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關乎國家—產業的問題，大致可分為制度論、社會鬥爭兩種說法。制度論者 強調制度結構對個體的影響因素，更強調結構是路徑依賴、根植歷史的。在產業 問題的解釋上，制度論可大致分為微觀的組織、技術網絡理論，以及受到韋伯影 響的宏觀國家理論。社會鬥爭則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將國家視為鬥爭的場域。
國家—產業的關係往往不是和諧的，而是受到不同利益團體的競逐。
制度論
產業問題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產業如何創新？」Zucker and Darby (1996) 強調人力資本對產業創新的重要性，尤其明星科學家7對生物科技產業形構的決定 性角色。此一說法是批評過去經濟模型只放入土地、資本、勞動力、企業家精神，
忽略如高科技產業中知識、人力資本所扮演的角色。
相較於認為科學知識無遠弗屆的傳播，Zucker and Darby 認為生物科技很大一 部份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其附身(embodied)於明星科學家的身上，因此科 技的移轉取決於人才的移動。然而這些明星科學家具有稀缺性8，技術集中於少數 實驗室與科學家手中，愈關鍵的資訊愈限縮於單一的組織（例如大學），而組織 內部合作愈密切，愈難擴散出去，因此廠商必須透過與明星科學家建立的連帶(tie)，
使得新創生技公司取得成功9。
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 (1996)則強調組織在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他批評 了社會科學的事後詮釋，陷入靜態的描述結果，且將結果導向唯一一種可能，帶
7 Zucker and Darby 在此篇文章中對明星科學家的定義是 1990 年以前，發現超過 40 個基因序列或著 作 20 篇以上期刊有關基因序列者。
8 根據該研究的樣本當中，截至 1979 年底，在美國只有 207 位的四分之一不到的科學家，相關的 基因重組技術實驗室只有 4004 間的八分之一不到，具有基因序列相關研究的發表。
9 Zucker and Darby 以每個平均廠商，5 篇有明星科學家與業界科學家合作的期刊，將會有 5 個以上 的產品發展，以及 3.5 個以上的產品上市，聘僱有 860 個以上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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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能論的缺陷。Powell 的說法顯然是對 Zucker and Darby 相當大的批評，美國擁 有領域內先驅的科學家，而廠商再網絡這些明星科學家，導致生物科技產業的成 功。然而，Zucker and Darby 的定義說明了美國科學界的先驅地位，使產業獲得先 進者優勢。然而，對於這樣的經驗卻難以被其他國家學習。
Powell 從制度論出發，以生物科技產業為案例，試圖探討制度與組織的原型，
是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加入特殊的元素，使得整個組態(configuration)發生 轉變，在此他討論美國波士頓、聖地牙哥、舊金山灣區三個生技產業群落的出現，
如何產生新的組態，相較於過去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型態。
Powell 的主張有兩個要素：第一、既有組織的多樣性，此處他透過地理的鄰 近性，進而到關係的臨近，由公共研發組織(public research organization)、學術機 構、企業之間的網絡模型論證。第二、透過仲介者中介的連結，尤其該連結對行 為、組織實踐、金融等跨越邊界的倒轉，用經濟學的話語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例 如此處 Powell 發現學研機構擔負起產業化、創新的責任，而私人創投反而成為公 共政策的倡議者。但 Powell 強調他並非在研究一個科技產業的成功，而是制度如 何被組織與網絡的轉變所形塑出來。
然而，Zucker and Darby 與 Powell 的觀點，背後隱藏的是先進國家成熟市場 的說法。在美國的生物科技案例當中，無論在科學、產業皆處於領先地位，廠商 不需要國家的介入。但此處並非批評其理論忽略國家，而是因為美國處於先進工 業國的位置，並不強調國家的介入。然而，當該理論被套用到其他地區時，便會 發現其侷限。
發展型國家是與先進工業國對話的主要理論。對於國家論者最核心的問題是：
「國際分工的地位是否可以透過政策干預改變？」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 的重要性，而這背後的前提是先進工業國的企業是處於領先地位，因此呼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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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干預廠商。而發展型國家論者認為，國家的干預是啟動經濟成長的關鍵，強 調後進工業國的幼稚產業需要在國家的扶植、保護之下，才能發展成熟，獲得與 先進工業國競爭的實力（瞿宛文 2002, Amsden 1992, Wade 2004）。
然而，後進國家如何實踐「發展的趕超」？國家能力的重要在於：「創造下 一階段的比較利益」。因此國家如何領導私人資本走向下一階段的新興產業是關 鍵。然而，這樣的過程可能造成部門利益間的衝突，使得私人資本沒有意願。因 此，國家必須具有一定的能力調解社會衝突，領導產業轉型(Onis 1991)。
Wade (2004)認為國家能力一部分來自於官僚自主性(bureaucracy autonomy)。
官僚自主性是韋伯(Max Weber)認為現代國家成功的原因。官僚自主性的說法認為，
官僚必須與社會的利益團體保持一定距離，才能維持理性。Wade 從臺灣經驗出發，
認為國民黨的技術官僚與資產階級保持距離，提供了自主性。冷戰當時「反共復 國」的使命下，以及黨國體制內部的升遷，使得臺灣當局的官僚具備高度理性、
正當性。
Amsden (1992)則認為國家能力取決於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cooperation)。
Amsden 以韓國官僚與財閥之間的緊密合作為例，說明官僚決策很重要是來自於私 部門的前沿資訊。然而，這樣的合作並非一步到位的，在朴正熙掌權之初，國家 肅貪是整頓李承晚殘部的手段。但是朴正熙政權很快意識到，資本稀缺的時代，
國家必須扶植財閥，才能打造出”Korea Inc”，例如透過銀行要求市場份額(Kim and Kim 1997, Evans 2012)。
然而，官僚自主性與公私合作被認為是矛盾的。國家如果與資產階級過於緊 密，便容易喪失自主性，例如拉丁美洲的案例(Onis 1991)。然而，如果國家無法與 資產階級合作，便難以吸收產業資訊，形成錯誤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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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 (2012)提出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的說法，整合公私合作與官 僚自主性。Evans 認為官僚自主性與公私合作的矛盾，是源自於韋伯問題的囿限。
韋伯認為官僚必須與利益團體「絕緣（insulate）」，才能維持理性。也就是說官 僚理性的誘因是來自國家組織內部的升遷，而不是私人連帶、利益的誘惑。然而，
Evans 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制度論的矛盾。
Evans 認為國家官僚組織與外部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關係是環環相扣的。他 以 1970-1980 年代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轉型過程為案例，提出發展型國家是兩者 兼顧的狀況。官僚組織與資產階級具有溝通的管道，例如公共研究組織、非正式 的交流等，如日本、韓國、臺灣的案例；而兩者皆失敗則成為掠奪型國家(predatory state)，例如薩伊共和國（今剛果）。而不完全搭配的狀態則成為中間國家
(intermediate state)。
發展型國家的能力弱化
Evans 的鑲嵌自主性可謂是國家對產業轉型的經典。然而，隨著 1997 年的亞 洲金融風暴，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陷入危機，此時開始出現發展型國家「能力退 化」說法。Evans 則認為當產業轉型後，官僚與外部連帶也必須「再鑲嵌」，否則 會導致能力退化的結果。
關於能力退化的說法，許多研究開始討論這樣的轉變。相較於發展型國家，
需要國家上而下主導產業發展，尤其是製造業，以國家透過產業政策、金融措施、
貿易政策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干預的行為。王振寰 (2010)將新產業發展模式理論 定義為平台型國家(platform state)10。他指出，國家愈來愈難以上而下主導知識經濟 產業的發展趨勢，卻也並非支持如下而上的以商領政的說法（如歐美的案例）；
10 出自《追趕的極限》當中(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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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角色轉變為平台經營者，強調創業生態系的健全、網絡互動的強度、創新 育成或孵化器的重要性、資源的橫向連結。該階段的產業發展模式，強調產官學 等水平網絡的互動，才有刺激創新的可能（Wong 2005, 陳琮淵 and 王振寰 2009, Dodgson et al. 2008）。
平台型國家論者中，其中一支為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理論，該理論強調制度、政策以及公共支出等面向，認為強化產官學的創新網絡 才是創新的關鍵(Dodgson et al. 2008)。Dodgson 等人認為臺灣過去的創新系統是建 立在電子產業之上，必須從「模仿」走向「創新」，因此強調生技園區與大學、
政府創投資金的連結。
國家創新系統源自組織管理學派(schumpeterian)的理論，受到了政治經濟取向 的批評。Wong (2005)雖承認知識經濟下的產業發展模式已有不同，卻認為國家創 新系統過於樂觀，只強調國家扶植的部分；以臺灣生物科技產業為案例，Wong 提 出國家更具有「規範（例如專利、臨床試驗）」、「刺激」廠商競爭的角色（例 如專利保護時限）。Wong 認為國家能力的弱化，是因為經歷民主化後的臺灣，像 是一個“jazz band”難以整合，以至於更難適應知識經濟產業的挑戰。
社會鬥爭
能力弱化承襲了 Evans、Wong 等人以降的說法，卻帶有兩個問題。第一、發 展型國家無法解釋失敗。Evans 認為發展型國家是最理想的發展態勢，這樣的觀點 是建立在成功典範之上。然而，當發展型國家失敗時，並未能對稱的解釋，因為 這樣的問題反映出只要能力強化，問題就可以解決。第二、闡述新的國家—產業 狀態，卻尚未解釋國家轉型的原因。能力弱化說提出因為發展型國家的轉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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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國家無法如果去領導產業。然而，如果弱化是不好的，為何國家還要轉型？且 還要去挑戰當初無法成功領導的生物科技產業。
社會鬥爭對 Evans 說法最大的挑戰在於，國家與外部連帶的鑲嵌往往不只有
「合作」，更隱含了不同社會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而社會鬥爭往往是意外的，
而不是國家可以預期的。
關於臺灣發展型國家的失敗經驗，汽車產業是一個常見的例子。鄭敦仁與朱
關於臺灣發展型國家的失敗經驗，汽車產業是一個常見的例子。鄭敦仁與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