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結
3.1 華語的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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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華語」在台灣
在瞭解歷年來「華語」作為「國語」的發展後，便不難看出「華語」與國 家權力千絲萬縷的關係。今天，「華語」是多語的台灣社會中流通性最高，最多 人能夠掌握的語言。黃宣範（1993：325）早在約二十年前便估計台灣有超過 82.5
％的人口使用華語。十一年後，陳淑娟（2004：282）也表示：「不具備華語能 力在台灣各地通行所受的影響最大。」華語已經無疑是台灣人之間的「共通語」
了。而華語不僅在國內成功取得台灣人民之間溝通時優勢語的地位，對外時更以
「台灣的語言」之姿，成為外籍人士前來台灣時最主要的學習對象。這樣的語言 現況自然並非一蹴可及。究其發展，台灣雖然在清領時期即透過來台之政府官員 零星地接觸過現代華語所依循的北方官話，官方開辦的「番學堂」内也有「官話」
的課程13，甚至二次戰後初期台灣曾掀起短暫的「國語熱」，但台灣人民一直要 到國府遷台並鋪天蓋地推行「國語運動」之後，才開始有系統性地接觸、學習華 語。本章將針對華語在台灣歷年的發展做一回顧，並從中檢視華語在台灣社會的 脈絡，以進一步了解台灣的「對外華語教學」是建立在何種基礎上。
3.1 華語的登陸
二次大戰戰後初期，台灣民眾受到日本政府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在家中等 私領域雖仍以各自的母語如閩南語、客語或是原住民語交談，但在廣播、報章雜 誌或是上層知識分子間彼此溝通時的公領域範圍仍然採用日語。而母語不同的台 灣人之間也常以日語作為共通語交談。當時負責接收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對此現象表示不滿，一方面積極推行華語，一方面則開始設法排除日本文化對台 灣的影響。
引進一個全新的語言並非易事，當時對於「華語」在台灣的推行，政府可 謂投注了極多的資源與力量。為了合理化戰後的政權轉移，使曾經受過「異族」
日本人統治的台灣人成為新的統治階級理想中的「中華民族」，作為「國語」的
「華語」於是被當作型塑民族認同的最佳道具。這不禁令人聯想起清朝末年到民 國初年時「 國語」的創建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密連結。「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
13 1885 年台灣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設立的「番學堂」之語文課程包括漢文、官語及台語等科。（陳 美如，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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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委員在專題演講中提到「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以下這內容可提供參 照：
台灣光復了以後，推行國語的唯一的意義是「恢復台灣同胞應用祖國語言 聲音和組織的自由」。我相信，敵人奪去的臺灣的河山，已經重歸了祖國的版圖。
台灣同胞表達意志的方式，敵人是無法改變的，恢復起來一定很快！我們要穩穩 實實的、清清楚楚的，先把國語聲音系統的標準，散布到全台灣 （方師鐸，1965：
125）
為了要讓在戰後因為政權轉移而認同失措的「台灣人」成為統治者心中理 想的「 中國人」，國家的動員便不能缺席了。二次戰後成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 在成立之初，即認為在台灣推行「國語」是刻不容緩的要務。陳儀來台後，於 1946 年 2 月 16 日表示：「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
俾可增加效率。」（許雪姬，1993：91）透露出官方對於推行國語的強硬主張。
反應在政策推行上，陳儀在戰後一年的 1946 年便全面禁止日文報紙，反觀日本 人在領台 42 年後才於 1937 年廢除漢文版報紙和雜誌，可以看出當時政府欲消除 日本文化影響並建立新的語言典律之急切。1947 年頒布的「台灣省各機關公務 員國語語文補習班設置辦法」規定成績優異者可以盡先依法升用，讓不諳國語的 台灣人失去和外省官員平起平坐的機會。
那麼以推行國語為專職的單位又是如何成立？1946 年 4 月 2 日，以推行國 語為主要業務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 隸屬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主委由魏建功擔任，副主委為何容。台灣省國語委員會所依循的是 1944 年中國民國教育部所制定的五條「全國國語運動綱領」以及針對台灣特殊情況所 另訂的六條「台灣國語運動綱領」。
首先，教育部的「全國國語運動綱領」如下：
一、實行中國字讀音標準化，統一全國讀音。
二、推行國語，使能通行全國，並作為外國人學習我國語言的標準。
三、推行注音國字，普及識字教育，奠定民主基礎。
四、推行注音符號，溝通邊疆語文。
五、研究國語教學法，增進教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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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條綱領中，以前兩條的「實行國字讀音標準化，統一全國讀音」和「推 行國語，使能通行全國，並作為外國人學習我國語言的標準」最引人注目，也頗 堪玩味。首先，「實行國字讀音標準化，統一全國讀音」便是因為教育當局欲推 行的「國語」原本並非任何人的母語，所以沒有能夠百分之百參照的對象，因此 若要在推行時能夠站著得著腳，便需要以國家的力量進行規範。黃宣範（1993：
99）即認為由於以北京話為本的「國語」並非自然語言，所以才需要人為地去制 定統一的讀音。民國初年教育部的「讀音統一會」決議了注音符號和六千多字的
「國音」就是為此而生。儘管原先訂定的東拼西湊的「老國音」已經被較接近北 京話的「新國音」取代，但是如同第二章曾說過，「新國音」和真正北京人口中 說的話也是存在距離的。一個語言的發音需要經過人為決議與篩選，便說明了國 語的特殊性。
而第二條的「推行國語，使能通行全國，並作為外國人學習我國語言的標 準」也相當耐人尋味。一國之標準語在制定之初便將外籍人士的學習目標納入考 量，顯示行政當局認為外籍人士學習用來與本國人士溝通的語言，「應當」是經 過標準化的國語，而非庶民口中口中真實的日常語言。然而外籍人士希望學習本 地語言或許有許多不同的目的，官方定義下的「標準語」不一定是其第一首選。
此條綱領似乎可和日後台灣的華語教學現場遙相呼應。
由於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認為台灣經歷了五十一年的日本統治，語言現 象除了有和中國大陸相仿的方言雜陳情況外，還多了日語這一「外語」在社會上 的優勢性。為因應這一特殊狀況，另外訂定了六條「台灣國語運動綱領」：
一、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
二、注重國字讀音，由孔子白14引渡到國音。
三、刷新日語句法，以國音直接讀原文，達成文章還原。
四、研究詞類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
五、利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貫徹中華文化。
六、鼓勵學習心裡，增進教學效能
14 孔子白即鶴佬、客家話的「文讀」、「讀書音」，是歷代以來讀書人用來朗讀漢字寫成的文學作品的讀 音（梁烱輝，2012）。由於所謂的「文讀」的發音在客觀上較接近「官話」，因此當時政府希望借助鶴佬、
客家話「文讀」的力量幫助台灣人學習以官話為基礎發展而成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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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階段性的任務為鏟除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建立了台語與國語之間同 為「漢語」的連結，並希望借助台語之力推廣台灣人民學習國語。方師鐸 （1965：
135）表示「方言在它本區内通行，不但不妨礙國語的推行，反而對於國語的推 行有幫助。因為方言和國語是由同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不同的支派，彼此的語法 是大致相同的。語音的差別雖大，也有演變的系統可循，並不像兩種不同系的語 言的音那麼毫無關係。保存方言，可以用比較對照的方法來學習國語，所以對於 推行國語是有幫助的。」這和後來為了推行國語而貶低台灣其它語言的做法大相 逕庭。戰後初期的做法，或許可以視為所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 戰術，將「方言」視為與「國語」同一陣營而共同打擊主要敵人「日語」。而到 了後期，為了獨尊「國語」的地位，「方言」也被視為應該打擊的「敵人」了。
（李衣雲，2007、夏金英，1997）「方言」和「國語」後來的對立造成了台灣當 代的語言實態，也對華語教學的現狀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第四章將就此議題深 入討論。
除此之外，綱領中還提到了「溝通民族意志，貫徹中華文化」，可見政府 在推行國語的最初，便不只希望將華語作為溝通各個母語不同的族群之間具有實 用性的「共通語」，而還期待透過語言的推廣加以建構其國民的精神內涵，具有 明顯的民族主義性格。本研究第二章曾經提過「華語」當初被塑造成為「國語」
的動機事實上存在著希望藉由語言的統一達到塑造一個「民族」的理想。同樣的，
此時「國語」在台灣自然也因為主政者需要消除日本文化的需求而被作為輸入新 的「民族認同」的工具。從下面這段在報上鼓勵學習華語的呼籲可以看出當時這 股風氣：
我們既是中國人，自然應該寫讀中國文，講中國話，凡是一個愛國的國民，
總以本國的語文為世上最優秀的語文，而以不通本國語文為可恥，我們之所以要 趕快學會國語文 ，一方面固然在於謀得工作上的便利，或以為溝通情誼的橋梁，
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理由，是要徹底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強迫我們講日文日語的 恥辱，還我中華民國國民的本來面目，這是一種至性純潔的民族主義運動，全省 同胞都應該趕快參加。15
戰後初期，許多台灣人對於學習國語的確充滿高度的熱情，因為他們將「學
戰後初期，許多台灣人對於學習國語的確充滿高度的熱情，因為他們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