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一、勵志書籍與卡內基相關研究

從心理輔導的角度研究心靈勵志書籍相當豐富。劉芸菲（2016）以心理輔導 的專業角度進行文本分析，探究六本臺灣暢銷勵志書籍⁵的寫作風格、內容的科 學性及倫理性。研究發現心理勵志書籍採用的寫作策略有共同的特色⁶，倫理性 也很充足，但普遍誇大宣傳、貶抑負面情緒。從專業心理輔導的角度，不見得對 讀者有益。作者於文後建議閱讀專業心理輔導背景的作者所撰寫的書籍，因為書 中給予的建議有一定的科學理論依據。六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本土作家所寫的勵志 書籍，這也是研究者的本意—使研究結果較貼近臺灣真實的現況。然而，市面上 許多暢銷心靈勵志書多為外國翻譯而來。一本翻譯書籍的暢銷乃是國內閱眾在自 由市場機制下選擇的結果，反映了不同現象。因此筆者認為，只選擇本土作家所 撰寫的心靈勵志書籍而去除不看翻譯作品，研究結果不見得比較貼近國內現況。

翻譯而來的勵志書籍牽連到本國語言與翻譯後的語言，寫作風格在語言轉換的過 程可能會有微妙的變化。就筆者的搜索來看，較少從翻譯角度來進行這方面的研 究，或許是另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袁孝康（2005）以傅柯的系譜學（genealogy）和權力（power）概念為基礎，

為臺灣勵志書籍進行歷史考察。從1950 年代的反共文藝時期、六七零年代身心

5 六本勵志書分別為：《被討厭的勇氣》、《Get Lucky》、《與父母和解》、《LOVE》、《那些電影教我 的事》、《練習，喜歡自己》

6 勵志書籍多採用吸引讀者－留著讀者－改變讀者的策略；書籍藉由傳達效用、與他本書不同 吸引讀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同理讀者來留住讀者。非心理專業背景作者以鼓勵、傳達信念

資本化的現代勵志文學出現、到八零年代強調知識效用與個殊化自我，每個時代 因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不同，發展出來的心靈勵志書籍導向也不同。袁陳述的 脈絡著重在國內，與Mur Effing（2009）著重美國的勵志文學有些許雷同之處；

但袁孝康更點出：勵志書籍的轉型代表了權力與力量的鬥爭。將袁（2005）的論 述進一步擴大來看，不少研究者（Mur Effing，2009）認為美國作為強勢文化主 宰著勵志書籍的傳播。勵志文化所倡導的價值由美國形塑、以美國為圓心向外傳 遞，凸顯出文化權力的消長。不過Nehring 等人（2016）在 Transnational Popular Psychology and the Global Self-Help Industry 一書當中認為這樣的看法忽略了其他 國家中勵志書籍的發展。他們認為勵志書籍的創作是異質多元的（heterogeneity）， 並以印度、歐洲、西班牙等地區的勵志書籍發展及市場狀況來佐證。此外，他們 針 對 勵 志 文 化 以 各 種 形 式 （ 書 籍 、 節 目 、 課 程 等 ） 在 各 國 流 串 （ 跨 國 性 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進行分析，認為勵志文化並非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現象，而是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形式在發展（Nehring et al, pp.52-53）。

針對卡內基的研究而言，王瑋麟（2015）以 How to Win Friends 為對象的歷 史研究提供了筆者關鍵的歷史脈絡。王瑋麟首先刻畫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 美國勵志文學的出現與特色。而卡內基的《贏取友誼》有別於當時一貫強調美德、

工作至上和男子氣概（因當時的閱讀主要對象為男性）的論述，以閒適的人生觀、

找尋快樂之事、滿足客戶和消費者為導向。他所建議的成功法則跟別人不一樣、

目標讀者也專注在企業員工，乃是受到美國當時資本主義的影響，引起廣大共鳴。

王瑋麟針對的是美國早期的勵志文學發展以及卡內基初期發跡的時代背景。若能 同時觸及卡內基課程以及現狀發展，研究成果將能更完整了解卡內基風潮。除此 之外，Hayek 等人（2012）以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 (1948) 為對

象，進行敘述分析研究（narrative analysis），探討卡內基提出的建議和實踐方法 與日後發展出的正向組織行為理論（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OB）之間 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卡內基倡導的想法和正向組織行為的四大要素（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希望 hope、樂觀 optimism、彈性 resiliency）不謀而合。透過具體 檢視文本，這些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包含在卡內基的文本當中，解 開了卡內基書籍會受大眾喜愛的心理層面因素。Hayek 等人認為儘管該書實例可 能過時，或是過度簡化成功的途徑（頁279），但卡內基書籍的地位和正向思考的 概念仍具普世價值，深深影響現代人。

二、理論基礎

拉菲弗爾的操縱理論

翻譯學研究的焦點是流動、不斷變化的。在二十世紀末，埃文－佐哈爾

（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點出以「系統」的概念看待 翻譯。翻譯可能會受到其他不同的系統所影響，如社會文化、歷史等，因此翻譯 與其他系統是互通連結的。拉菲弗爾（1992）更進一步提出翻譯是原文另一種形 式的改寫（rewriting）。每一個改寫都反映了改寫者所處的外在環境、文化及社會。

因 此 一 部 文 學 作 品 進 入 社 會 情 境 當 中 ， 或 多 或 少 都 受 到 他 者 的 操 縱

（manipulation）。影響操縱的三個主要因素為：贊助人（patronage）、意識形態

（ideology）、詩學觀（poetics）。

贊助人可能是個體，也有可能是教育機構、宗教或政治組織、出版單位、媒 體等。他們居於讀者和原著中間的地位，操縱著該本書的意識形態，維持文學系 統和其他系統之間的一致性。贊助人也有可能主宰了譯者的經濟狀況、意識形態 以及社會地位；贊助人透過是否與譯者合作影響譯者的收入；贊助人選擇出版某 書，或如何出版某書就是意識形態的表現；贊助人決定和某譯者合作就是一種認

同肯定，影響了社會地位的高低（Lefevere, 2004, p. 16）。

意識形態為當時代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想。拉菲弗爾以安妮的日記為例 子，他發現荷蘭原版的內容和德國譯本所塑造出來的安妮形象很不同，德國譯本 中有關貶抑德國的概念、字詞都被抹去、減弱。拉菲弗爾認為這是意識形態所造 成的影響（Lefevere, 2004）。

詩學觀為當時代主要的文藝創作模式、文類、風格、主題等（Lefevere, 2004, p. 26）。詩學觀會影響一個著作在該文學系統中能否有一定影響力，同時也和意 識形態息息相關。例如非洲文化強調群體而非個人，因此傳統非洲文學作品的原 作者通常不得而知，並且以部族做為分類依據（Lefevere, 2004, p. 27）。

紐馬克的功能論

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認為文本依照功能可分為三大類型：表述

（expressive）、資訊（informative）、呼籲（vocative）。表述功能的文本即以作者 為主、透過文字抒發己見、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文本，例如文學作品、政府領袖 公文、學術著作等權威性言論，以及自傳、私人書信等（Newmark, 2005, p. 49）。 資訊功能的文本在於傳遞文中見解理論，與知識有關，攸關價值觀的判斷，形式 較固定，沒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例如教科書、技術報告、議程等（Newmark, 2005, p. 50）。呼籲功能的文本核心是讀者，主要用意是號召讀者去行動、思考或感知

（Newmark, 2005, p. 51）。一方面文字平實，一方面作者與讀者距離貼近，宣傳 文件、勸說文章皆屬於此類。

紐馬克表示一個文本不可能完完全全只歸屬於某一種功能，而是可能有多種 功能但其中一種功能特別明顯或特別重要（p. 52）。以 How to Win Friends 來說，

它傳遞了溝通和人際相處的方法，屬於資訊的傳播；另一方面作者意在感化讀者，

照著書中所說改變思考、做出行動，因此筆者判斷主要為資訊功能及呼籲功能的

文本。不過作者卡內基的地位在 書中並不像一般宣傳文件或教 科書透明，而是在閱讀中仍可感 受到他的存在和影響力，所以表 述功能的成分也存在，但較次

之。處理不同文本所要運用到的翻譯方法不同，紐馬克以Ｖ形圖解釋八種翻譯方 法（圖1）。 依照著重來源語或目標語的程度可以分成八種方法。紐馬克認為語 義翻譯和溝通翻譯是達成「正確」與「精簡」兩大目的的翻譯方法（頁61）。語 義翻譯偏向原作者，以作者的思想為主，追求意義上周全，以重視原文字的感染 力。溝通翻譯則以讀者為尊，傳遞訊息及文本思想為主。可以說「語義翻譯必須 詮釋（interpret）；溝通翻譯必須解釋（explain）」（頁 60）。

How to Win Friends 利用平實的字句、第二人稱、驚嘆句和祈使句用法，穿 插對話、書信、故事、名人佳句和作者的建言，創造真實感。本研究期望能從小 單位的字詞到大單位的段落檢視不同年代的譯本如何處理這些元素。藉由不同譯 法所呈現出來的譯文是以何種樣貌表現，又會帶給讀者何種不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