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葉德明：
4.1 華語教學界的風氣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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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對外華語教學30在台灣
檢視了華語在台灣發展的面貌之後，本章將視點轉換，將重心放在以外籍 生為教學對象，並且以「華語」為教學目標 (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 的「華語教 學」領域。華語教學領域最大的特色，在於其學習者是來自海外，並且第一語言 不是華語的的外籍人士。相較於外籍人士，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本身長期浸潤 在台灣的社會當中，可透過本地的媒體、家人、親友等外籍人士較不具備的管道 接觸外在的語言環境。而相反地，華語課程則常常是這些外籍人士接觸台灣的語 言、社會和文化時的重要少數管道之一。因此課堂上教師有較大的機會成為型塑 學生對某些事物的看法時重要的參考依據。此外，由於課堂上使用的教材內容是 經過篩選與設計的，也就是說課程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比較接近本文第二章第三 節所討論過的「形上」的標準語，和真實的日常語言可能存在差異，且在選擇與 淘汰教材內容的過程中，教材編寫者、主管機關以及教師的意識形態（ideology）
可能也占有重要的影響因素。以階級的角度來看，上述這些人可以視為握有權力 與掌握多數社會資源的社會成員，他們有較多的機會來篩選學校教材內容、並定 義社會成員所需奉行的價值觀、態度等遊戲規則，所謂的課程知識因此往往暗藏 篩選者的意識形態（姜添輝，1998：8）。而台灣華語教學界所推崇的「課程知 識」透露了觀念與價值觀即是本文欲探索的重點。在進一步探討目前台灣華語教 學界的部份現況成因及其背後脈絡之前，首先必須先瞭解華語教學這一領域在台 灣歷年來的發展。
4.1 華語教學界的風氣流變
李惠敏（2002）的研究提到台灣有制度化的華語教學起於國民政府遷徙來 台後。在此之前，台灣能說華語的人為數不多，且在台灣的外籍人士數量也相當 有限。當時在台灣的外籍人士以來台的宣教士居多，其中又有部份是由於中共禁 絕外籍教士宣教而輾轉前來台灣的教士。因為他們的華語是在中國不同的地方學 習的，少數能說華語的他們說的都帶有濃厚的各省口音，而大部份不會說華語的 教士來台灣之後則是選擇學習當時更能夠與台灣人民溝通的閩南語、客語或是原 住民語，而非華語。在此階段，無論是師資或是教材都尚未制度化，直到國民政 府遷台後，如前章所述，為了建立其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在台灣對內 大力推行「國語」，企圖降低日語以及其他台灣語言的影響，而對外則極力塑造
30 此處筆者自行添加「對外」，以和本國人學習「華語」作為「國語」的情況做出區別。事實上，在台灣 習慣的用法中「華語教學」指的就是以外籍人士為對象的教學，亦即中國大陸慣用的「對外漢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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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代表「正統」中國的地位。這樣的做法才讓台灣的「對外華語教學」業界漸 漸成型。1954 年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台灣被美國總統 艾森豪納入軍事上圍堵共產主義的一環，台灣從而獲得美國認同成為「代表中國 的唯一合法政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多密切可見一斑，而這型塑了早期 在台灣的對外華語教學之樣貌。當時，台灣存在的對外華語教學機構多半具有濃 厚的宗教或是政治色彩，例如位於台北的「中華語文研習所」（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新竹的「輔仁大學附設新竹華語學校」皆由教會創立。而屬於美國 政府體系下的「陽明山華語學校」（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Schoo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史丹福中心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Taipei，簡稱 IUP）則都具有美國政府的官方色彩，
除了語言的學習外，其學員往往還身負區域研究、情資蒐集的重責大任 （李惠 敏，2002： 146－170）。由於當時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經貿地位仍相對邊陲，和 現在華語教學機構内各國學生多元的背景相比，早期學生的性質較為單一，對於 華語的學習多以宗教或是政治為主要動機。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考量到當時台灣 的國際地位以及國際盟友（主要是美國）的戰略考量，李惠敏（2002：169）認 為無論是「陽明山華語學校」或是「史丹福中心」這兩所學校的成立其實是帶有 濃重的父權、國家意識形態與殖民主義等等混合下的產物。那麼，台灣本地成立 的華語教學機構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呢？
而與上述機構相對、台灣本地成立的華語教學機構則是在師大於 1956 年 8 月成立國語中心後陸續出現。檢視當時的時空背景，可以明顯看出國語中心的成 立具有濃厚的國族 / 民族主義色彩。李惠敏（2002：174） 指出，在當時政府強 力推行的「反共」、「復興中華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象徵民族精神的 國語自然也成為推廣中華文化的代表工具之一。「國語中心」所代表的意義，不 只是單純學習華語的機構，更是「國家/ 官方語言中心」的正字標記。而當時社 會氣氛下，華語教學經常脫離「語言教學」的專業，與濃重的「大中國主義」和
「反共意識形態」作了緊密的連結（李惠敏，2002：170-183）。 從施志輝（1995：
48, 109）對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的部份相關法令的說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對海外的僑界及外國人，由教育部統籌編印「中國語文教材」，並與行政 院僑務委員會及文復會之海外分支機構，透過「中國語文補習班」來加強外國人 與華僑對於「國語」的認識，教材則由台灣供應。文復會各地分會所推動的工作，
實際上大多是開辦「中文研習班」、「國語研習班」為主，同時也經常舉辦演講、
學術研討會及書畫展覽。書畫展覽自然有其藝術層面的價值，而演講和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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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內容，大部份都是探討中共破壞「中華文化」的罪行，其中也包含了反制 中共對海外華人或是國際人士進行統戰的意義。（轉自李惠敏，2002：32）
上述的相關法令針對的是居住在海外的外籍人士以及僑民。雖然當時文復會 在海外的主要業務是針對華僑社會為主，目的在 弘揚中華文化 與 加強僑胞 對祖國的向心力 ，但是其業務內容仍包含了 聯繫國外文化人士，並編印外國 大學所用的中國語文教學範本 以及 供應外國大學文史教材，杜絕共匪學說 等可能對於海外欲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產生影響的政策。（林果顯，2001：94）
而至於前來台灣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習者，除了政府頒訂的法令和舉辦的活動外，
當時的華語教材內容也常常強調「中華民族如何如何」、「中華文化如何如何」
等等歌功頌德的文章，無非就是要呼應當時主政者欲塑造的「正統中國」形象。
以「華語」為主要學習目標的對外華語教學領域自然無法自外於這股風氣了。31更 何況，透過 外籍人士 學習華語這一事實而言，統治者可以輕易地將之解讀成 國際人士對於 正統中華文化 的仰慕，彷彿藉此得到國際人士對於其正當性的 認可一般。因此，就受到國家意識形態影響的這一點來說，台灣方面成立的華語 教學機構（無論是在台灣本地的或是於海外開設的華語課程）和美國在台灣所成 立的華語教學機構可說是不謀而合的。這也讓我們看到語言作為文化載體，早期 常被人為地與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掛鉤，導致該語言的學習者不得不被迫接受某 種思想的現象了。
而隨著時代的腳步來到了解嚴後期，台灣的社會風氣日漸開放。來台學華 語的外籍人士學習目的也日趨多元，不若初期時許多來台的外籍人士學習中文僅 是為了政治上的考量。華語教學界到了這個時期，自然也順勢跟著當時的氛圍產 生改變。李惠敏（2002：234）對於當時華語教學界的轉變有以下觀察：
國族意識不再濃烈的台灣社會，長期套用在台灣島上的「大中國」文化框 架也逐漸轉移成為所謂的本土化。華語老師的角色也受到衝擊。 華語老師的招 考逐漸地制度化與透明化。32對老師的要求也不再是一口標準的京片子，或對國
31 欲進一步深入探究早期華語教材內容者可參考李惠敏（2002）之附錄
32 關於早期招考制度尚未透明化、專業化之前華語老師的入行管道，李惠敏（2002：211）提到在當時特殊 的時空環境下，早期華語老師的形象，是與國家/ 反共意識形態互相連結的。因此除了國語標準外，在思 想或身分背景的考量上，基本上都要求要「政治正確」。而且早期華語老師並未公開招考，作者的訪談結 果顯示許多老師當初入行的消息來源都是透過親友非正式介紹，甚至有家族性、一家有三個人都在國語日 報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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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忠誠，以外省籍為主的人士。取而代之的是帶有台灣口音的「台北國語」、
教師學歷普遍提高，且具有現代語言教學技巧的華語老師。
回顧上述關於華語教學在台灣的發展，不難看出華語教學機構早期與確實 因為教學目標為 華語 的緣故，而如同對內時的 一般，與當時政府所 極力營造的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具有緊密連結。而隨著時勢的發展，今天的華語 教學機構已經有了不同的面貌。例如本研究受訪的兩位資歷超過二十年的華語教 師均表示現在的教材與教學法都活潑許多，以往許多泛政治化的課程內容也不復 存在，但華語教學界早期的某些風氣或是觀念是否仍延續至今呢？以下這段話出
回顧上述關於華語教學在台灣的發展，不難看出華語教學機構早期與確實 因為教學目標為 華語 的緣故，而如同對內時的 一般，與當時政府所 極力營造的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具有緊密連結。而隨著時勢的發展，今天的華語 教學機構已經有了不同的面貌。例如本研究受訪的兩位資歷超過二十年的華語教 師均表示現在的教材與教學法都活潑許多，以往許多泛政治化的課程內容也不復 存在，但華語教學界早期的某些風氣或是觀念是否仍延續至今呢？以下這段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