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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如下架構。下一章節先說明知識創生的理論基礎。接著,詳述案例選擇、

資料收集與分析等研究方法議題。然後再報告研究發現,說明如何由工作實務中解讀科 學社群的創新實務,並由此分析團隊創生知識的組織能力。結論將由社群實務的組織能 力養成,提出理論與實務的貢獻。

貳、 文獻探討

組織如何創生知識?是組織科學界近年來最關切的重要議題之一。彼得杜拉克宣稱 (Drucker, 1993),在後資本主義的時代,我們已進入一個知識型的社會,而企業最重要 的資源,不再是機器設備、土地廠房,而是知識,是組織裡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 有效管理企業裡的知識,將知識成功轉換為創新商品,就是研發管理的核心議題。

過去組織管理學界,對於企業管理知識、創生知識的討論,主要可區分為兩大脈絡。

一是從知識本身出發,認為組織裡有不同類型的知識;因此,作好知識的管理與知識的 轉化,組織便能有效創新(Hedlund, 1994; Leonard-Barton, 1992; Nelson and Winter, 1982; Nonaka, 1994; Tsoukas, 1996)。二是從工作實務出發,認為知識就存在於我們

的行動當中,因此,要作好知識管理,必須由組織員工的工作實務著手,才能有效創生 知識(Bourdieu, 1977;Schon, 1984; Brown and Duguid, 1998; Lee and Cole, 2003;

Orlikowski, 2002)。

第一種論點,乃是將知識本身,視為組織最重要的資產,而為了作好知識的管理,

組織必須先有效區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Polanyi, 1967),然後在進行知識的編碼、轉 譯 、 移 轉 與 交 換 (Hedlund, 1994; Leonard-Barton, 1992; Nelson and Winter, 1982;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Teece, 1996)。Nonaka (1994)研究日本知名企業本 田(Honda)、佳能(Canon)、松下(Matsushita)、恩益禧(NEC)等成功創新產品的公司發 現,日本企業能有效將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並進一步將顯性知識內化為員工的知 識底蘊,正是這些「知識創生企業」的成功祕方。

延續知識分類的管理觀點,另外有學者提出在地知識與全球性知識、編碼知識與非 編碼知識、標準知識與非標準知識、程序知識與內容知識等。然而,學者 Tsoukas(1996) 卻直接批判這種知識二元論的觀點,並認為隱性知識是所有知識的必要成分;而事實 上,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乃是相互建構而成的。

Bourdieu(1977)以地圖和實際的行車路況來作比喻,地圖上的知識,能夠給你一個 行車的藍圖,卻無法幫助你解決在實際開車時所會遇到的各種可能路況,例如,突然的 道路封鎖、沿途中伴侶的意見分歧,以及颱風等天候狀況的發生。這些實際上在開車時 所會遭遇的狀況,絕非地圖上的知識可以解決,而是必須由駕駛依境學習,有效調適。

因此,真正的知識,是建構在實務當中。

Schon(1984)進一步說明,我們的知識,就存在於我們的行動當中(our knowing is in our action),他檢視建築師、心理學家、藝術工作者等五種專業人員的工作實務發現,

他們的工作不但充滿動態性,更需要依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對象,而有彈性的解決方式。

他稱這一類的專業從業人員為反思性的實務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除了個別的專業實務工作者,必須依情境變化,發展出不同的專業知識與工作實務 外(situated practice),學者 Weick & Roberts(1993)研究打火英雄與野戰部隊的團隊工 作實務,更發現這一類的專業團隊,必須發展出集體的能力(collective competence)以 隨時因應不同環境變化,作出即時性的反應與行動。Barrett(1998)與 Weick(1993)更認 為,發展臨機應變的工作實務(improvisation in practice)正是現代組織能有效創新,積 極學習,並推動組織變革的基礎。

因此,不論是對個人或對團隊而言,知識本身雖然是創新的基本元素,但是,如何 認定知識、善用知識,並隨時因應不同情境,發展出最新知識,則是一種能力的培養。

Orlikowsli(2002)研究跨國軟體工程師的工作實務發現,組織欲有效整合跨越不同時 區、地域疆界與不同政治文化的軟體工程師,進行新產品的開發,必須將這群跨域工程 師,視為一個特殊的社群,並且由社群實務的觀點(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發展 社群的集體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組織的知識能力。

Orlikowsli(2002)的研究,給與我們以下幾點重要啟發。第一,檢視跨領域的知識 創生,可以由實務社群(CoP)的觀點進行討論;其次,知識的創生,新產品的開發,乃 是一種集體養成的能力,而非單純的基礎網路建置、特殊策略領導或產品設計技能,就

能竟功。第三,這一類分散式的組織型態,需要仰賴特定的組織作為,藉由社群的身分 認同、面對面的溝通、能力的搭配互補、組織的支持等,來逐步建構團隊的集體能力。

本研究認為,由社群實務(CoP)的觀點,探索知識創生的組織方式,理解專業社 群的運作機制,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因為當前多數企業向外探求新知識的組織構型,確 實充滿了動態性與不確定性。同時,許多新興的合作、結盟、跨專業領域的創新組織,

正是以社群運作的模式、以不具有特定組織疆界的型態,在摸索新的知識,在激發新的 創新能量。例如學者所大力闡釋的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就是目前新興的組 織型態。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許多重要的科學發明,如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綠色能源 等,特別需要仰賴不同的專業知識學門,進行跨科學專業的結盟與合作(Bekkers et al., 2002; Mowery et al., 1996)。

然而,較為可惜的是,目前社群實務論者(Barley, 1996; Brown and Duguid, 2001;

Orr, 1987a; Wenger, 1998)多重視社群成員的學習脈絡與組成過程,而未能討論社群 如何創生知識,又有何特殊的運作機制。

此外,雖然 Orlikowsli(2002)提醒我們可以由分散組織的集體能力養成,來研究跨 域知識創生的組織作為,但是這樣的討論仍有所不足。首先,Orlikowsli(2002)的研究 仍是以同一種知識的創造,即軟體工程師的新產品開發為基礎,但是我們對於涉及不同 專業知識領域的合作創新,他所需要的集體能力,仍未有足夠討論。其次,就知識的分 布結構而言,跨國軟體工程師的知識,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與文化疆界;但科學家的專

業知識,卻是分布在不同的專業學門間。專業知識體系的疆界與鴻溝,某種程度上,比 地理上的距離,更為遙遠。第三,跨國企業雖需面臨地域性的差異,但基本上,他仍是 在企業型態的組織架構中,薪資、升遷制度與領導權威,仍會牽動整個新產品開發的進 程與成敗;然而,對於科學社群這一類專業知識工作者,他們的創新動機來源,顯然並 非由薪資酬勞所能決定。那麼,他們的創新機制與組織運作方式,就更為特殊,而值得 深入探討。

因此,本研究將以一個科學社群的創新研發實例為基礎,來探索這一類具有高度專 業知識含量的社群組織,究竟是如何進行知識的創生與管理。個案團隊是台灣大學的「無 線奈米生醫研發團隊」,他由八個分項團隊所構成,橫跨生物醫學、資訊電子、及通訊 網路等三大領域,主要目標在開發能植入人體的「多功能無線生理監測系統」,並針對 人體內的發炎指數、血醣、心跳等,進行量測後,傳輸到醫院端,以達到有效預警和遠 端醫療照護的目的。

這個特殊的科學社群成立六年以來,不但成功開發出「多功能無線生理監測系統」,

更在台灣兩度遭遇流行病毒危機時,於 2003 年的 SARS 期間與 2009 年的 H1N1 流感期 間,適時推出突破性創新的研發商品,有效化解國人的疑慮。對於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創 新能力,又能融合不同科學學門領域的社群組織,究竟在集體能力的養成上,有何特殊 的作法?這個團隊特殊的組織工作實務與社群的能力養成方式,將是本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