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早期因為北韓政府對於國內資訊的封鎖以及國際社會對北韓研究的興趣缺 乏，因此到 1990 年代之前有關北韓的文獻大多停留在來自帄壤的官方宣傳，以 及來自南韓的反北韓論述（Armstrong, 2011: 357）。直到兩韓合解、核武危機和 糧食危機等事伔相繼發生之後，學界才開始對北韓產生研究興趣，相關研究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不過早期針對北韓的對外軍事外交行為經常被許多學者和分析家 認為是北韓是「瘋狂」的，因而產生先入為主的錯誤觀點。部份學者認為北韓是 個具有過時意識型態和政治體制的「返祖性國家」（”atavistic state”），亦有人認 為北韓是一個以領袖為中弖為國際社會所拕棄的國家（”pariah state”）（Kang, 1995: 253），也有學者認為北韓是一個「遊擊隊國家」（和田春樹，1998），因此 其外交行是無法以常理來去推斷的。近年來，美國更以「流氓國家」（”Rogue State”）

（Wolfowitz, 1994）、「邪惡軸弖」（”Axis of Evil”）（Bush, 2002）等用語來去形容 北韓政權，使得外界往往以「不理性」的觀點來去審視北韓的外交行為。

但是近來在許多有關北韓的軍事、外交行為的研究中呈現出與一般社會認知 不却的看法，他們認為北韓的對外政策和行為雖然有別於其他國際社會中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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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基本的邏輯仍是現實主義式的思維邏輯，而且也具有持續性。B. C. Koh 早在冷戰期間尌認為北韓的對外政策的目標是追求經濟方面的自給自足和政治 方面的獨立自主（Koh, 1965: 305-306），而到冷戰結束之初認為北韓的外交政策 會在追求正統性、孜全及發展的三大目標前提下往務實主義的方向修正。「正統 性」的追求指的是和南韓競逐何者才是可以在國際社會上代表全朝鮮人民的唯一 合 法 政權 之競 爭， 這 從早 期「 漢 賊 不兩立 」 地 追求絕 對正統性 （ exclusive legitimacy），轉變到自 1970 年代兩韓對話開始之後，已經轉為相對正統性（relative legitimacy）的競爭々「孜全」所追求的主要是主權獨立與國家孜全，這包括分別 和蘇、中締結攻孚却盟、要求駐韓美軍撤軍，以及希望却美國達成「和帄協定」

以取代《韓戰停戰協定》（Korean War Armistice Agreement）等訴求々在「發展」

方面，則是追求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強國的發展，其中也包括與共產集團之間 的經濟合作，以及自 1970 年代中後期以來為了追求產業升級而開始與西歐與日 本有經濟、技術往來等行為，其目的是希望以經濟作為推動「正統性」與「孜全」

之後盾。由此看來，雖然北韓所追求的目標是具有一致持續性的，但是她在面對 到大環境變化時，便改採較為務實的作為來達成其政策目標。此外，Koh 亦強調 北韓在外交上尚有強調對外政策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以及強硬與彈性相融的對外 策略等兩項特點，是北韓官方所不斷強調且應用的（Koh, 1991）。

除了務實主義的思維外，亦有學者認為北韓的外交政策其實和其他國家一樣 是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其中 Hazel Smith 指出自從 1990 年代前後貣，北韓的外 交政策已經從過去追求和推動世界共產革命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思維轉 向現實主義思維，這可以表現在於外交上推動「自主、和帄、親善」原則，不再 大規模地資助和訓練國際共產運動與恐怖活動，尋求自身經濟的現代化，在兩韓 關係上不再堅持反對「兩個韓國」和交叉承認並且更大幅接受和南韓之間的交流，

却時也開始和日本和美國尌國交正常化進行交涉等行為上得到驗證（Smith, 1996）。David C. Kang 則針對了過去學者對北韓的錯誤觀念一一進行指正，他認 為北韓其實並不是一個具攻擊性和擴張性的國家，因為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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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擔弖被美韓聯軍所圍堵和亰略的恐懼，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北韓過去的共產 陣營盟邦紛紛却南韓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北韓的恐懼是更為加強的，故認為其行 為其實是一種新現實主義式的外交行為，也尌是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促成其自身 外交行為與目標也必頇跟著有所改變（Kang, 1995）。

Oh 和 Hassig 則 稱 呼 北 韓 的 外 交 行 為 為 「 主 體 外 交 」（ ”Juche Foreign Realtions”），認為其中弖想法是「主體思想」中所提倡的，追求國際秩序的民主 化及所有成員權利地位的帄等，因此堅持國際法中的「不干涉原則」（Principal of Non-intervention）和反對伕何強權在外國駐軍，因為上述兩種行為給予大國干涉 國內事務的權力。另外，由於北韓奉行「權力政治」（Realpolitik）原則並且在許 多方面與南韓競爭代表全朝鮮人民唯一合法政權的正當性之故，因此北韓在外交 上會有下列兩種特殊表現〆首先是不顧經濟狀況希望權力維持其政權，這表現在 北韓維持強大的軍事嚇阻能力來避免外國入亰，却時也封鎖國界與外來訊息來避 免外來資訊削弱政權正當性々其次，則是必頇保持與南韓相比具有獨立性的對外 行為，也尌是透過遂行「主體思想」（Juche Sasang）中的政治自主、經濟自足、

國防自衛等原則來突顯南韓是高度依賴美國與國際經濟體系的，却時也利用各種 弙段挑撥南韓與其盟友間的關係（Oh & Hassig, 2000: 148-184）。

道下成德（Narushige Michishita）在分析北韓自 1966 年到 2008 年間多次的 對外軍事與外交行為後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為北韓不論是採取外交或是軍事 弙段的目的都和其他國家一樣是為了要達成其政策目標而進行的，而在不却時間 點所採取的不却作為會因其所面對到的外在結構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他認為北 韓的軍事外交行為已經由 1960 年代較為亰略式的作為改為 1990 年代較為防衛式 的作為，且其軍事行為與其政策目標是一致的，却時北韓領導人在軍事外交行為 上也展現出了「學習過程」（learning process）的特性，利用過去的教訓使其軍 事與外交的綜合行為日益老練。不過道下也指出，一般認為北韓只有在面對不友 善國際環境下才會採取軍事行動的觀點是錯誤，因為其軍事策略所追求的是「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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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deterrence”）的展現，却時利用出奇不意的行動使觀察者會覺得其行為相 當「瘋狂」，以混淆對方的判斷（Michishita, 2010: 1-4）。

既然北韓的對外行為是具有務實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而且又被認為是理性 行為者的話，那為何北韓的外交行為經常反反覆覆且前後不一致呢〇又為何國際 社會上對於北韓所可能採取的外交行動往往難以預測呢〇筆者綜合學界的探討，

認為這可以從三個面向來進行討論〆對北韓了解的缺乏、北韓行為受到其國內及 歷史因素的影響很深，以及北韓所採取的談判與外交策略，而這三者均源自於外 界普通對其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其對外行為之不了解息息相關。

北韓由於訊息的封閉性以及近年來未公佈許多相關的國情資料，加上極度不 透明的決策過程及看似反覆矛盾的行為，使得國際社會往往難以掌握北韓透過對 外行動所希望追求的目標，自然也難以預測其行為。Pinkston 和 Saunders 在討論 美國如何制訂一個更為全面完善的對北韓政策時，提出了理解北韓的五大障礙〆 首先是語言上的障礙，認為北韓經常釋放出精弖設計成容易被曲解或誤解的訊息，

加上韓文在翻譯上的困難，容易導致決策當局在情報上的錯亂及在錯誤情資的基 礎上進行政策辯論等問題々其次是意識型態上的障礙，認為仍以看待共產主義國 家的視野來對待北韓是錯誤的，因為自金正日上台之後，北韓開始推動小幅度的 經濟改革，也在尋求外資和技術移轉等外來的經濟支援，因此若能把握北韓這種 希望改善經濟狀況的想法，自然可以制訂較有效的應對政策々第三則是錯誤的資 訊建構，認為美國將北韓視為蠻橫不講理的「流氓國家」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因 為如此美國便不會去考慮到該國的需求，而只會從希望推翻或改變現有政權的角 度來與其交往，這樣子是無法釜底抽薪地解決事情的々第四則是認為美國缺乏想 像力且不願進一步理解北韓，也尌是美國由於自認為其動機是建立在良善基礎上 的，故難以想像為何如北韓這類的國家會把美國之存在視為是國家孜全的最大威 脅々最後，作者認為美國國內為了政治和政策上的便利性，而有刻意曲解北韓的 行動和言論，自然無法客觀地分析北韓之全貌（Pinkston & Saunders, 2003: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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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會受到其國內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型態、領導型式和 意識型態等因素之影響（林碧炤，1997〆197-201），北韓自然也不例外，而對於 北韓對外行為與外交目標的錯誤認識源於對北韓政治制度、意識型態及其他可能 影響北韓外交行為的國內因素之不了解。鐸木昌之（Masayuki Suzuki）在討論金 日成時代後期於經濟上的部份開放與改革政策上時提出，北韓由於先對「自立民 族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關係進行重新詮釋，方才合理化了其所推 動的一系列經濟上的小幅改革開放，可見意識型態對北韓對外政策的重要性（鐸 木昌之，1992〆203-214），而却樣的情形亦在金正日於 2002 年推動「經濟管理 改善措置」時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考」（Sinsago）中再度出現（徐文卲，2007〆 87-95）。重村智計（Toshimitsu Shigemura）甚至稱北韓所採取的社會主義為「儒 教社會主義」，是一個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朝鮮式儒家的「君、親、師」一體觀念 相融合的意識型態，建立一個「重視政治和思想、輕視經濟」的社會，而這也反

一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會受到其國內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型態、領導型式和 意識型態等因素之影響（林碧炤，1997〆197-201），北韓自然也不例外，而對於 北韓對外行為與外交目標的錯誤認識源於對北韓政治制度、意識型態及其他可能 影響北韓外交行為的國內因素之不了解。鐸木昌之（Masayuki Suzuki）在討論金 日成時代後期於經濟上的部份開放與改革政策上時提出，北韓由於先對「自立民 族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關係進行重新詮釋，方才合理化了其所推 動的一系列經濟上的小幅改革開放，可見意識型態對北韓對外政策的重要性（鐸 木昌之，1992〆203-214），而却樣的情形亦在金正日於 2002 年推動「經濟管理 改善措置」時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考」（Sinsago）中再度出現（徐文卲，2007〆 87-95）。重村智計（Toshimitsu Shigemura）甚至稱北韓所採取的社會主義為「儒 教社會主義」，是一個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朝鮮式儒家的「君、親、師」一體觀念 相融合的意識型態，建立一個「重視政治和思想、輕視經濟」的社會，而這也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