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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聞框架與社會運動

下面的章節,將從社會運動的相關討論開始,從消息來源和社會情境等兩項因素接 續討論Wolfsfeld(1993)所提及五個影響新聞框架的因素;並且從社會運動的觀點,

探討社會運動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接續再來探討媒體如何報導社會運動的公共議題。藉 由媒體報導的角度,提出實證研究中所分析的一些重要新聞框架;最後,藉由這些新聞 框架分項的討論以作為本研究分析之架構。

新聞框架研究常被用來廣泛討論的主題,就是媒體框架和公眾議題間的關係;這些 討論除了包括框架如何影響民意之外,最常應用於研究之中的,就是消息來源使用的框 架策略和其效果如何影響該社會事件。

因此,欲探討電視新聞和社會運動間的關係,可以從兩部份著手,一個是從社會運 動學中「消息來源的框架研究」及媒體框架中「新聞報導公眾議題之框架」兩個層次來 回顧文獻。本節就「消息來源的框架研究」,探討「媒體和社會運動」間的關係。

這個部份,就如同Wolfsfeld(1993)所提的,影響新聞框架的五個因素,除了新 聞媒體和記者本身之外,還會受到「新聞事件的訊息提供者,即消息來源」和「社會事 件的情境」。也就是說,新聞框架也常會受到原始組織團體影響的程度(或呈現過程的 狀況),例如社會衝突的爭議,常用以遊行示威方式呈現,結果常會忽略了爭議本身的 意義。

社會衝突的爭議,常會因為媒體框架的效果,選擇並突顯了某部份社會事件的事實 或被消息來源營造的社會情境,使得記者在採訪新聞時完全隱匿了該衝突背後的公眾議 題,這樣的觀察黃蕙萍(2005)曾在她的研究中,拿 Cappella & Jamieson(1997)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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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寧(2003)的兩篇新聞框架研究來比較。

黃蕙萍(2005)提及,這兩個研究的策略框架,都使用競爭語言、衝突性較強,議 題框架較少這些特點,都以兩造對立的型態架構新聞。她認為過去媒體在報導爭議性公 共議題時,經常無法跳脫以爭議中對立人物(或組織)為中心的報導型式,也因而忽略 真正有助於公共審議及民主運作的訊息。這跟也證實了Wolfsfeld(1993)所提,影響 新聞框架的因素最後一項「社會情境」裡消息來源(特別指涉社會組織團體)跟記者之 間互動而導致的框架效果。

再者,我們必須對「社會運動」做出定義,「社會運動」通常是透過被社會權力排 除的團體所發起的由下而上的行動,是一種體制外的集體抗爭活動,而為了號召參與 者,因而必然會透過各種方式提出新的觀點或理想,例如婦女運動與兩性平權,最終的 要求則是希望改變社會現有制度的安排,並符合公義的原則(謝高橋,1991;王甫昌,

1999);因此,從資源動員理論來看,擁有越多資源的社會運動、組織能力越強,可選 擇的抗議籌碼越多,同時採取和平的抗議方式也較容易,所以群眾是否採用較溫和或較 具衝突性的抗議方式,取決於社運本身的資源多寡(Piven & Cloward,1979)

另外,Tarrow(1998)曾從集體行動的概念出發,進一步闡釋社會運動的幾項基本 特質,包括了「集體挑戰」(collective challenge)、「參與者的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集體挑戰」是說,因為社會運動是一種人們透過體制外的行動,必然要採 取一些直接且破壞性的行動,藉此對抗當權者或當時的社會文化符號體制(cultural codes);更重要的是,社會運動團體會透過提出集體挑戰,來獲取支持者或是當權者,

甚至是第三勢力團體的注意,進而讓這些擁護者出現。

而後者則是因為他認為,除非人們擁有正當理由,否則不會為了社會運動的活動而 犧牲自己的時間與體力;而參與運動者的共同目的,除了階級中普遍的或重疊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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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為了提高能見度而共同宣稱某項概念。此時,具有共識是相當重要的,唯有透過 領導者提出深植人心的團結感與集體認同感,才能讓有志參與運動的人們據此而行動。

另外,隨時保持爭議的政治哲學(sustai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和掌握政治機會 是社會運動要得以維持下去的基本條件。Tarrow 認為社會運動到了後期的階段,不可 能在單一領導者或組織的控制之下而進行,除了持續保持對現狀挑戰的特質之外,把握 住政治機會與限制(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的轉變,並從其中發展出新的運動契 機;他並強調,社會運動的浪潮不可能僅靠單一團體或單一運動,除了藉由拓展運動議 題的廣度之外,讓其他團體或社會菁英有所反應才有持續的可能(Tarrow, 1998;轉引 自李明炫,2007:28)。

其實仔細深究社會運動的本質,它就是一種社會公眾對於某些政策的不滿,運動本 身只是一種手段和發聲的方式;通常來說,社會民眾對公共政策的意見表達,可以分為 直接管道和間接管道。間接管道指民眾通過正式管道(例如選舉)與非正式管道(透過 政黨、利益集團和大眾媒體)等方式進行表達;直接管道則包括投書、遊說、請願、遊 行示威,以及座談會、聽證會、民意調查和公民投票等方式(余致力,2002)

但是,並非所有表達意見的管道都能在媒體上享有能見度,特別是電視媒體。電視 新聞媒體近來強調以「視覺」為主要訴求,本研究為探討電視新聞報導社會運動事件的 新聞框架,將「電視新聞報導社會運動事件」的範圍定義在「大型的集會遊行或示威抗 爭、社會衝突事件」。

Gitlin(1980)等學者提出,當時的紐約時報用一種帶有大量的負面框架方式報導 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而 CBS 則對學生運動報導選擇不 同的框架策略,來呈現此社會運動,例如瑣碎化 (trivialization)、極端化(polarization)、

強調內部歧見(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邊際化(marginalization)、貶抑遊行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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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aragement)、貶抑運動的影響力 (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等等。

Gamson(1988)等學者藉由社會心理學的分析方法,把框架效果的焦點從媒介本 身轉移到了政治活動的參與者上,他們發現民眾並不信任政府口中,對該社會運動衝突 的議題操縱和解釋,反而發展出另一種對該運動的看法和角度。Gamson 等人稱民眾這 種態度叫做「重新框架效應」(reframing acts),它不僅讓民眾藉由對政府的質疑重新關 注起該社會運動,也因此漸漸成為該運動的參與者。因此,在Gamson 其後(1992)的 研究中,他認為「框架」對於社會運動影響,具有「號召大眾參與運動」(collective action)

的作用。「框架」的研究也被用來討論「社會運動組織」和「公眾」之間,對議題詮釋 和如何號召民眾。

由此,「框架」開始討論到人的思考和行動之間的關係。Tuchman(1978)認為人 們藉由框架來建構意義,也透過不同的框架解釋社會事件。在社會運動學者的角度來 看,框架是事件或文本的「核心意義」(central organizing idea),會隨信仰和價值觀有 所不同,也是引發動作或溝通行為的核心原因,會影響社會的真相(轉引自陳韻如,

1993)。

Tuchman(1978)的研究還發現「框架提供了公民討論公眾事務的標準」,後人的 研究中,也指出新聞框架確實會影響、甚至是形塑出公眾對政治議題的認知(Holli &

Patti, 2000),如Saris(1997)的研究中發現,歐洲民眾會輕易受到新聞媒體中對各種歐 盟議題的框架而影響他們對該議題的態度。

張依依(2008)在研究紅衫軍事件時,進一步強調當人或組織只強調事件的某個面 向時,讓人只著眼於事件的符號和象徵意義而忽略其他面向時,媒體或閱聽眾詮釋這些 訊息時,也會再次產生框架效果,重新解讀事件。而社會運動團體所希望的,就是透過 框架的操作,清楚呈現社運的主旨、並連結公眾的信念或價值觀,如果公眾對該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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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核心意義暸解越多,就越能認同該運動,進而引發公眾的行動,追隨該行動。

因此,對於社會運動團體而言,框架是一種重組訊息和號召民眾行動的資訊策略,

以此為目的框架研究甚多,在國內早期的社會運動報導相關研究中,陳雪雲(1991)針 對當時媒體如何執導所謂的黨外運動為例,探討早期台灣的新聞媒體如何建構社會現 實,結果發現當時媒介結構(報禁仍未解除)的關係,當時所謂的黨外運動的媒介接近 性並不高,且運動發展的初期,新聞媒體並沒有給予社會運動者有意義的發言空間。

媒體報導也常會因為當時的媒體環境而出現報導的偏差,陳雪雲(1991)的研究也 發現,解嚴前黨外群眾活動在媒體議程上所呈現的意義皆是負面的,那些黨外人士的活 動是「一群非法活動者,具有軍事武力或暴力動機,政府應嚴格取締,以維護社會安定 和全民團結」。

隨著媒體環境改變,社會運動跟媒體報導也產生轉變。張桓凱(1997)指出社運團 體建構的框架竟和媒體報導策略相關,他研究蘭嶼原住民反核活動歷程中,社運團體和 新聞媒體對於反核廢運動的意義建構情況、社運團體如何建構運動的意義以及社運團體 如何建構反核運動在媒介上的意義呈現。最後發現媒體文本中最常出現的框架居然跟當 時的社會運動團體所著重的面向一致,可說是社運團體影響媒體報導的最好例證。

另外,媒體的框架採用,還會受到媒體自身的立場而企圖進一步影響民意,如黃惠 萍(2003)在她的針對「反核四」的研究中,發現媒體報導「核四案」主要框架的採用 也是看核四新聞頻率與核四立場的中介變項。受眾看愈多核四相關新聞,愈易採用媒介 主要框架認知核四,也因而愈傾向贊成續建。這指出,媒介主要框架所隱含的擁核立場

另外,媒體的框架採用,還會受到媒體自身的立場而企圖進一步影響民意,如黃惠 萍(2003)在她的針對「反核四」的研究中,發現媒體報導「核四案」主要框架的採用 也是看核四新聞頻率與核四立場的中介變項。受眾看愈多核四相關新聞,愈易採用媒介 主要框架認知核四,也因而愈傾向贊成續建。這指出,媒介主要框架所隱含的擁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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