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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中國製造業中規模以上企業為例，運用 Olley-Pakes (1996)的三階段 估計法(簡稱 OP 法)估計出企業的總要素生產力，再使用差異中之差異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簡稱 DID 方法)檢視國資委的成立對國有企業的生產力 有無影響。因此，本章節分成生產力的衡量方法、DID 方法和國資委相關文獻來 討論。
第一節 生產力衡量方法之文獻探討
生產力是指產出及投入的數值或比率，為評判企業運用資源效率及績效的 指標；而生產力的成長是維持一國經濟發展與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因素，許多國 家在經濟策略上都將提高生產力作為主要目標，因此，生產力的衡量非常重要。
通常生產力被分為僅測量某一部分要素對產出影響的部分要素生產力，和考慮所 有要素投入對產出影響的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不過，
部分要素生產力無法反映其他生產因素對產出之貢獻，所以大多數研究都以衡量 總要素生產力為主。
Farrell, M. (1957)首先提出了衡量生產效率的概念，他認為廠商在有限資源 下運用現有技術，配合既定要素組合使產出最大就是達到最有效率的生產水準，
把最有效率的產出組合連線，就成為生產效率前緣線(production frontier)，不在 線上的生產組合就代表存在無效率。自 Farrell, M.提出效率前緣法後，許多學者 便相繼提出不同衡量生產力的方法。
總要素生產力的估算方式眾多，Massiom et al. (2008)把這些計量方法大致分 成效率前緣法(Frontier Approaches)和非效率前緣法(Non-frontier Approaches)。效 率前緣法又可分為參數法(parametric approach)和非參數法(nonparametric
approach)，前者的代表為隨機邊界函數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簡稱 SFA)
，是先設定一生產函數，透過計量方法估算相關的邊界函數，再進行效率值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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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而非參數法中最被廣泛運用的是由 Charnes et al (1978)提出的資料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 DEA)，是將投入與產出資料利用數學規劃找 出受評估標的之效率包絡線，再計算個別廠商觀察值與效率包絡線的距離，求得 廠商個別的生產力水準。而非效率前緣法也可以分成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參數法 的代表為指數法(Index Number)，藉由求出投入和產出的比例，指數化後來衡量 生產力；非參數法為一種運用計量迴歸模型(如最小平方法)的方法，先估計出生 產函數的參數後，再以此估算相似的產出值。
在估計總要素生產力時不可避免會遇到計量技術上的問題，如聯立性偏誤 (Simultaneity Bias)和樣本選擇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聯立性偏誤是指研究 者忽略解釋變數與代表生產力的殘差項間有相關性，造成迴歸式的估計結果產生 偏誤；而在樣本選擇上，若未考慮企業在樣本期間內進出市場對生產力的影響，
生產力的估計就會出現樣本選擇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兩個偏誤，本文採用 Olley, S. and Pakes, A. (1996)提出的三階段 估計法(簡稱 OP 法)來衡量中國規模以上製造企業的生產力。OP 法為結合參數法 (需建立生產函數)和非參數法的衡量方式，可以同時解決最小平方迴歸分析法 (Ordinal Least Squares，簡稱 OLS)下的聯立性偏誤與樣本選擇偏誤。國外有許多 運用 OP 法衡量生產力的相關文獻，例如 N. Pavcnik (2002)根據智利製造企業 1979 年到 1986 年的資料，探討貿易自由化是否改善了製造企業的生產力。BS.
Javorcik (2004)，利用立陶宛的企業層級(firm-level)資料，研究外國對國內企業的 直接投資是否會對產品的上游廠商產生外溢效果，影響其生產力。
OP 法在中國近年來也被廣泛用運於衡量製造業的生產力，像余淼杰 (2010) 通過使用製造業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和進口數據，考察貿易自由化對製造業生 產力的影響。賈瑞雪 (2011)使用 OP 法估計企業的總要素生產力(TFP)，藉由分 析企業 TFP 的離散程度及對 TFP 進行分解，研究中國製造業資源誤置的嚴重程 度。Dai et al. (2011)則是結合企業和海關兩方的資料，分析中國的加工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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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processing trade)對企業生產力的影響。
第二節 DID 方法之文獻探討
本文運用計量方法中的差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簡稱 DID 法) 來探討國資委成立前後，中國大中型國有製造企業生產力的變化效果。此計 量方法常被用於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或準實驗(Quasi- Experiment)，使用 追蹤資料，比較某種外生事件(如政策實施、法律變動或環境變化等)的發生對實 驗組和控制組的影響差異。DID 法的概念淺顯易懂，又不需要複雜的計量技巧和 計算，所以在各個研究領域都廣被使用；依照 Bertrand et al. (2004)統計，自 1990 至 2000 年發表於六大期刊12上的文獻就有 92 篇文章使用 DID 方法，研究主題包 含就業及失業率的變動、薪資調整、醫療支出及保險政策等。
DID 法首見於 Ashenfelter and Card (1985)，用來評估美國政府 1976 年實施 的就業訓練計畫對參與者所得變化的影響，但因為使用的資料只包含參與計劃者 的樣本，所以可能產生了選擇性偏誤使不同模型跑出的結果迥異。面對相同的議 題，Card and Sullivan (1988)利用 DID 法和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討參與就業訓練 計畫的成年男人的就業率是否會受其影響，結果發現在計畫實施後的三年間 (1977 至 1979 年)，參與者的平均就業率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正面的影響，而且學 校訓練(classroom training)的效果遠比在職訓練( on-the-job training)高的多。
利用 DID 法討論社會勞動供給狀況的還有 Card, D. & A. B. Krueger (1994)，
他們檢驗 1992 年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 調漲最低薪資，從每小時 4.25 美金 提升到每小時 5.05 美金對速食業就業情形的衝擊，以紐澤西州境內 410 家速食 餐廳做實驗組，以未受政策變動的賓州(Pennsylvania)境內的速食餐廳為對照組做
11加工貿易主要是指進口半成品或零件，加工裝配成完成品後再銷售回國外市場。
12 此六大期刊包含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與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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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結果顯示提高最低工資的影響對紐澤西州的速食業就業率並非為負，甚至 還有可能是正面的；而在青少年就業方面，提高最低工資反而增加其就業率。
DID 法也常被用於醫療政策評估，例如 Yip and Eggleston (2001)，他們研究 1997 年海南省實施的醫療支付方式改革13對醫療的需求和供給會產生何種影響。
他們認為相較於專案收費制(fee-for-service)，預付制(prospective payment)耗費的 醫療支出成長率較低，而且預付制顯著降低了住院病人的醫療支出，也減緩人民 開藥過度的行為。在關於經濟發展上， Besley and Burgess (2004)利用 1958 年到 1992 年印度各州的資料，研究政府為保護勞工而制定的法規對製造業會造成何 種效果；他們認為這種「親勞工」的立法對製造業的投資水準、勞動生產力和產 出水準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導致各州的製造業成長緩慢、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貧困人口總數增加和地下製造業的總體規模擴大，嚴重阻礙國家發展。
Hu, W. & Hong, C. (2011)則運用 DID 法，檢視中國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 兩次對法國汽車品牌的經濟抵制，對其在中國的銷售有何影響，第一波抵制(2008 年 8 月)對應奧運的聖火傳遞在巴黎受到阻擾，第二波(2008 年 12 月)則對應於法 國總統 Sarkozy 在歐洲峰會期間和達賴喇嘛見面。他們的研究指出，法國汽車的 銷售量的確受這兩波抵制而下跌，而第二波抵制造成的負面影響尤為明顯；此結 果使法國政府為了挽救在中國的汽車市場，於 2009 年恢復和中國高層的外交接 觸和經濟合作，更重申不支持西藏獨立，這顯示政治行為會對商業經營造成干擾，
而這也可做為影響政治決策的利器。
131997 年海南省實施的醫療支付方式改革，主要是把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從傳統按醫療服務的 專案收費制改成預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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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國資委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
國資委成立後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在一連串相關政策及法規 的擬訂推動下，對國有經濟的影響甚鉅，因此，國資委本身的重要性也開始被人 討論，其角色定位及權利義務的明確性更為大家所重視及研究。
Barry Naughton (2006)他認為，國資委是一個對國有企業擁有監督管理、戰 略規畫及所有權控制等職能的龐大政府幕僚，在大型國企集中於天然資源、自然 獨占和國家安全等產業的改革下，國資委的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大。而 Barry Naughton (2008)也提到，國資委負責加強國有企業的監管制度和技術管理能力，
讓國有資產保值進而增值，但也因為需要提升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本身的價值，
國資委需要以更嚴格的態度和評鑑流程看待國有企業的營運及獲利，所以對國有 企業而言，國資委同時是敵人也是朋友。
Zheng and Chen (2009)他們認同國資委的成立及政策改善了國有企業的監管 制度和保護了投資人的權力，但延續國有企業「抓大放小14」的改革方向，讓中 小型國企在無完善規劃下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鼓勵大型國有企業往自 然獨占、能源類的重點產業擴大發展，則導致企業的獲利提高並非因本身競爭力 的提升，而是因為市場壟斷所獲取的超額利潤所致，這些結果都和原本期望增加 國有企業效率和生產力的改革目的不符，也造成了許多非公有企業和民眾的爭議，
國資委應重新省思這項政策的施行方式，解決改革所衍伸出的問題。
而在影響國有企業績效方面， J.-M. Wang et al. (2012)藉由分析上海和深圳 上市公司 1994 年到 2003 年的資料發現，國資委的成立對國有企業的業績，相較 於舊有的國有股更有積極的影響力；他們也察覺，企業所有權的集中程度和企業 業績是成正比的。在評鑑制度討論上，Fei Du et al. (2012)的研究則提出，國資委
14 「捉大放小」是指政府扶持大型重點企業，培植出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而對中 小企業則採取「放」的態度，放任中小企業自己去謀求生路，國家不再負責管理其營運。自1992 年後國有企業的改革就開始以此種方式進行，積極發展大型國企，讓小型國企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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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有企業進行的主觀性績效評估15制度會促使國有企業經營者為了取得較高 的評分16，透過私下溝通或參加國資委主辦的社會活動來影響評估結果；而國資
對國有企業進行的主觀性績效評估15制度會促使國有企業經營者為了取得較高 的評分16，透過私下溝通或參加國資委主辦的社會活動來影響評估結果；而國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