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翻譯」與「意識形態」方面的研究在大陸有不少成果，可能因為其特 殊的時代背景，所以這方面的研究較為盛行。臺灣近幾年針對意識形態與翻譯的 研究也漸漸多了起來；當翻譯的技巧與策略都討論的差不多的時候，評價翻譯優 劣的研究似乎也面臨了「意識形態」的問題。這些研究當中也有討論女性主義與 翻譯之關係的論述，14AGG《清秀佳人》中的女孩形象是其作品受人喜歡的關鍵，
在人物形象的探索中所牽涉到的翻譯與文化議題，與女性主義的思潮也有不少關 連。另外，大陸在經典作品的翻譯版本比較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有許多研究會以
「經典作品」翻譯改寫中的「意識形態與譯者的操控」為主題，如：《簡‧愛》、
《飄》、《紅字》、《魯濱孫漂流記》、《威尼斯商人》等作品都被討論過，都是以經 典名著為研究對象，考察不同年代譯本的意識形態相關議題。
目前臺灣尚無針對《清秀佳人》譯本比較的研究，不過在國際間，許多學者 都注意到在不同國家人們對安妮的認知差異、目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樣貌的安妮 等有趣現象。《安妮的世界：綠色屋頂之家安妮的新世紀》（暫譯，Anne’s World:
A New Centu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書中有一篇多位不同國家的作者15合作撰 寫的文章〈迷人的女孩：跨國安妮形象的文化傳譯〉（暫譯，“An Enchanting Girl:
International Portraits of Anne’s Cultural Transfer”），討論安妮在跨越國界（伊朗、
中國、日本、德國）之後，因應不同社會民情、意識形態、價值觀、政府宣傳的 思想標準不同所做的改變：伊朗的安妮是個願意犧牲奉獻的好女兒，譯本強調安 妮堅忍不拔勇於面對困境、解決問題的精神（170-171），影迷╱書迷也把安妮視 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173）；在中國，安妮小時候不淑女、聒噪、易怒的個性使 她不如她的好友黛安娜（乖巧的淑女）那般受到中國人的讚揚，好在故事結尾安 妮已轉變為傳統女性的模樣讓此書得以繼續在中國流傳，即使如此，在兩性較不 平等的鄉下地方依然還是不太能接受小時候「不乖」但長大變「乖」的安妮
（176-177）；日本的《紅髮安妮》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派去改造人心（尤其是婦女、
兒童、青少年）的作品，安妮在日本代表著模範學生、模範女孩，長大後能夠維 護一個模範家庭（181）；德國的安妮最初以與影集劇情安排相同的小說形式出 現，與原版的安妮比較起來差異不算太大，改變不算太多，甚至與德國國內兒童 文學中常有與性、性別有關的主題相較，安妮反而可為維多利亞時期保守勢力代 言（184-185）。由此可知AGG譯介到不同國家會呈現不同的面貌，依該國、該社 會的方式融入當地文化，這是一項有趣的現象與譯題；安妮來到臺灣也經歷了三 十多年了（1978 至今），她又是以怎樣的姿態融入臺灣的社會呢？
翻譯作品中意識形態的討論漸漸浮上檯面，其中包括了性別的議題，學者古 佳豔的論文〈馴化《小婦人》：中文譯寫本的文化再現與性別政治〉一文以《小 婦人》較有名的幾本譯本進行分析、比較，分析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策略，並討 論臺灣的譯本與原著之間不同的文化呈現面向，尤其是在塑造喬這個角色的部分 之差異，從差異中可發現臺灣的譯者，如何處理《小婦人》中的文化與性別議題。
文中提到：「廣義的說，兒童文學的寫作即是一種『翻譯』，由成人設想兒童讀者 所進行的語言文字、意識形態、價值觀『改寫』」（古佳豔 9），此處亦牽涉到了 兒童文學的寫作、翻譯與改寫的議題，兒童文學因為其讀者是現代成人認為應該 多加照顧、教育的兒童，作者往往會特地為其撰寫作品，在此一動機之下，產生 了什麼該寫給兒童看，什麼不能寫給兒童看的問題，而這也是一個社會對待兒童 的看法與態度。許多跨界作家在其成人文學作品與兒童文學作品對於同一主題，
處理的方式與寫作的尺度會有很大的差異，可發現作者對兒童特定的觀感與期 待，因此兒童文學的寫作本身的確就是一種「改寫」。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說過翻譯是一種改寫（rewriting）（101），而兒童文學又是一種改寫，
兩個層面的改寫加在一起，作品受操控的程度便會更加嚴重、複雜。若能觀察兒 童文學翻譯作品中傳達的訊息，加上時間縱軸的比較、理清，相信會是一項有意 義的課題。
在臺灣，以《清秀佳人》為題所做的論文僅有莊冠華的碩論《清秀佳人安．
雪麗的研究》，以蒙哥馬利的安妮系列作品作為討論範圍，針對其作品中的意義 與內容分為不同主題探討，從安妮的性格、親情與愛情、友情、師生間的情誼分 項探討，另外以小節的篇幅討論家、孤女小說背景、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資本主 義社會帶來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童工）、女性書寫、甚至還有提到一些殖民 母國的問題。此篇論文對《清秀佳人》及其一系列作品做了廣泛、全面的探討，
但也因為如此，每個主題的篇幅都不多，似乎無法做更深入或脈絡化的討論。研 究者最後點出安妮作為一個「充滿主見的女孩」，是女性要求發言的「開路先鋒」
（146）。關於這點，有不少研究者贊同安妮的先鋒特質，但也有些研究者並不認 同（在下一章中將會有更多的討論），筆者的問題是，這樣的「開路先鋒」，在一 百多年後的今天，不斷地被「再現」，呈現出什麼樣子呢，依然是開路先鋒嗎？
抑或已成為保守勢力的盾牌了？
AGG 在國際間有許多研究成果，光是近幾年就有 2009 年的《加了“e”的安 妮一百年：綠色屋頂之家的安妮的一百週年研究》（暫譯，100 Years of Anne With An ‘E’: The Centennial Stud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與 2010 年出版的《安妮的 世界：綠色屋頂之家安妮的新世紀》（暫譯，Anne’s World: A New Centu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都是一整本以蒙哥馬利的 AGG 為主題編撰的論文集；論文中 從各種面向討論 AGG，如媒體與教育的主題、安妮的全球化現象與後殖民、安 妮如何成為加拿大的代表標誌（icon）等議題。也因為安妮一書已跨越國界翻譯 到世界各地，翻譯的議題（像是不同國家的翻譯狀況）也是論文選集中少不了的 主題，許多學者紛紛以其所在的國家，或是能夠研究的語言進行相關的研究。亞 洲方面，尤以日本的研究成果為多，安妮的風潮在日本比臺灣更早開始，流行更 久，因此研究者也更多。另外，2010 年 5 月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辦的「兒 童文學與翻譯」研討會中，愛爾蘭學者馬緹娜‧賽弗特（Martina Seifert），就以 安妮為題發表論文〈我們在說哪一個安妮？加拿大經典的傳譯〉（暫譯，“Which Anne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Transmission of a Canadian Classic”），討論 AGG 在 德國的翻譯情形，觀察到很有趣的情形：很顯然，德國譯者使用「歸化」的翻譯
策略，賽弗特提到在德國許多人都不知道 AGG 的作者是加拿大人。這與臺灣早 期（1981 年）張彥勳翻譯時採取的策略是類似的（1991 年後的譯本則大致採異 化策略），讓安妮看起來像是在臺灣唸書的孩子，不過不同的是地名採用音譯，
並非採用臺灣的地名，更精確的說，故事背景設在一個像是臺灣但又有一點點歐 化的虛擬之地，而這樣的譯法推測是承襲自日文譯本，不過因日本與臺灣文化較 相近，又受過其殖民，因此不易區分那些用語來自日文，那些是台灣譯者自行選 擇轉換的中文，讀中文譯本的感覺就會像是發生在臺灣的事情一樣，尤其是提到 師範學校的部分，更難區分是日本的或是臺灣的。因此，基本上張彥勳的翻譯在 無法研究日文譯本的狀態下，只與英文原文比較的話是屬於歸化策略的翻譯，這 是以翻譯的小說內容來說。另一方面，此書故事結尾後也有作品說明介紹了加拿 大的原作者蒙哥馬利與她創作 AGG 的過程，因此又不是完完全全的歸化翻譯。
本研究聚焦於人物（安妮）的形象，以社會對女孩的期待為探討主題，觀察 在不同版本的中譯本中呈現出的文化環境與女孩形象有何差異，其欲強調與張揚 的特質為何。《安妮的世界》（Anne’s World
）
書中亦有多篇探討安妮的外貌與人 格特質，瑪麗‧珍‧莫蘭（Mary Jeanette Moran）在〈「我永遠不能像天使般美好」： 綠色屋頂之家的安妮中的女性倫理書寫〉（暫譯，“‘I’ll Never Be Angelically Good’:Feminist Narrative Ethics in Anne of Green Gables”）文中討論安妮在書中呈現的形 象與其欲彰顯的女孩應有的行為，並列舉許多例子說明不少受人喜愛的少女小說 中的女主角在小說結尾時都會變得乖巧、聰慧，具備進入社會的女性特質，如《小 婦人》的喬在續集成為好妻子；《紅髮少女》（Caddie Woodlawn, 1935）中的凱蒂 在結局時也由男人婆（tomboy）的行徑改變，去學習一個淑女應該要做的事情（如 縫紉）；《清秀佳人》的結尾也是安排讓安妮繼續留在家中，中斷了大學的求學目 標，在家照顧馬莉拉，成為教師；讓安妮從一個活在幻想世界中，時常惹麻煩的 女孩，長成一位成熟、懂事的少女。這類的小說其實都提供了當時、當地的理想 女性的楷模、典範，反映出社會對女性的期待。AGG 在國際間儼然以成為一門 跨國、跨文化、跨領域的研究場域，以蒙哥馬利的經典作品為主軸，放射到世界
各國，或是從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投射回加拿大，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以各種角度、
方式研究安妮的現象。在臺灣，《清秀佳人》也曾掀起一股熱潮，並在這段歲月 中不斷再出版、再現，已成為青少年文學經典選集中經常出現的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