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及譯者背景介紹

謝戴合譯的《處世之道》是最早的版本，翻譯於民國初葉，在內容及形式上 有鮮明特色，因此為本研究討論的重點之一。仲談合譯的《處世教育》在其出版 後陸續有不少抄襲本（賴慈芸，2013），推測流通甚廣，因此也把它納入討論範 圍。筆者為了研究方便，取得的版本是1956 年文化圖書出版的《處世文粹》，為 仲談合譯本的抄襲本（賴慈芸，2013），所以本研究雖以《處世文粹》為文本，

實質上是仲談合譯本的譯文。1930、1940 年代以臺灣的客觀環境而言，能以國語 進行翻譯的人相當少，因此國語作品時常為翻印中國初版的舊譯，或是由大陸人 士完成。謝頌羔、戴師石、仲淵才、談倫為大陸譯者。關於譯者戴師石的背景並 不多⁹，不過謝頌羔（1895-1974）在中國是重要的知識份子、教育家與文字工作 者。他一生與文字為伍，以編纂雜誌、譯介書籍為主要工作（趙曉輝，2017）。

他長期擔任上海廣學會編輯，不僅出版基督教相關作品，也出版大量科學著作，

以期透過西學新知啟蒙中國社會。謝頌羔強調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宗教類書籍佔 了他譯介書籍的主要一大部分，例如西方宗教寓言小說《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耶穌的生平》、《宗教教育概論》等。謝頌羔不只編輯、翻譯其他著 作，他也會透過文學創作來推動社會進步。例如他的散文隨筆《春艸堂雜記》（1937）

和《九樓隨筆》（1936），或是小說《理想中人》。從他的譯作與著作可以看出謝 頌羔以宗教為根基救民救國、富國強兵的思維（趙曉輝，2017）。他力圖從文字 教化大眾，介紹歐美新說，並以小品文講述做人之道及人格養成。從他眾多的譯

9 筆者猜測戴師石可能在民國初年擔任中國聾啞協會創立時期的顧問，同時也是上海福啞學校 的教師（關興，2002）。然而無法確定兩者為同一人，只能確定兩者生存年代相近，故僅能猜

作、編著來看，《處世之道》為其所做的奉獻之一。

仲淵才和談倫此書的出版時間和謝戴二人相近，所能找到的背景資料同樣相 當有限。仲談二人當時曾一起翻譯了《理智訓練》（Making the Most of Your Life，

1941），此外仲淵才也編著《成名與致富》（1946），由上海激流書店出版，這些 書籍都是相同性質的勵志作品。從上述提及的譯作序言來看，譯者及編者對當時 青年學子的教育著重學術而忽略處世之法有所感嘆，青少年犯罪、自殺等社會悲 劇由此而來。他們對當時社會普遍抱持悲觀想法，期望來自西方的這本處世之書 能注入活水。縱使對當下現況感到悲觀，但民國初期的譯者和編者往往兼具學者 身份，擁有知識份子的社會使命感，期望譯介西洋書籍救亡圖存，追求現代化（李 根芳，2007）。

1975 年林軫甫譯的《人性的弱點》四個月內再版七次（姊妹本《影響力的本 質》十個月內再版十一次），根據文內穿插的廣告，是連「三部高速印刷機的速 度趕不上讀者買書的速度」（頁158）；有鑒於該本書如此暢銷，同時也是第一本 命名為《人性的弱點》的譯本，再加上「人性的弱點」此書名在日後How to Win Friends 的譯本多所沿用，因此把它納入研究對象。臺灣當時正面臨經濟起飛。

出版業逐漸興起，但相關法令尚未成熟，而導致搶譯、亂譯、盜印的現象猖獗（張 毓玲，2002）。

林軫甫為台籍譯者，除了翻譯此書，還有《林肯的人格發展》（南京，1981）

和《追尋人生理想的要訣》（1990）。林軫甫在譯序中表示自己是在美國時代雜誌

（Time）和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第一次接觸到這本書，讀完後深受啟發感 動而有了譯介的念頭（頁5），因此他認為自己翻譯的版本是第一本中文譯本。中 譯本拆成兩本書籍，分別為《人性的弱點》和《影響力的本質》。林也表示，應 發行人要求，譯文忠於原著，同時又要為通順如中文小說的中國話（頁4）。林認

為自己的譯文已經十分流暢，但發行人仍找了編輯同仁一修再修（頁4），所以譯 者對該譯本的流暢度相當有把握。

最後一本為詹麗茹譯的《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 人》，因為該本為官方唯一授權的正式中文本，因此也是重要的討論對象。發行 人黑幼龍在序言寫到第一次看到的中譯本是1938 年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

也就是謝戴譯本。感嘆許多其他語言的譯本都光明正大地擺在書架上，唯獨中譯 本卻要躲在角落裡不見天日（頁 1），因此黑幼龍認為授權本才能有尊嚴地分享 卡內基的智慧，回饋社會（頁1）。

四本譯本分別在不同年代出版，從中可以看出跨時代的特色與翻譯手法，符 合本研究歷時性的目標，以刻劃出卡內基在國內八十年來譯本的轉變以及其背後 的文化意涵。

第二節 呼籲類文本的翻譯方法

針對原文文字而言，How to Win Friends 是一本心靈勵志書籍，運用直接、

清晰的手法切入主題以吸引讀者。使用許多第二人稱、問句、祈使句等方法貼近 讀者，營造同在的感覺。引用具有文化成分的譬喻、俚語、人生信念來說服、改 變讀者（劉芸菲，2016），具有紐馬克（2005）所主張的呼籲類文本的特色。紐 馬克同時認為使用溝通翻譯來處理呼籲類文本較恰當，因為溝通翻譯以讀者可以 接受、理解的表達方法進行翻譯（頁59），較能夠達到呼籲類文本的功能，也符 合呼籲類文本的目的。然而，讀者能夠接受、理解的表達方法因時代的變化而不 同，處理呼籲類文本元素的方法也不盡相同。譯者是否真的使用了讓讀者好理解 的翻譯方法也值得討論。因此本節期望透過觀察早期至近代的譯本如何翻譯上述 元素來檢視處理此類文本手法的異同。

原文當中，卡內基時常使用「你」（you）、「我」（I）等代名詞，像是作者在 眼前與讀者對話般。謝戴譯本通常選擇省略不譯，或以「我人」一詞代替「我們」：

我人無論在何時何地，均應審度對方之觀點如何？我人對付別人，應常常提 出一個問題：「對方何以如此？」或反躬自問：「我人如處對方地位，將如何？」

（1938，頁 111，底線為筆者自加）

原文用一個段落敘述的事情，謝戴譯本僅以幾句話整理帶過，因此也通常省去了 第一、二人稱。舉例來說，第一章第一節卡內基舉了美國羅斯福總統和塔夫特總 統之間的糾紛，最後卡內基自問自答： “Who was to blame? Roosevelt or Taft?

Frankly,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 The point I am trying to make is that…” (p.

24)。這裡的 “I” 指的是卡內基自己，他以自問自答的形式激發讀者思考。謝戴 譯本的譯文是：

這一件歷史上有名的故實，真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羅塔二氏的慘敗，

並非由於他們的能力的薄弱，其癥結所在，便是自相爭執；而爭執的原因，

便由於羅氏對塔氏的斥責批評」（1938，頁 3-4）。

原文中「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該責怪誰（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這種自 我主觀、作者現身說話的句子不見了，直接跳到了結論。又如第一章第二節的開 頭，卡內基以問句寫道：

There is only one way under high Heaven to get anybody to do anything. Did you ever stop to think of that? Yes, just one way. And that is by making the other person want to do it. Remember, there is no other way.（1936, p. 31）

謝戴譯為：「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冀圖使人替你效力；祇有一個方法：要言

之，即使人樂於從事而已。」（1938，頁 9）卡內基試圖和讀者（“you”）互動，

原文 “Who was to blame? Roosevelt or Taft? Frankly,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 The point I am trying to make is that…”(p. 24)

謝戴譯本

There is only one way under high Heaven to get anybody to do anything. Did you ever stop to think of that? Yes, just one way. And that is by making the other person want to do it. Remember, there is no other way.（1936, p. 31）

自己『情願』。（1939，頁 7）

林譯本

天底下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你是否靜心地 想過？是的，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使別人心甘情願地去做。

（1975，頁 21）

詹譯本

天底下只有一種方法可以促使人去做所有的事。你想過這個問題 嗎？是的，只有一個方法。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讓人願意去做所有 的事。記住，別無他法。（1991，頁 43）

從表1 的例子一可以看到仲談譯本與謝戴譯本類似，作者主觀的文字消失，

作者反問讀者的句子變成直接道出論點的方法。謝戴譯本在表2 的例子二有使用 第二人稱「你」，但是數量不多，僅有一個。而且向讀者丟出的疑問句（Do you ever stop to think of that?）和祈使句(Remember…)都省略了，少了作者和讀者對 話的感覺；作者在文中的主觀意識也消失；仲談譯本在例子二當中「你」的使用 比謝戴譯本多了一些，但同樣省去了作者的提問，直接了當地寫出作者的主張。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譯者受到東方傳統處世之書的影響，在處理呼籲、呼告類的 文體時，習慣直接單刀直入地點出重點，省略了作者與讀者對話的語句，看不到 作者在原文中明顯的存在意識。

反觀林譯本，則是如實譯出卡內基的問答：「這件事究竟應該責備誰呢？羅 斯福還是塔夫特？老實說，我講不出來，我也沒有這種興致去管它。我要指出的 一點，就是⋯⋯」（1975，頁 12）。「老實說，我講不出來⋯⋯」此句即營造出作者在 向讀者訴說的感覺；例二當中的「你是否靜心地想過？」更有當面質問讀者之感。

詹譯本在例子一當中則是有所簡化，沒有按照原文的語句譯出，但仍保留問句形 式。詹譯本在第二個例子就依照原文，以問問題來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離；同時，

「記住，別無他法」的臨場感和原文一樣。再次覆述，有凸顯與強調的效果。

早期的譯本習慣弱化原作者的情緒。從表3 例子可以看出，作者連用三個驚 嘆號，而且同一句子重複兩遍來表示驚訝之情。謝戴譯本和仲談譯本都沒有依樣

畫葫蘆。而是以「這話未免⋯⋯」和「說這話的人真是⋯⋯」來表示，不喜使用重複

畫葫蘆。而是以「這話未免⋯⋯」和「說這話的人真是⋯⋯」來表示，不喜使用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