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comes and moderators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life & social boundary expansion）
有別於傳統的訊息媒介，新傳播科技低成本、無時空限制與多元樣態的特性 使人們在生活與人際面向均能有寬廣的延伸性，然而，這樣的延伸效果並非全然 皆為正面，正如本研究前述所提及的，新傳播科技之於生活與人際關係事實上是 一把雙面刃，它為人們帶來了正向影響，但負面效果亦同步伴隨而生；Valkenburg 與Peter（2007）的研究中遂將網路溝通對人們福祉（well-being）的影響一分為 二，並加以探討：其一，「刺激（stimulation）」反應指的是網路溝通對於人們福 祉能刺激正向影響，透過網路溝通即時且無地域限制的特性，人們可與既存朋友 多些時間共處與互動，添增彼此間的友誼關係和品質；其二，「替代（displacement）」
反應則說明網路溝通會降低福祉，因為把多數時間耗費在網路上，反而使人們與 既存友伴的互動時間減少，進而影響彼此之間的友誼關係與品質。然而，除了這 些效果以外，還有哪些是值得進一步釐清與探討的？是我們希望繼續探索的方向。
本研究試以兩個軸面（亦即個人—社會、正向—負向）將生活與人際延伸所帶來 的結果區分為四大面向加以闡釋（如圖 20 所示），其中囊括：個人正向影響、社 會正向影響、個人負向影響、與社會負向影響。
圖 20 新傳播科技之於生活與人際延伸的影響 焦慮感、孤寂感、
難以區隔受眾、
過度保護隱私、
形象管理壓力、
網路成癮
快樂感、主觀幸 福感、生活滿意 度、成功老化因 應、延緩衰老症
狀
社會倦怠、人際 衝突、人情壓力、
網路霸凌
契結型社會資本、
橋接型社會資本、
活躍社交參與、
社交連結
負向 正向
人際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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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向結果變數（包括個人與人際）
整體而論，生活延伸可為人們增進知識汲取的能力、拓展視野與眼界、豐富 各種生活面向；而人際延伸不僅為人們增長結交合適新朋友的能力，亦能同步維 繫舊有關係，以建構完整的社交支持系統與社會資本，此外，還能活絡社交參與 的可能性。這些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不論就個人層面、或是社會層面均 對人們福祉有極大貢獻。
本研究認為：就新傳播科技之於生活與人際延伸的「個人正向影響」而言，
可使用「快樂感（happiness）」、「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與「生活 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變數來加以探討（Abdel-Khalek, 2006；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Heatherton & Polivy, 1991）；而針對面臨老化問題的熟齡 族群，「成功老化因應（successful aging coping）」與「延緩衰老症狀（delaying aging symptoms）」則是我們更想進一步加以了解的新傳播科技對個人之正向效果。
再者，關於新傳播科技之於生活與人際延伸的「人際正向影響」，我們認為
「契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活躍社交參與（active social engagement）」、以及「社交連結（social connectedness）」是可多加探索的方向（凃保民、黃月琴，2017；Köbler, Riedl, Vetter, Leimeister & Krcmar, 2010；Williams, 2006）。
（二） 負面結果變數（個人與人際）
在深究新傳播科技之於生活與人際延伸的負面效果，統整自過去研究，我們 認為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個人負面影響」可從「焦慮感（anxiety）」、「孤寂感
（loneliness）」、「難以區隔受眾（difficulty in audience segmentation）」、「過度保護 隱私（privacy overprotecting）」、「形象管理壓力（pressure of image management）」、
「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等變數來加以理解（Bellman, Johnson, Kobrin &
Lohse, 2004；Child, Pearson, & Petronio, 2009；Demetrovics, Szeredi & Rózsa, 2008；
Marteau & Bekker, 1992）。
而其帶來的「人際負面影響」，則可試著從「社會倦怠（social burnout）」、「人 際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人情壓力（pressure of owing one’s favor）」、「網 路霸凌（cyberbullying）」等面向加以釐清（凃保民、黃月琴，2017；Feinberg &
Robey, 2009；Patchin & Hinduja, 2006；Sengupta & Chaudhuri, 2011；Vandebosch
& van Cleemput, 2009；Willard, 2007）。
（三） 調節變數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各面向之因果變數，本研究認為個人 所自視的健康狀態與認知、自我效能、與風險感知程度等變數，會影響生活延伸 和人際延伸的可能性與程度，因而我們提出「主觀健康狀態」（self-evaluate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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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 新 傳 播 科 技 之 自 我 效 能 （ self-efficacy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與「新傳播科技之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可能為具影響力且重要的調節變數（ Dutta-Bergman, 2004；
Engelberg, Flora & Nass, 1995；Hocevar, Flanagin, & Metzger, 2014；Kim, Lee, &
Eli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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