學. 來到臺灣，築寨屯墾，鎮撫番社，於是吸引閩粵沿海地區的民眾來臺。崇禎元年（1628）閩地大旱，鄭芝龍經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批准，帶領一批民眾遷至臺灣，《臺灣文獻叢刊》記載：「乃召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 ‧. 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8，此視為東南沿海第一次有組織且大規模地移民至臺灣的紀錄。明末鄭成功入台，原先於宋代以前南徙入閩的中原移民再度大規模的遷入臺灣，入臺的明鄭政權執政者移植福建教育，運用儒學思想對臺灣進行管理，對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康熙三年（1664）鄭氏軍事不利，鄭經率領部分將士及其眷屬、明朝宗室遺老等約六、七千人移居臺灣，臺灣漢族人口迅速增加至 12 萬人，這些移往臺灣的人民，一部分到臺灣謀生，一部分反抗清朝的民族壓迫，懷著反清復明的理想避居臺灣，他們的遷入，加快了臺灣的發展，而這些來自福建和廣東的移民，有著深厚的儒學文化傳統，因此從明朝開始的「大批移民」成為臺灣儒學起源的社會基礎、人文基礎。.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此外，跟著移往臺灣的文人也成為「在臺傳播儒學文化」的重要推手。其中開啟臺灣民間教育的第一人──沈光文，他在永曆五年（1651）原想乘船於泉洲定居，途中遇上颱風，被吹到臺灣，於是定居在臺灣。沈光文入臺時荷蘭人正推行基督教教育，當地原住民被迫接受殖民文化，於是沈光文開館授徒，傳播儒學文化，其著作《臺灣輿圖考》、《文開文集》、《草木雜記》、《流寓考》、《臺灣賦》、《東海賦》、《文開詩集》等，在臺灣廣為流傳，成為臺灣初期文化的重要成果。另有提議興學的陳永華，他以「建聖廟，立學校」的教育觀念作為富國強兵的建言：「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 8. 黃宗羲：《賜姓始末》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2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 年），頁 76。 5.

(11) 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其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才。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9陳永華辦學的目的在培育政府人才，讓學校成為政府人才的養成機構，創建臺灣的教育制度、建立中華文化教育機構，由此奠定臺灣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基礎，使儒家文化及思想成為臺灣文化的核心。為了積極地推廣儒學，陳永華延請南明遺民、遺臣或在中國鄉間擔任私塾教育的人從事臺灣的文教工作，其建孔廟、興教化的政治措施促成了以理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臺灣的傳播，《裨海紀遊》記錄：「新港、目加溜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10對於高山族子，更提供了「讀書可免除繇役」的福利，通過官辦教育和鞏固儒學思想文化的統治地位，促使漢人和原住民思想文化融合。沈光文開館授徒、傳播儒學和陳永華將儒家的治國思想移植臺灣、興學校、育人才，這些隨著移民進入臺灣的文人們對閩臺儒學的傳承實有重大貢獻。明鄭時期在臺灣的文教建設，如：設學堂、建孔廟、設科舉制度，成為臺灣儒學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於明鄭時期第一座廟學的建立，其思想繼承南明儒學之經學與經世致用之學的傳統。」11永曆二十年（1666），.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臺灣孔廟落成，開始辦學，陳永華受鄭經之命擔任學院、掌管儒學，他命令地方要設立社學，培養選拔人才，量才錄用，合格者擔任官職，臺灣人由此奮力向學，. ‧. 參與科舉，儒學傳統便在臺灣廣泛地傳播。而臺灣的儒學教育的制度，主要來自於「隨鄭氏移入的文士」與「臺灣原有的文化界人士」在臺灣著書和從事文化活動，有一套選拔任用機制，《海紀輯要》載：「初，永曆三年（1649）開科於廣省，詔諸勛鎮考送諸生赴試，賜姓（鄭成功）遂送生員葉後詔、洪初辟等十餘人…… 舟至潮陽，遭風飄壞……」12，《臺灣外紀》記載鄭成功於永曆九年（1655）設六官：「又設儲賢、育才二館，令思明州知州鄭會勸學取士，得黃帶臣、洪初辟等四十人。次地轉六官之內辦事；或外為監紀，或為推官、通判不等」13，《海紀輯要》也記錄：「設儲賢館，以前所試諸生洪初辟、楊芳、呂弼、林復明、阮旻錫等充之……設育冑管，以死事諸將及侯伯子弟柯平、林維勞等充之」14，從史料記載中可見明鄭時期文教方面的政治建設，為臺灣儒學開啟新頁，使儒學教.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育深植於臺灣文化之中。明鄭時期雖然歷程時間不長，但在鄭成功、鄭經等人大規模地組織移民至臺灣，承襲明朝的行政機構與管理系統，在臺灣建立了政權，積極採取一系列開發. 9. 江日升：《臺灣外紀》卷三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91。郁永河：《裨海紀遊》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年），頁 17。 11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自序頁 4。 12 夏琳：《海紀輯要》（又稱《閩海紀略》），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22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年），頁 21。 13 江日升：《臺灣外紀》卷三十，頁 119。 14 夏琳：《海紀輯要》（又稱《閩海紀略》），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22 種，，頁 13-14。 10. 6.

(12) 臺灣、發展臺灣的政策措施，雖只是移植了明朝政治體制和文教制度，卻也奠定了臺灣儒學教育的基礎，為臺灣帶進了漢儒文化。貳、清代時期臺灣儒學教育的承繼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以前，清廷對臺灣的教育，採取設置儒學、社學、義學，以教授儒家經典與開科取士為主要教育措施；民間則有書院、書房私塾來滿足基層的教育需求。以下從官方儒學、社學、義學、官民合辦的書院，以及書房等教育機構的辦學狀況，說明清代臺灣儒學教育的發展概況。清代臺灣的教育設施，重要的有官辦儒學、官守倡議的社學、民間義捐的義學、或由官守及由民間倡設的書院，以及純粹民間的教育活動私塾等，共同支撐清代時期臺灣的儒學教育。起初官方儒學的設立，主要目的為興建學校、祭祀先師（孔子），但因臺灣人就學機會低，且有資格上的限制，故而士子實際並不在官學裡讀書，多半入書院就讀，官方儒學可謂形式上的學校、專為考試而設的機構。官辦、民辦的書院，以收容貧童為主，教授初級的啟蒙教育，使其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而私塾在史料上記載不詳，只能肯定其對於臺灣教育的推廣，亦有.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貢獻，如：嘉慶年間，金門監生鄭崇和淡水廳開設的私學，及道光年間淡水紳士陳遜言私設的家學等。15 一、官辦儒學. ‧. 清代的地方教育機關，主要是依據行政層級而設立，通常在各省以下立一主要之官學，教育程度類似現今的中學，其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故又稱為「儒學」。16 清廷在臺灣初設府縣時，即分別在一府三縣設立儒學。以後隨著府、縣、廳的改制，逐漸增設，及嘉慶二十二年已經增至六所。各間儒學均曾重修、增建、或改築，以為崇儒興學之所。17清廷約設立了十三所。.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v n U 附註. 儒學名稱. 創建年代. 安平縣儒學. 康熙二十二年（1683）. 鳳山縣儒學. 康熙二十三年（1684）. 臺南府儒學.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原為臺灣府儒學. 嘉義縣儒學.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原為諸羅縣儒學. 彰化縣儒學. 雍正四年（1726）. 新竹縣儒學. 嘉慶二十二年（1817）. 宜蘭縣儒學. 光緒二年（1876）. 恆春縣儒學. 光緒三年（1877）. 15. 原為臺灣縣儒學. 原為淡水廳儒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治教育志沿革篇》，（臺南市：臺灣省文獻會，1989 年），頁 46-48。 16 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紀回顧〈荷西－日治〉》（新北市：零極限文化，2013 年 3 月），頁 24。 1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治教育志沿革篇》，頁 12。 7.

(13) 淡水縣儒學. 光緒五年（1879）. 臺北府儒學. 光緒六年（1880）. 臺灣府儒學. 光緒十五年（1889）. 苗栗縣儒學. 光緒十五年（1889）. 雲林縣儒學. 光緒十六年（1890）. 清代以八股取士，授課以科舉考試的內容為主，主要是《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四書」以及《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他們主要學習以御纂、欽定形式頒行的各種朝廷注解的經典和程朱著作，包含方苞編的《欽定四書文》、李光地等人編的《性理大全》、《朱子全書》， 18 以及各種遺規等官訂參考書。二、官守倡議的社學清代臺灣基礎教育的建立有二種教育形式，分別是官守倡議的社學與民間義捐的義學。.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社學」，清康熙年間，在地方官極力支持下，臺灣、鳳山、諸羅各縣紛紛設立社學，總共有十多所19，屬於啟蒙性質的教育機構，主要目的在推廣教化，資質較佳者進一步指導其參加科考，同時鼓勵平埔族學童入學，以促進原住民接受漢文化，至康熙 60 年（1721），受到朱一貴事件的影響，社學發展停頓，曾. n. al. er. io. sit. y. Nat. 一度廢絕。20 朱一貴事件之後的社學，參與的對象多是土番子弟，文化程度低，故多以讀書識字為目的，老師訓以官音，教以禮義，學以文字，多以《三字經》、《千字文》、《四書》等為教材，21以傳播中華文化，學習漢字為主，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以使他們逐漸接受認同漢族傳統文化，政府通過宣傳儒家經書、朝廷律令，穩定臺灣鄉村社會秩序，加速民族融合。康熙 54 年（1715）到 55 年(1716)之間，臺灣北路營參軍阮蔡文贊助教化建設，言：「召社學番童與之語，能背誦《四書》者輒旌以銀布；為之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復不倦。」22其後社學組織改變，經費以民眾義捐為主，稱為義學。. Ch. engchi. i n U. v. 三、民間義捐的義學除上述「社學」為清代臺灣基礎教育的教育形式外，另一主要的形式，即為「義學」，臺灣義學目的在教育無力從師的貧寒子弟。23雍正後，除在府、縣、 18. 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初版社，2005 年 7 月），頁 30。最早是康熙二十二年（西元 1683 年）臺灣知府蔣毓英在臺灣縣東安坊建立的兩所社學，又在鳳山設立一所；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分巡臺厦兵備道王效宗於鎮北坊社立一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福建巡撫張伯行命令諸羅縣令劉作揖於八個村莊分別設一所社學。參考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初版社，2005 年 7 月），頁 99-100。 2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治教育志沿革篇》，頁 28。 21 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頁 100。 22 陳夢林：《諸羅縣志》（文叢本第 141 種，1962 年），頁 134。 19. 8.

(14) 廳設有義學外，又在各要衝之地設置義學，規制完整，經費充足的義學甚至像書院一樣施行課程，不僅是聚集孤寒生童的場所。24義學除了教以基本識字能力之外，少數亦包含經學教育。在臺灣義學的發展中，康熙年間的藍鼎元為主要開啟者，他主張「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育成之。然則化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25(出處?)，其「正學」即孔孟之學，藍鼎元認為：要正風俗人心，應通過灌輸孔孟思想才能達到，義學正是對少年兒童從小灌輸孔孟思想的合適場所。26 作為啟蒙教育機構，社學與義學的設立使一般百姓、貧寒子弟、原著民皆得以接受教育，對於文教的傳播深有影響。四、由官守及由民間倡設的書院臺灣書院始自於清代，興建的原因與官員為提升文風和士子為準備科舉有密切的關係。清代初期因移民拓墾的困難，民間尚無餘力創辦學校，因此康熙年間臺灣書院，由地方官員創建，例如海東書院、崇文書院等，提供作為士子讀書之所，藉以振興臺灣的文教。雍正至咸豐年間，臺灣社會與經濟漸穩、文風漸盛、士子增多，但囿於地方行政區域無法重新擴展劃分，儒學遂未能增設，因此逐漸.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轉由官署及官、民捐資創建，其院長、監院、董事概由各該地方官任命，此等書院可視之為府、縣立書院；有少部分是由地方官民倡建，經官批准由民間營運的，. ‧. 如文開書院；另有由當地官、民捐地捐產創建，而與該地方官署幾乎毫無關係的，例如：龍門書院、振文書院、玉峰書院、奎璧書院、萃文書院等，各時期的書院設立之因，多為補充儒學教育設施之不足。27 書院性質上和義學相同，只是因為當時儒學有資格與名額上的限制，書院就替代儒學成為「導進人才，推廣學校教育之不足」的地方，並肩負傳遞學術文化的使命，附帶以科考為目的。書院是講學之地，除講經論學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讓士子能專心準備科舉。書院多由院長負責講學，院長則宿於書院內與學子一同作息，就近指導學生。此外，書院對於學子的品格教育也相當重視，這從一些書院的學規就可窺知一、二，如：清乾隆 24 年（1759），海東書院訂立的八條學規：「一曰端士習，二曰重師友，三曰立課程，四曰敦實行，五曰看書理，六.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曰正文體，七曰崇詩學，八曰習舉業」28、乾隆 31 年（1766 年），文石書院制定學規十條：「重人倫、端志向、辨理欲、勵躬行、尊師友、定課程、談經史、. 23. 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卷二〈規制志、社學〉，頁 7。 2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治教育志沿革篇》，頁 29。 25 藍鼎元：《鹿洲全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95。 26 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頁 94。 27 參閱彭煥勝主編：《臺灣教育史》（高雄市：麗文文化，2009 年 2 月），頁 125；及張勝彥：〈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下），收錄於《食貨月刊》（復刊第六卷第四期，1976 年 7 月），頁 147-148。相關清代書院修建沿革可參閱彭煥勝主編：《臺灣教育史》，頁 130-141。 28 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紀回顧〈荷西－日治〉》（新北市：零極限文化，2013 年 3 月），頁 21。 9.

(15) 正文體、惜光陰、戒好訟」29，儘管學規條目不同，但其主要精神皆源自於朱熹的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外事之要、接物之要等，這些學規讓臺灣學界能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和風尚，也提高了臺灣社會文化的程度。30 書院教學的兩大重點為講學與考課，而臺灣書院的教學內容，基本上還是以準備科舉考試的八股文與試帖詩為主，其目的在於闡發經典義蘊或禮學精神，但也有些書院，其講學內容還包括理學與經論詞章等，藉以傳承學術文化。31清代臺灣書院藏有不少經籍供士子研讀，對臺灣教育及文化的普及，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清代時期的臺灣儒學偏重培養「讀書進學」的科舉人才，書院雖有研究學術的功能，但並沒有偏廢科舉應試之道，而是寓科考於研究學問之中；社學、義學、民學固然比較突出文化基礎的學習，但同時也貫穿著科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為科考培養人才。各類學校的共性，除了文化學習和科舉能力培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標便是貫徹修齊、治平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教育，它們毫無例外地藉由《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來實施教學。. 立. 政治大. ‧ 國. 學. 隨著漢移民的增加，有心官民的大力提倡、科舉功名的吸引，使儒學教育日漸普及。32而臺灣也因官學和民間興學的普及，慢慢發展出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文化。陳昭瑛：「清代是臺灣儒學的發展期，經過二百多年的墾殖，儒學已在臺. ‧. 灣的土壤裡生根，此期的思想主流是福建朱子學，程明道曾視其大弟子楊龜山歸閩為『道南之傳』，則朱子學之入臺可稱為『道東之傳』。就思想的原創性言，臺灣朱子學難脫福建朱子學的籠罩；但是就思想的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而言，臺灣朱子學所浮現的問題，諸如與異文化（原住民文化）的邂逅，與民間信仰（如文昌帝君的信仰）的遭遇，與移民社會的互動，都使臺灣朱子學展現奇異繽紛的色彩。」33 比起明鄭時期，清代更加貫徹儒學教育的政策，運用科舉考試落實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機制，使在臺灣生活的人民受儒學教育的層面日趨廣泛，不得不說經由科舉的機制，奠定了臺灣人民對儒學經典的重視，從《三字經》、《四書》、《五經》的教育中，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参、臺灣日治時期儒學教育的挑戰清代儒學教育在科舉制度的機制下，中國文化日漸深植臺灣人民心中，也逐步強化隔海的臺灣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然於馬關條約之後，臺灣割讓予日本政府，臺灣教育制度與內涵始有大方向的改變，臺灣人民開始學習日本語與日本文. 29 30 31 32 33. 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頁 65。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頁 65-66。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紀回顧〈荷西－日治〉》，頁 33。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 2。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自序頁 4。 10.

(16) 化，儒學教育式微；而後，在 1911 年由胡適、梁啟超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臺灣因蔣渭水、林獻堂的響應，使得臺灣儒學教育的發展有了新展望。於是，臺灣日本時代的儒學教育面臨了兩重考驗，一是被日本皇民化的制度下，有「消失」的危機；一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下，獲得「轉化」的契機。一、殖民政策下的儒學教育──書房教育的興衰在馬關條約之後，從 1895 年至 1945 年之間，臺灣行政權由日本政府掌控。初期，日本為能成功施行殖民政策，於是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進行臺灣人同化與皇民化的工作，1895 年設立學務部為教育行政機關，開設「國語傳習所」，讓臺灣人學習日語，於 1898 年設立臺灣公學校與師範學校，有系統地推動國民普及教育。在推動教育政策過程，日本人採取漸進式的方法，雖肯定儒家思想，但廢除科舉制度，主要目的在讓臺灣傳統書房式教育式微，鼓勵地方鄉紳帶頭參與公學校的運作34，因其教學內容納入「四書五經」，兼取並融的措施，化解臺灣人的強烈反感與排拒，逐漸讓臺灣地方從被動消極接受公學校體系，至積極爭取設立公學校與中學校。日治之初，臺灣社會普遍的教育機構其實是「書房」，初學者以《三字經》.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啟蒙，以簡單的形式記憶古籍中的基本道理，之後，教師解讀《四書》、《五經》的課文，用台灣方言解說每一個字、詞、句子的意義35，這樣的教授內容對當時的臺灣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n. al. er. io. sit. y. Nat. 相較臺灣本有的「書房」，1896 年伊澤修二在全臺灣各地設立 14 個「國（日）語傳習所」，是日人治臺中最早對臺灣仕紳子弟施以教育者，提供十五至三十歲希望任職於新政府的臺灣人六個月日語和算數課程、八至十五歲兒童授以習字或漢文、地理、歷史、唱歌和體操四年課程，只可惜後因經費不足，無法徹底實行。 1898 年 3 月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抵臺，設立公學校，當年公學校規則載明兩個目標：首先是讓臺灣兒童精通日語；其次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知識，以養成其國民性。六年的公學校課程包括修身、國語、漢文（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和體操。早期公學校很重視漢文，日人宣稱目地在促進日人和臺灣仕紳的交流。事實上，此課程的納入乃著眼於使公學校能吸引臺灣人。一年級從《三. Ch. engchi. i n U. v. 字經》和《孝經》學漢文。二年級，讀《大學》和《中庸》。三、四年級讀《論語》，五、六年級學生以日文閱讀這些著作。兒玉鼓勵公學校教師盡可能加入適當的儒家思想於課程中，如：保留孔孟思想及中國傳統中合宜的聖賢，在漢文和日語課程中，使儒家倫理以日本的概念或普遍的原則而非為中國人所獨有的形式呈現。36其主要目的主要是讓臺灣兒童學習國（日）語，以便與日人溝通，但背 34. 臺灣日本時代的「公學校」：設立、維持費用由民眾支應，教員及最初配發之教科書由官方支應，其教學科目除以日本語授課之學科外，又加入本島(臺灣)昔時所用之四書五經、增訂三字經等。參閱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著作，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臺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 12 月），頁 96。 35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1998 年），頁 25-26。 36 參考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 11.

(17) 後更深層的意義，則是讓臺灣人透過學習日語，進一步了解日本人的生活習俗，用溫和的方式讓臺灣人逐漸「同化」為「皇國的子民」，為了達成此目的，1898 年 7 月總督府發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37 於是臺灣的書房教育，在 1898 年 11 月起受日本地方政府管轄，地方政府奉命督導書房，書房一般課程雖還能以《三字經》啟蒙，習得之後，繼續講《四書》、《五經》38，但「書房」需遵守規定：固定的教學時數、只能使用總督府核准的教科書、孰師參加地方政府舉辦的暑期講習會，以及日語成為必教的課程。39官方干涉書房的組織、時數、課程而使其運作複雜化，當然使某些台籍教師相當不便，日人延聘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和台籍學者到公立學校教漢文，也削弱了書房的地位。40對日人辦學的公學校而言，臺灣書院雖有一段時間維持著強勢地位，但在科舉制度廢止的狀況下，書房失去了本來提供人才從仕為官的功能，只有想學漢文的仕紳，會選擇在公學校放學後，進書房學習漢文。但 1906 年兒玉源太郎政權結束時，由於許多公學校開設並且學生入學增加，書房自然明顯地衰退。臺灣的學生開始從漢文書房轉進公學校，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禮，到了 1937 年推行「皇民化運動」，更進一步剝奪原有的漢民族文化印記──毀書房、禁說漢語、禁拜祖先公媽等。41試圖消滅臺人的母語文化更為徹底積極。. 立. 政治大. ‧ 國. 學. 1937 年當中國對日抗戰開始，日本需臺灣人民協助，於是當時的總督小林躋造在臺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其中一項便是「國語（日語）運動」，主要. ‧. 的內容：廢除報紙漢文版、公學校的漢文科；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推動「國語常用運動」；獎勵「常用國語者」、「國語家庭」、「國語模範部落(社區)」。此政策在大力施行下，臺灣人接受日語教育者大為增加，至日本投降前夕，已將近八成是所謂「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縱觀教授漢文化的臺灣書房，從原本 1907 年的 873 所，至 1940 年只剩 17 所，三十年的時間，書房數目銳減，人數也從 18,612 人減至 996 人42，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致使許多中華文化的文教建設被一一消除，公學校的課程教授日本歷史、地理，而忽略了臺灣社會的傳統文化及風俗，於是讓維持中國傳統文化教學的書房教育儘管人數減少，卻可見臺灣的儒學教育在日本人的壓迫歧視下，仍藉由臺灣士紳對固有漢文化的珍視與保護而保存了下來，不致完全被隱沒而消失，陳昭瑛：「由於日本人.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的壓迫歧視，臺灣人對固有文化反而傾向於保存，日據時代傳統書房與詩社盛極一時，非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可以相比。」43「書房」成為讓臺灣保有中國固有文. 1998 年），頁 11-18。 37 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紀回顧〈荷西－日治〉》，頁 54-55。 38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著作，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臺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 12 月），頁 439-445。 39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25-26。 40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26。 41 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紀回顧〈荷西－日治〉》，頁 54-55。 42 資料參考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209。 43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 36。 12.

(18) 化以及培育抗日意識的重要機構，以及文人以文化事業來護全臺灣人之民族認同的堅持與情感。二、臺灣新文化運動下的儒學教育──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及影響 1920 年日本放寬臺灣人留學日本的限制，使得臺灣人有更多機會接觸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思想，尤其是發生於 1919 年中國學生主導的五四運動，引起日本自由派和左派學術圈的同情，此一在中國發生的學生運動也刺激了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這些臺灣留學生開始意識到「臺灣本土」的問題──在日本殖民政策下，臺灣人與日本人於教育或生活地位方面的不平等，更感受到日本在臺灣建立的教育制度的壓迫與不平等。 1921 年由蔣渭水、林獻堂、吳海水等仕紳發起以「提升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標的「臺灣文化協會」，開展「以臺灣人的社會解放和文化發展」為目的的啟蒙運動，蔣渭水認為臺灣人罹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協會的「旨趣書」中引述《論語‧ 述而》孔子的話「徳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44來批評當時社會，他們利用各種講習會、文化講演等文化運動教化社會大. 立. 政治大. ‧ 國. 學. 眾，他們主張：維持臺灣固有漢文化的精華、吸收世界進步的新思潮、反抗日本的文化同化政策，1920 年代掀起臺灣文化啟蒙運動，激勵臺灣人進行要求改善政治與經濟的政治運動，其活動表面上是「讀報社」，在各地設置新聞雜誌的閱. ‧. 覽處，舉行講習會、文化演講會、或開設學校推行臺語羅馬拼音……等工作；實際上從事評論時事、批評施政、從事請願運動，可見文化協會所要發展和宏揚的就是中華文化，目的是刺激臺灣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對於文化協會日益蓬勃，日本政府為壓制其運動，以警力取締相關行動，對於參與請願的人給予懲戒：服務官方機關者，立即被解職；服務於銀行公司者，透過該銀行公司，各予以免職；有關公賣事業者則剝奪其特權；與銀行有借貸關係者，拒絕其資金之融通，且嚴禁有關政治之講演，雖是通俗知學術性講演，亦常被命令中止解散。45為了與監聽演講的日本警察對抗，主持人蔣渭水 1925 年，在文協（臺灣文化協會）於臺北的文化講座中，曾故意請王敏川講《論語》一個月。」46讓日方警力疲憊，表現對於維護傳統臺灣文化的堅持。此後，臺灣陸續出現反日的思潮，反日思潮中.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對於「維護臺灣文化」頗有分歧，這「文化」究竟是中國的還是臺灣的？當時林獻堂曾有意尋求中國的協助，臺灣反殖民運動中，確實有人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感到興趣，並激賞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開放風氣的知識份子，但大陸上政治的混亂卻也令人卻步47，協會內分為保守和激進兩派，先是林獻堂帶領保守派脫離協會建立新政治團體，後是激進派受到日本政府的壓制，1932 年 12 月因警方逮捕十餘名協會領袖，臺灣文化協會便停止活動。. 44 45 46 47.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市：自立晚報，1971 年），頁 286。蔡培火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臺北：學海初版社，1979 年），頁 130。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市：正中書局，2000 年），頁 36。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168。 13.

(19) 雖「臺灣文化協會」組織瓦解，但其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卻深植臺灣知識份子的心中，陳昭瑛指出：「日據時代時是臺灣與亞洲地區一起面對現代化挑戰的開端，新舊文化的論辯折衝亦發生於日據時代的知識份子階層。但或許是由於處於殖民地，臺灣漢人在日本人同化政策的壓力之下，反而對本族文化的存亡有較強烈的危機感，因此並未出現全盤西化的理論」48、「即使在二十年代之後臺灣也發生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但始終不像五四以後的中國大陸，出現詆毀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論。」49日本人為了同化臺灣人民並培養中下級技術人員，引進西方新的教育觀念和科學文化知識，接受新時代思潮影響的臺灣知識份子，在感受到日人、臺人生活方式差異後，逐漸形成「臺灣意識」，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等人，為薪傳臺灣的民族精神，積極以行動宣傳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漢文化是他們對抗日本統治的精神動源，在反殖民的情懷下，儒學成了證明自身與「日本」不同的根源，是「否定」日本同化政策最有力的能量，而此反殖民的心態，在日本強調「西方教育」時，使得臺灣知識份子思慮「西化」之必要，以及激發臺灣人鞏固固有傳統文化的情懷，讓臺灣成為在新文化運動之下，以別於中國大陸「打倒孔家店」、「批孔揚秦」的主張，而以另外一「轉化」的角度重新審視儒學於臺灣文化中的價值。. 立. 政治大. ‧ 國. 學. 陳昭瑛就直指：「日據時代臺灣儒學的中心課題是『現代轉化』。五十年的殖民地經驗及二０年代的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使儒學的體質、氣質起了極大的變. ‧. 化。被異族統治的痛使儒學由朱子學的理學向具有經世性的史學和詩學，整體精神上顯現對南明儒學的回歸。另一方面，隨著抗日運動由舊式的華夷對抗轉型為新式的反殖民鬥爭，儒學也在同時面臨脫胎換骨的要求。臺灣在這個年代的『現代』處境是如何反抗帝國主義，如何引進西方思潮，如何改造臺灣使成為現代社會，從事這些工作的知識份子中大部分為舊學出身，文化上的新舊融合遂成為他們的文化思維的重心。」50也就是臺灣本土一方面從大陸承繼新文化運動，也在日本同化政策下引進的西方思潮中，增強自身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被日本殖民後，產生反殖民的心態，在傳承漢學傳統和家庭中華文化，以及接受近代教育和日本皇民文化之中，臺灣人產生衝突及矛盾，開啟了台灣教育本土的、現代化的新面貌。.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綜述臺灣儒學的特殊性，在於其每一階段被賦予不同的使命：在明鄭時期為反清復明的文化，在清代時期為奠定儒學在臺灣人心中的地位，在日治時期則是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反抗，多元複雜的歷史淵源在戰後的臺灣，展現紛雜多采的情況，在現代化與反攻大陸的政治性企圖下，遂有更全面的發展。筆者將在以下各章節深入探討：戰後臺灣儒學教育於教育政策中如何發展與變化。 48. 陳昭瑛：《臺灣儒學的當代課題：本土性與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2。 49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 36。 50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自序 5。 14.

(20)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方法臺灣光復之初，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後改為教育廳)於民國 34 （ 1945）年 9 月 22 日擬定「臺灣省中小學教材編印計畫」，作為編印中小學教科書的依據，民國 34（1945）年 11 月 10 日正式成立「臺灣省中等及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負責中小學教材、教師用書及印行事項。民國 38（1949）年 10 月國民政府遷臺，國立編譯館隨同而來，民國 41（1952）年時教育部為配合戡亂建國，分別修訂公布「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及「中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51 （1962）年公佈的「中學課程標準」中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納為高中國文教材，本文針對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書的沿革研究，為能深入地探討社會文化的面貌，故以民國 51（1962）年為起點，至民國 88（1999）年停用統編版教材使用為止，這三十七年期間歷經不同階段的發展，反映臺灣經典教育的變革與思考。本論文考察教材之版本，民國 51（1962）年至民國 69（1970）年的適用「課標」的審定本，有數種不同的版本，如自成書局、正中書局、正光書局等皆出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故筆者選擇經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收藏的教科書書籍中，.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挑選院內蒐集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一者為馮大綸先生（課程標準編訂委員之一）編注，由復興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另一者為柯樹屏先生、萬驪先生專為高級中學學生編著，由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民. ‧. 國 60（1971）年至民國 71（1982）年適用於「60 課標」的教材，採用由李曰剛先生編著的部編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而適用於「72 課標」者，分別有民國 72（1983）年至民國 76（1987）年陳立夫先生主持編著的民國 76（1987）年版本、和民國 77（1988）年至民國 88（1999）年的董金裕先生參與編審的部編版。除了教科書的選擇之外，因臺灣戰後思想的發展深深受到政治的影響與支配，因此在本次有關臺灣戰後《四書》一書在中學教育的發展研究上，也將《孔孟月刊》及《鵝湖月刊》之中的相關討論列為本次研究參考的範圍之內，讓本次研究能夠在更廣泛的言論之中，作相關問題的梳理。本文對於《論語》一書在臺灣教育的考察，發展背景採用「歷史分析法」，希望客觀蒐集過去事實資料，探討有關事件的因果關係，並經由相關文獻與學者.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之探討，分析此沿革背後的思想及演變；對於教育思想的探討方面，則採取「文獻蒐集」及「內容分析法」加以梳理及統整，前人討論相關議題多數針對課程時數與教科書內容選用那些篇章，在前人研究較少觸碰的議題上，必須蒐集相關課程標準、各階段的教科書教材以及引起爭議時的報紙、期刊等資料，筆者除了先細讀資料外，並參酌各界討論、看法，加以詮釋、分析並分別兩方立場；「內容分析」，又稱為資訊分析或文獻分析，透過蒐集文獻所取得的資料，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51，即透過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獻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文獻內容的環境背景. 51. 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2004 年），頁 404。 15.

(21) 及其意義。52關於《孔孟月刊》及《鵝湖月刊》所收文章的比較，則採「比較分析」方法，以求立場平正、說明清晰。期以在各階段的教科書及《孔孟月刊》、《鵝湖月刊》不同立場的爭議當中，《論語》一書在臺灣戰後的教育發展，得以清楚的釐清與說明。.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52. i n U. v. 歐用生：〈內容分析法〉，收於黃光雄、簡茂發主編：《教育研究法》（修訂版）（臺北市：師苑，1994），頁 229-254。 16.

(22)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 臺灣中學《論語》經典教學研究，以往多集中在對教學現場裡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困境與方法的研討，或是針對中學教科書教材內容上所選取篇章的分析。以下，筆者將前人相關研究分為「談論臺灣《論語》教學者」、「討論臺灣《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者」及「研究臺灣『經典教育』者」三大向度，作一研究成果介紹：一、談論臺灣高級中學「《四書》教育」者目前針對《四書》教育的研究，多以討論《論語》教學為主。首先是民國 65 年（1976）林進龍《論語教學研究》53，作者先從《論語》一書本身的價值切入，並整理《論語》從漢代以來在各朝代教育上的運用，以此說明教師在教授《論語》時應具備之條件，更參酌各種教學法，如自學勉勵教學法、講述、啟發、問題、欣賞、發表、行為目標教授法等，相關論語學習法；劉希聖《高中論語教學研究》54，針對臺灣高中《論語》教學上的困境提出因應對策：充實教師素養、熟悉教材開發、重視教學方法。言明國文教師若以「良知教學」的逆覺體證方式，可以啟發學生自動自發的學習興趣；謝淑熙《孔子禮樂觀所涵蘊教育思想之研究》. 立. 政治大. ‧ 國. 學. 55，以孔子禮樂教育思想的特質強調臺灣儒家傳統的禮樂教化可落實在校園的人. 文教育之中。諸篇對於臺灣《論語》教學現場多能提供良性建議，並且以《論語》. ‧. 內容與實際教學方法做比較，至於歷時性的「《四書》教育」沿革研究和影響教學的政策探討則較為少見。. y. Nat. er. io. sit. 二、討論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者. 從 1962 年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納為高中國文教材開始，相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討論在各版本進行改革時廣泛地被討論，其中林安梧《論語─ ─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56一書中有四篇相關討論：〈關於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一些斷想〉、〈思想教育、文化教養與經典詮釋──對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基礎性反省〉、〈《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檢討座談〉、〈為. n. al. Ch. engchi. i n U. v.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答客問〉敬答陳立夫先生〉，針對當時新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以陳立夫《四書道貫》為基礎，打破原本「四書」的章節，將所有篇章分別歸入「八條目」之中，此種詮釋經典的方式受到多方的討論，此書梳理教學目標和當時召開的座談會所談論的內容，提出關於適合中學生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材編輯建議和當時推行版本的批判。. 53. 林進龍：《論語教學研究》，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76 年 6 月。劉希聖：《高中論語教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年。 55 謝淑熙：《孔子禮樂觀所涵蘊教育思想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8 月。 56 林安梧：《論語──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台北市：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出版，1995 年），頁 141-299。 54. 17.

(23) 而在學位論文方面：陳怡樺《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纂沿革研究》57，作者依時間逐一整理出各階段《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教材設計上的排版與承繼情形，並歸納「四書」在每一版本中各篇章的出現次數；張宏儒《經典教育學習歷程──探索文化基本教材實施策略》58，利用臺灣南投私立弘明高中的師生家長為質性研究對象，提出實施經典教育教學關鍵在初期的背誦，能讓學生在日後收到潛移默化之效；李啟榮《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探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之法律爭議》59，從法律角度切入，批判有關單位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的非法性，及推行教材時所透露出的政治的意識型態問題。以上論文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或《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肯定或批判趨於兩極化，前三篇論文作者為教學現場的國文教師屬於肯定者，第四篇法律系的學者則是批判者，整體教材推行過程中究竟有哪些爭論重點或是詮釋角度，尚待更細膩地討論與分析。此外相關期刊論文有：陳立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重編及其意義〉60及〈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作一說明──供本科教師作參考〉61、王邦雄〈評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新教本的刊行〉62、何三本〈賦予孔孟新面貌－談以科學方法重. 立. 政治大. ‧ 國. 學. 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必要性〉63、邱才貴〈現行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商量之一〉64、楊祖漢〈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必須重新改編〉65、袁保新〈《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何去何從－談經典教育的現代意義與作法〉66、蔡. sit. y. Nat. 57. ‧. 仁厚〈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兩點反省與一個建議〉67、林聰舜〈請速重編高中文化教材〉68、王開府〈認知取向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材與教法之. n. al. er. io. 陳怡樺：《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纂沿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1 月。 58 張宏儒：《經典教育學習歷程──探索文化基本教材實施策略》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59 李啟榮：〈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探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之法律爭議〉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60 陳立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重編及其意義〉收錄於《孔孟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臺北：三民書局）1983 年 8 月 28 日，頁 20。 61 陳立夫：〈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作一說明──供本科教師作參考〉收錄於《師友月刊》251 期（台中：台灣省公立中小學教職員福利基金籌集管理委員會，1988 年 5 月），頁 42-43。 62 王邦雄：〈評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新教本的刊行〉收錄於《鵝湖月刊》第 106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1984 年 4 月），頁 0-0。 63 何三本：〈賦予孔孟新面貌－談以科學方法重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必要性〉收錄於《師友月刊》199 期（台中：台灣省公立中小學教職員福利基金籌集管理委員會，1984 年 1 月），頁 21-23。 64 邱才貴：〈現行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商量之一〉收錄於《鵝湖月刊》120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1985 年 6 月），頁 24-32。 65 楊祖漢：〈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必須重新改編〉收錄於《鵝湖月刊》119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1985 年 5 月），頁 0-0。 66 袁保新：〈「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何去何從－談經典教育的現代意義與作法〉收錄於《鵝湖月刊》155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1988 年 5 月），頁 0-1。 67 蔡仁厚：〈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兩點反省與一個建議〉收錄於《鵝湖月刊》151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1988 年 1 月），頁 31-32。 68 林聰舜：〈請速重編高中文化教材〉，收錄於《鵝湖月刊》第 151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 Ch. engchi. 18. i n U. v.

(24) 應用〉69、崔成宗〈試論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編纂原則〉70、董金裕〈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相關問題之探討〉71、黃麗生〈文化道統，直下承擔──從「文化基本教材」的爭議說起〉72、吳冠宏〈文化經典的生命教育──高中四書教材的重新啟航〉73、林安梧〈鼎革之際：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答客問」〉74、潘朝陽〈反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是尊重多元嗎？評顏厥安等人的文化虛無主義〉 75、莊萬壽〈剖析中國文化基本教材〉76。這些篇章多圍繞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本身教材內容的適切性、或是針對教師是否可以妥善運用教材教學，以及學生是否可透過教材達到學習目標等面向，多所討論，但立場分歧，見解不一，有待全面檢視釐清。三、研究臺灣「經典教育」者在學位論文方面尚未出現以中學經典教育研究的篇章，期刊論文則有張錫輝〈我們為何要讀經典？──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經典話語及其實踐〉77，關於「為何要讀經？」這個議題，作者以為經典的存在本身不是訓導民眾的科目，而是讀經的讀者運用自由意志與經典對話，透過對話探詢：經典對自我的意義為何？在進入生存狀態的自我理解時，才是經典教育的目的。此外，傅正玲〈台灣儒家經典教育的歷程考察〉78、曾守正〈經典、去經典、重讀經典──大學通識教育中經典教育的若干思考〉79、鄒川雄〈從創新導向之本土化觀點論經典教育.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的意義──大學基進經典教育論綱〉80、向鴻全〈經典與反經典──臺灣高等教. Nat. y. sit. n. al. er. io. 1988 年 1 月），頁 53。 69 王開府：〈認知取向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材與教法之應用〉收錄於《第一屆臺灣地區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1992 年 6 月初版），頁 255-298。 70 崔成宗：〈試論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編纂原則〉（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1992 年 6 月初版），頁 299-312。 71 董金裕：〈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相關問題之探討〉(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1992 年 6 月初版)，頁 312-324。 72 黃麗生〈文化道統，直下承擔──從「文化基本教材」的爭議說起〉，收錄於《鵝湖月刊》第第 435 期（臺北市：鵝湖月刊社，2011 年 9 月），頁 0-1。 73 吳冠宏：〈文化經典的生命教育─高中四書教材的重新啟航〉收錄於《國文天地》第 319 期（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出版，2011 年 12 月），頁 53-56 74 林安梧：〈鼎革之際：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答客問」〉收錄於《國文天地》第 319 期（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出版，2011 年 12 月），頁 35-37。 75 潘朝陽：〈反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是尊重多元嗎？評顏厥安等人的文化虛無主義〉收錄於《海峽評論》第 329 期（臺北市：海峽評論雜誌，2011 年 1 月），頁 50-52。 76 莊萬壽：〈剖析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收錄於《中國論》（臺北，玉山社，1996 年），頁 75。 77 張錫輝：〈我們為何要讀經典？--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經典話語及其實踐〉，收錄於《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5 期（嘉義縣：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8 年 12 月），頁 57-78。 78 傅正玲：〈台灣儒家經典教育的歷程考察〉收錄於《鵝湖月刊》（臺北市：鵝湖月刊社，2002 年月），頁 29-39。 79 曾守正：〈經典、去經典、重讀經典－大學通識教育中經典教育的若干思考〉收錄於《鵝湖月刊》（臺北市：鵝湖月刊社，2007 年月），頁 51-64。 80 鄒川雄：〈從創新導向之本土化觀點論經典教育的意義－大學基進經典教育論綱〉收錄於《教育與社會研究》第 8 期（嘉義縣：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2005 年 1 月），頁 1-36。. Ch. engchi. 19. i n U. v.

(25) 育中經典閱讀活動的省思〉81，此四篇論文是將重心放在「經典教育」與大學「通識教育」之間的檢討；謝大寧〈讓語文教育和經典教育走上正途〉82、〈經典教育乎？政治污染乎？〉83，則是聚焦在中等教育中經典教育的政策施行的思考。前人研究多數集中於探討「四書」和臺灣中學推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篇章選定或編排的關聯性，少有深入社會背景與各方意識形態的考察，進而了解社會文化背景轉變與發展。《文化基本教材》作為中學生初步了解儒學精神內涵的材料，具有引導社會風尚的作用，然而歷經臺灣社會不同階段的發展，也就有許多不同的立場與不同的思考角度，充斥多元的聲音，然而根源不清、背景不明，許多問題常淪為各說各話，是非難以判別。為求釐清，筆者針對臺灣戰後高級中學國文《文化基本教材》一書在中學教育中的施行，以及社會相關的討論，希望在整理之後，結合各階段的教材分析，呈現此一教材歷時性的沿革與發展，期待在此觀察下，對於臺灣經典教育的過程與未來，有更深切的了解，有更精準的掌握。.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81. i n U. v. 向鴻全：〈經典與反經典－臺灣高等教育中經典閱讀活動的省思〉收錄於《通識教育學刊》（臺中市：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協會，2012 年 6 月），頁 69-83。 82 謝大寧：〈讓語文教育和經典教育走上正途，收錄於《經典與人文》第 2 期（臺北市：上善人文基金會，2004 年 3 月），頁 24-27。 83 謝大寧：〈經典教育乎？政治污染乎？〉收錄於《國文天地》》第 319 期（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出版，2011 年 12 月），頁 43-47。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