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間健康差異及其相關因素

雖然近年來有些實証研究指出移民者有較好的健康狀態並驗證移民 者健康理論，但有些實證研究結果並未完全支持該理論。Zelkowitz (2004)探討在加拿大蒙特利地區，懷孕的女性移民與憂鬱相關的心理社會 危險因素，共招募了 119 位個案參與，以問卷評估其憂鬱、軀體症狀、

功能狀態、社會支持、生活壓力事件和婚姻調適，發現該研究族群憂鬱 分數顯著高於正常值，移民與遷移對於懷孕的移民婦女有高風險的憂鬱 症狀。學者Wu Hua-Yu 等人（2004）分析 493 位新移民女性在台北縣社 區醫院健康狀況病歷記錄，包括病史、體格檢查參數、血清學檢測數據 傳染病、尿液的藥物使用、糞便樣本數據的腸道寄生蟲，和胸部X 光（主 要以排除肺結核）。結果發現由於新移民女性疫苗接種率低，因此對德國 麻疹病毒及腸道寄生蟲病的是有較高的感染率，及較高的結核病罹病率。

國內以比較性的量化研究討論外籍新娘自身的健康問題主要有陳若 蓉(2005)與莊麗君(2005)的研究，前者所選取的中國新娘是自中華救助總 會的服務名冊中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樣本 140 位，以結構式問卷訪談 測量樣本的健康生活品質並將結果與一般台灣人的常模分數做比較。後 者則自台中地區某社區中立意選取台籍、中國籍與東南亞籍各80 位，亦 以結構式問卷訪談測量樣本的健康生活品質，並比較三者間的差異，然 兩者間的研究結果呈現不一致的情形。前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籍新娘比一 般台灣人有較差的生活品質，然而後者的研究卻發現東南亞籍較中國籍 和台籍的新娘有明顯較好的生活品質(莊麗君，2005; 陳若蓉，2005)。國 際間族群健康的相關研究中，許多研究發現比起美國本地婦女而言，移 民婦女隨著社會支持程度的減少，與壓力有關的身體不適症狀和相關的 疾病發病率也隨之增加(Ponizovsky ＆ Ritsner, 2004)。國內研究也指出跨 國婚姻包含移民適應與婚姻適應，其壓力常轉化成身心問題，包括焦慮、

憂鬱、情緒欠穩、精神疾患等問題(王秀紅、楊詠梅，2002)。但有研究也 顯示出拉丁美洲的移民者比起美國本地出生的拉丁美洲族群有較低比率 的焦慮和物質使用相關疾病，其原因可能來自於移民者受益於在其原籍 國的保護，灌輸他們對精神疾病障礙的相關風險(Alegría et al., 2008)。綜 合上述，族群間的健康差異以及造成差異的可能因素，在不同移民族群 和在地出生族群之間，存在著社會、經濟、文化包括社會支持、社經地

位、文化中對健康的態度等，和移民者本身的能力包括壓力調適能力、

語文能力運用社會資源的能力及天生的生理因素等差異。

一、 壓力及生活適應、社會支持和健康的關係

根據研究指出，移民者離開原本熟悉的家庭，經歷移民過程在新 社會中定居，其面臨的壓力源來自於文化及語言的差異所造成的衝擊、

可能有較低的社經地位及不穩定的工作狀況等。即使是在最好的狀況 下，移民仍是一種壓力的調適經驗(王秀紅、楊詠梅，2002)。由於移民者 的健康會受到生活適應、壓力、及語言困難和憂鬱症狀等因素的影響，

因此移民者和在地一般民眾健康差異也會受到上述這些因素之差異的影 響，如：Ponizovsky 和 Ritsner (2004)研究 1989~1992 年居住在以色列的 俄羅斯移民族群，其自述寂寞型態、身體壓力症狀及社會支持，並與當 地居民做比較，根據當地移民局提供移民者資料，隨機選出 400 人進行 訪視及問卷填答，寂寞型態測量是使用 The Revised UCLA-Loneliness Scale (R-UCLA-LS)，精神壓力測量是使用 Talbieh Brief Distress Inventory (TBDI)，社會支持測量使用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研究結果指出：與壓力有關的寂寞感是一種廣義負向 的生活經驗，比起一般民眾，移民族群有較高的寂寞經驗。

Tilden（1986）將社會支持分為正式及非正式的，正式的支持是指由 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支持，非正式支持是指由配偶、子女、親屬和朋友等

非正式網路成員所提供的支持。而Ritsner 等人（1997）研究指出，移民 者的壓力和痛苦增減與社會支持及朋友的協助有明顯相關，具有較好適 應型態的移民者，存在著較高的社會支持（以家庭支持最為顯著），而具 有較高的朋友支持，則是使移民者適應型態由負向轉為正向的主要關 鍵。Hedemalm 等人（2009）比較具有心衰竭疾病的移民者和瑞典本地患 者，在改變身體的限制、情緒狀態、社會支持及自我照顧上是否存在差 異，其研究顯示：在壓力症狀、身體功能及情緒上，二者是相似的情況；

在社會支持上面，移民者較需要有人分享生活並受到關注。國內學者劉 秀琪(2004)比較苗栗地區台灣、外籍、大陸育齡婦女育嬰知識、態度、社 會支持與嬰兒生長發育狀況。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社區中台灣籍111 位，外籍89 位(以東南亞籍為主)及大陸籍 80 位有嬰幼兒的婦女，年齡平 均在 26.4 歲。結果發現：育嬰態度並無顯著性差異，然育嬰知識卻有顯 著差異，雖然中國籍經濟狀況較佳者比經濟狀況較差者有較多的社會支 持，但中國籍的婦女社會支持度顯著低於外籍及台灣籍。

國內研究也指出，在台灣新移民女性的家庭暴力是一個日漸嚴重的 社會問題。隨著跨國婚姻來到台灣，她們往往必須適應母國與台灣之間 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差異，根據研究顯示雖然外籍配偶之家庭暴力的個案 數少於本土婚姻，但若以實際發生率來看，外籍配偶的發生率則高達十 萬分之4083.12，為本土婚姻的 23.17 倍(張光磊等，2005)。

二、 生理因素和健康的關係

新移民女性自身健康不僅影響個人，也會影響到家庭及社區，從心 理、生理到社會健康皆值得重視，洪宜盈(2004)分析戶政司的調查資料，

分析外籍配偶家庭本國先生的健康狀況、工作狀況與其子女的健康狀況 (包括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或重傷病)，發現約有兩成的外籍配偶的先生是 榮民、身心障礙、原住民、低收入戶者等弱勢族群，東南亞籍和中國籍 配偶的國籍別對子女健康狀況的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反而是不健康的 本國男子，其子女較易有發展遲緩、重大傷病的情形。因此探討外籍與 本籍配偶家庭女性配偶的健康與其子女健康或發展狀況之影響因素，不 應忽略男性配偶本身的特質。McDonald 和 Neily（2009）使用 1998–2007 年美國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調查移民婦女其子宮頸癌及乳癌等疾病盛行 率是否低於美國本地女性，結果發現移民女性使用使用基本保健服務包 含癌症篩檢顯著低於美國本地女性，但在子宮頸癌及乳癌盛行率顯著低 於美國本及女性。

三、 健康行為和健康的關係

研究指出許多危害健康行為如：吸菸、飲酒、嚼檳榔等可能對人 體身體及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經常性的吸菸和過量飲酒會導致心血 管疾病及多部位癌症之致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而嚼食檳榔亦與口腔粘 膜下纖維化、口腔黏膜白斑和口腔癌等口腔疾病變有密切相關，並增加

慢性疾病發生的可能性，但可以藉由促進健康行為加以預防或控制，因 此顯示出健康行為對身心健康健康的重要性(李煥鈞，2004)，國內針對台 灣東部229名原住民婦女酒精、香菸、檳榔和毒品的研究顯示，母親有嚼 食檳榔習慣和產婦的年齡對不良生育結果有顯著性影響，而調整後的產 婦年齡，嚼食檳榔的婦女其不良生育結果是沒有嚼食檳榔者的5倍(Yang et al., 2001)。Sen和Swaminathan (2007)研究指出母親有暴露於吸煙、飲酒 與各種不利身體健康行為者，不僅影響生活品質且有較負向的身體健 康，與兒童的發展和認知問題也存在著相關，對於兒童日後問題行為的 發生率有顯著增加。盧龍泉等人(2004)利用Anderson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 模式，探討人格特質對菸、酒、檳榔不良習慣與醫療資源的利用，發現 有一種或一種以上不良行為組合對於個人健康認知行為，有顯著性的影 響，當不良行為越多醫療資源利用也就越少，其自身健康認知越低。國 內洪兆嘉及張珏（2006）的研究也指出由於女性生理特性，對於過量或 長期飲酒所產生生理負面影響較男性嚴重且發展快速，易產生神經極認 知功能障礙，影響其判斷力及反應，酒精肝病變的發展較男性快速．顯 著增加得乳癌的風險及影響生殖功能，對婦女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影響及 衝擊。許晉誠等人(2008)使用台灣出生世代(Taiwan Birth Cohort Study, TBCS)先驅計畫以2003年11、12月台灣地區出生之嬰兒為抽樣母體，抽出 1,783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其出生後十八個月時之訪視調查，發現母親之

不良生活型態，尤其是吸菸會造成幼兒不良影響之結果，而國內研究也 指出子女特質如：性別、疾病類型、生長發育情形、健康狀況等因素，

這些都將造成父母的壓力，進而影響其自身心理和身體健康狀況之維持 (吳佳玲，2008)。

四、 兒童發展相關問題和母親健康的關係

出近年來政府開始推動早期療育制度，兒童發展遲緩問題的評估和療 育逐漸受到重視，但卻少關注有發展問題兒童家庭所受到的影響，尤其 是最常擔任兒童主要照顧者的母親，成為此壓力事件下最直接的衝擊者 (許靖敏，2002)，且育有嬰幼兒之母親與母親本身的健康狀況有某種程度 之關係，嬰幼兒的發展或生長的相關問題與母親的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茲將相關文獻探討敘述如下：

(一) 低出生體重

國外 Eiser 等人（2005）對二歲的兒童母親之生活品質進行調查發現

國外 Eiser 等人（2005）對二歲的兒童母親之生活品質進行調查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