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葉德明：
4.3 遙望「帝都」：對北京口音的美好想像
4.3.2 文化自信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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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現場，「一字多音審定表」當然不一定是華語教師的唯一的依據，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字多音審定表」制定的過程看出官方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對於 語言制定的標準似乎常忽略了語言在當代的真實發展，將「日常語言」的實際面 貌置若罔聞。或許由於絕大多數制定標準的委員都是文、史背景出身，對古代的 文學作品要比大部份的人熟悉，古代的典籍很有可能成為他們遇到語言制定的需 求時所信賴或是依循的對象。而這樣的做法對絕大多數是中文系出身的華語教師 或許也存在某種影響力。而本文 4.1 回顧了對外華語教學在台灣歷年的發展，可 以看出國家政策與權力所帶有的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對華語教學的影響。上述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的邏輯似乎也與教學界對於「日常語言」的觀感互相呼應。鄭良偉
（1990：167）對於台灣當代語言的制定標準有類似的看法：
標準不在大多數的人的腦裡，要問北京、要問大陸、要問古人。到底北京、
大陸、古籍的語文標準是什麼？ 沒有人提出過明確的答案，結果台灣的語文標 準大多數人要服從少數人的語感，少數人的語感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
究竟一個語文是否真的需要有所謂的「標準」？若是需要的話，所謂「標 準」的面貌又是何者決定？語言在當代社會的真實發展有多大的程度能夠影響
「標準」的制定？而在教學現場，「標準」的語言又能夠扮演甚麼角色？這些議 題在目前的華語教學界似乎較少完整而周詳的討論。就目前的現況而言，「標準」
的語音和多數民眾的「日常」語音存在明顯差異，當語言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幫助 外籍學生達到真實溝通交際的目的時，所謂「標準」的、「純淨」的「標準國語」
是否必然是教學上的唯一選擇？
4.3.2 文化自信的不足
上一節討論了台灣華語教學界存在以古典書籍或是菁英階層偏好的「規範 用語」為崇尚之語音的現象。本節將近一步深入探究這些因素形成的背景。
回顧華語在台灣歷年的發展，可以看出華語早期確實是在國家權力的運作 下扶搖直上而達到今天的地位。在華語引進台灣的初期，台灣絕大多數的人都不 會說華語，華語也只是非常少部份的人的「母語」。除去漢字這一個共通的要素 之外，我們或許可以說早期台灣人學華語的歷程，至少在語音的學習上，和現在 的外籍學生學華語有著類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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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問的每一位教師皆表示，他們所服務的教學機構都只有在應徵時 的試教及面試上有篩選的機制，一旦正式獲得錄用後，老師在課堂上使用何種語 音教學便具有高度的自由而鮮少受到主管單位的干涉。因此可以說在語音的教學 上，教師的課堂實踐和教師自身的價值觀具有最直接的關連。而這種價值觀正是 本研究最希望探究的部份。撫今追昔，早期努力學著「ㄅㄆㄇㄈ」的台灣人從他 們的老師們那邊學到關於華語的看法又是如何呢？陳美如（2009：143）以「台 灣省教育廳國語推行委員會」在 1971 年的業務報告中的言論說明當時政府「壓 抑方言、獨尊國語」的政策，或可看出當時官方對「華語」和「方言」的不同態 度：
推行國語，可以提高國民知識水準，可以發揚中華文化，可以是「救國強 國」的工作。這工作是無止盡的，否則，方言分歧，不但影響民族精神團結，而 且是落後民族的具體事實。
於是，在這種論述下，身為「國語」的「華語」被與「高知識水準」強勢 地連結起來，也被視為有助於塑造國族認同的工具。相反地，在統治階層心目中 被視為「方言」的其他語言則是落後的象徵，對國家的發展是種阻礙。這種意識 形態和現在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大異其趣。而這種文化上「霸權」（hegemony）
的形成自然和當時身為統治階層的國民黨政權有著密切的關連。黃庭康（2002）
分析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於「霸權」的闡述，和早期國民黨的國族塑 造可相呼應：
霸權的建立有賴於對被統治者進行「知性與道德的領導」(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意思是將被統治者的認知(cognition)及價值觀轉變成有利於維 持現有的權力關係。「霸權」的概念意味著意識形態鬥爭的敵對雙方可能存有共 同的信仰、價值及常識假設(commonsense assumptions)。敵人的文化系統在經過 重組後可以為己方的利益服務…（略）…統治階層需要吸納(incorporate)並重組 (rearticulate)被統治者的文化及價值觀，使之發展成一套不會危害現有的權力關 係的世界觀。一旦被這套經改造後的觀念充斥著(saturate)頭腦，被統治者不容易 抱持對統治權力有威脅的觀點（轉自蘇峰山，2002：15）。
反應在台灣的例子，就是早期國民黨政權為了在國際上塑造其「正統中國」
的統治地位，對內則必須讓台灣人信服這個源自別處的政權，以「華語」作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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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7-88）對此有以下的說法：
經由「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裡的「語文學者專家」制定出一套國語的 讀音、文法、書寫法…等標準規則後，然後在各級學校對所有學生施以教育，將 其規範深深打入學生的腦海中。這種由國家掌握的教育系統在語言典律的建構及 合法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尤其是那些由國家賦予權力的老師，經由對 學生傳授語言的規則，事實上也間接教導了他們如何地思考。George Davy 就曾 表示，：「教導學生言說，也就等於教導他們如何思考」(A teacher of speaking who is thereby also a teacher of thinking) …（略）…語言的典律一旦成形，人們的行動 幾乎全受其擺佈，除非有深刻地反省，否則典律是難以被取代的。
37林果顯（2001：124）指出，葛蘭西關於霸權的理論主要是針對自主市民社會提出，強調統治階級必須說 服市民社會承認其哲學、道德等方面的領導權，而早期國民黨強勢推行「華語」作為「國語」時，台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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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頗為突兀的說法反應出當時對於「帶有方言腔調的 國語」普遍存在的負面觀感。若是不能說得一口「標準國語」，那麼就會被貼上
「教育程度低」、「不優美」、「不受歡迎」等等的標籤，也因此這樣的價值觀 讓台灣人逐漸對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腔調失去自信心，甚至更進一步鄙視自己的 文化了。即便時過境遷，如今台灣社會已經較能夠接受多元的語言文化，但早期 的這種「標準國語沙文主義」似乎仍延續至今，並對現在的華語教學界帶來一定 程度的影響。今天，在台灣的大多數人使用的是和「標準國語」有所差異的、位 在連續面上不同位置的「台灣華語」，大學教授這麼說、大學生這麼說、政治人 物這麼說、新聞主播這麼說、市井小民也這麼說，但這種「台灣華語」卻因為和
「標準國語」有所不同的「原罪」而被語言教學界與過去的負面評價連結在一起，
而認為「台灣華語」等同「教育程度低」或是「不標準」等等。
鄭良偉（1997：167）提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大多數的人有自信自己 的語感是從社會使用中得來的約定俗成的標準。但是在台灣很少人有這種自信，
就是有自信的人之間的語感也相差很多。從訪談中得知在華語教學擔任第一線的 華語教師也存在這種看法：
我曾經因為發音的問題苦惱。我希望自己做一個專業、標準的華語老師，
但畢竟我是南方人，我們家說閩南話，進這一行之後我很嚴格要求我自己發音。
之前我去北京開過教學的研討會，我也很擔心北京人怎麼看我（受訪者Ｂ）
從受訪者的說法可以看出其反應的價值觀是將「專業」、「標準」與「南 方」做出了對立。而自己對於自己口中發音好壞的評判標準則必須參考「北京人」
對自己的評價。另外一位華語教師則表示：
我們總是不希望學生學到太具有地方色彩的語音，到時候學生學了華語，
面對的是全部說華語的人口，那如果今天學生的發音到了大陸去，被人家說你的 中文是不是在台灣學的？我不希望人家認為台灣的老師都教不標準的發音、我們 要讓人家知道在方言區也是可以學好中文的。（受訪者Ｆ）
這裡反應出來的看法也是將「台灣的發音」簡化為應該避免的「不標準的 發音」，而忽略了「台灣的發音」事實上包含了連續面上的各個面向。同時，學 生若是被別人認出「中文是在台灣學的」似乎也被受訪者視為是負面的價值。儘 管受訪者對於「在台灣能夠學好中文」一事具有自信，也有雄心欲洗刷台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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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廣播、新聞毫無權威及可信度」（Barnes, D.，1977：219）。但有趣的是身 在台灣許多視「方言」為洪水猛獸、低階語言的語言教學者卻將「兒化」與「北‧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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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語言環境」，即便外籍學生到了傳統上認為與「標準」畫上等號的北京 學習，他們接觸到的也不盡然是「標準華語」。北京也依然是一個「特殊語言環 境」。
本文第三章回顧了「華語」在台灣社會特殊的發展歷程，配合本節討論當 代台灣人對華語的實踐及觀念，可以發現早期台灣的國語政策部份不當的做法造 成現在社會上許多不論是語言教師或是一般人對於自己從小說到大的語言都存 在不確定的看法。從「華語」和「方言」的對立或是「京片子」到「台灣國語」、
「台灣華語」的對立，都可以看出國家機器對人們價值觀的巨大影響。回顧華語 在台灣的發展，早期華語剛引入台灣時，社會上能夠說華語的人數非常有限，現
「台灣華語」的對立，都可以看出國家機器對人們價值觀的巨大影響。回顧華語 在台灣的發展，早期華語剛引入台灣時，社會上能夠說華語的人數非常有限，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