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發展情形

一、日治時期的開墾

清光緒 21 年(1895)，甲午戰敗，清廷將台灣割予日本，台灣從此淪日本的 殖民地達 50 年之久。日本經營台灣的策略之一是：建立台灣初級產品回銷日本 的能力，同時創造日本人在台灣的優越經濟利益，然而，當時台灣的土地制度、

貨幣、度量衡都很紛亂，交通情況也不好，旅客不是徒步便是坐轎，貨物則肩挑 背負，難以運至遠方，有鑑於此種情形除非加以改善，否則產業無由開發，無法 獲得經濟效益。為了達成目的，殖民政府斷然採取幾項重要的措施，包括：建立 嚴密的警察制度、統一度量衡和幣制、實施土地調查與建設交通，另外由於日本 訂下「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側重對農業資源的開發和農產品 的輸出，為增加稻米與甘蔗產量以供應日本國內所需，因此大力投入於農業的發 展與建設，積極推動各項農業改革工作，並對農產品運銷所需的交通設施，無不 盡其所能地加以建設，例如：現今的光復路一帶，以前是新竹與樹杞林(竹東) 間的輕便車的軌道，交給糖廠的甘蔗、竹東的木材，過去皆以輕便車運送，這種 交通工具完全依賴人力來掌控，當車子由頭重埔進入金山面上坡之際，司機無法 拉動時，乘客必須下車，甚至要幫忙推動車子，在日治時代之前有供人搭乘，由 於必須買車票，所以是有錢人才搭乘，當時無法擁有私家轎車代步的民眾，出遠 門則必須仰賴輕便車，而後來因為有公共汽車，輕便車才以運送貨物為主，有時 甘蔗從竹東推過來，途中可能需要過夜休息，便常選擇軌道旁的店家停歇，雖然 此時店家數量不多，輕便車的軌道行經支持了當地商業的存在，而輕便車軌道的

圖 2-2

輕便車(資料來源：陳 騰芳，1995)

設立，亦奠定日後光復路交通的基礎。

《新竹市志》中記載，金山面地區的埤塘，隨台地面的傾斜方向而成串珠形 分布，早期是該地旱地水田化的基礎。金山面地區的農業是典型的看天田，除了 冷水坑再「春夏出泉」，能提供單冬水田灌溉之外，本區全域處於缺水的高台地 上，新竹市的灌溉水圳，隆恩圳、九甲埔圳的最源頭都在本區低位的頭前溪取水，

因此水圳的灌溉方式與本區絕緣。受地形、氣候的影響，配合農業發展的需求，

擅於在淺山丘陵地農耕的粵籍墾民漸漸發展出堆築埤塘，儲水灌溉的農業經營形 式，將發源於金山面的柯仔湖溪、冷水坑溪、潭後溝溪等溪流河床分段阻截成埤，

讓金山面地區也有部分水田可以耕作，然而，埤塘等於是本地農民生活的命脈，

但埤塘的水源只有從天而降的雨水，老天爺不下雨埤塘就缺水，農民也就無法耕 作，當地的農民乃稱本地農田為「看天田」。此外，埤塘也有防洪與水土保持的 作用，連日後科學園區的計畫書都提及本地的埤塘「兼蓄水灌溉及養殖功能，暴 雨得以適當之滯留，因此全區水路排水功能目前尚可。」農民拓墾，最珍視的就 是土地，金山面經過累代經營，生態環境已逐漸趨向平衡，其中埤塘的多功能運 用，應當是重要的因素。

圖 2-3 金山面埤塘分布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李丁讚(1997)，《金山面社區史》頁 77。

圖 2-4 日治時期金山面的土地利用與聚落分布狀況

資料來源：改繪自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04)，《台灣堡圖》樹杞林

早在清雍正年間，新竹設淡水廳後，蔗廍便陸續成立，開始製糖，至道光、

咸豐年間，漸趨發達。日本治台後，為開發糖業，由日本來台經營者頗多，殖民 政府將糖業向北發展，新竹以糖廠為重點，台灣總督府獎勵糖業的政策，引進現 代製糖工業，大正元年(1912)南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成立，大正 5 年(1916)帝國製 糖株式會社倂購南日本製糖會社後，在新竹設立工廠，即後來的新竹糖廠，使新 竹成為北部台灣糖業重地，原料的出處包含社有蔗地金山面、南隘、松柏林、大

埔、龍潭、後寮十天湳等處，民有地有新竹郊外的香山、關東橋、竹南、頭份、

竹北、新興等處(潘國正，2005；陳國川，2005)。

日治時期金山面地區因係無私權的私墾地，因此日治政府除將部分靠近土牛 梢搖曳的熱帶栽培農場(戴炎輝，1979；李丁讚，1997；陳國川，2005)。

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在此總共擁有 368 甲的旱田，於是在此組成了金山面農 12 年(1937)，路面完成簡易鋪裝，成為輕便車軌道和自動車的兩用道路，直至 戰後，軌道拆除，加鋪柏油，列為 122 號縣道，為目前溝通新竹、竹東間唯一的

除了水稻與甘蔗的種植，在此地也有利用一些丘陵地形栽培茶葉，由茶農收 購，送到茶業工廠加工，還有許多焗腦的腦寮，由於製腦算是較粗重的工作，願 意擔任腦丁製作樟腦的人不多，這裡除了有眾多樟樹的豐富原料來源，還有勤儉 刻苦的客家聚落，便促成製腦業的存在，而隨著日本人離開台灣、台灣產業轉型，

樟腦業和周邊的許多腦寮便漸漸消失殆盡。

圖 2-5

茶商收購茶葉送到製 茶廠加工(資料來源：

陳騰芳，1995)

金山面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聚落，自古以來地方居民都克勤克儉地善用這 片土地，當地人發揮農人的智慧，首先，以大大小小形狀不等的埤塘，克服土地 缺水的困境，讓本地也能夠成為水田耕作區，同時位了接近耕地就近照顧作物，

形成散村的聚落形式，其次，為了增加收入仍舊缺水的高荒之地種植甘蔗或茶 葉，交予糖廠或收購的茶商，爭取地利，而土質澆薄的紅土與部分地區的黏土則 發展出金山面的窯業。種種土地利用的方法，都緊緊扣著金山面的土地資源，可 以說金山面人正是以土地當做生命思考的根柢，無論產業、地利運用等都從土地 出發(陳板，2000)。

二、日治時期的族群組成

日本昭和 5 年(1930)，新竹街由新竹郡分離，改稱新竹市，設置新竹市役所，

直接隸屬新竹州管轄，金山面屬於新竹州新竹市的範圍，但街道仍不發達，住家 的門牌乃至戶籍是以土地番號來書寫。根據統計，昭和 20 年(1945)，金山面有

457 戶，昭和 21 年(1946)廢大字設里，金山面分為介壽路以東的金山里及介壽 路以西的仙水里兩部分。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做的調查，清末以來居住新竹的粵籍人士，已有約 7700 人之多；截至民國 80 年(1991)底，粵籍人數，仍佔有新竹市全部人口的 25%。

而在新竹市街中，又以金山面地區的粵籍人士所佔最高，也是少數粵籍人士數量 超過閩籍人士的地區(表 2-1)。根據日治時期大正年間的人口調查，以大正 14 年(1925)為例，金山面地區福建人的戶數是 19 戶，廣東人是 145 戶；人口數統 計則是福建人男女合計 96 人，廣東男女合計 887 人。在離開竹塹城的漢墾區以 後，越往保留區和隘墾區，閩粵間人口的消長便越明顯。至日治時期，台灣社會 的發展，俗民社會衰微，國民社會形成，金山面即是一種以農業活動、工業原料 生產的功能整合而成的國民社會。

表 2-1 新竹市轄區內各聚落的人口籍別(1920)

第三節 小結

綜觀新竹市街，在平原地區，竹塹先民引水入渠，開鑿水圳如隆恩圳、烏瓦 窯圳，化鹿場為良田；在丘陵地帶，墾民不僅需防範原住民的出草舉動，更要克 服地勢高亢、取水不易的環境限制，在溪谷盆地中開陂築田。然而，即使面對不 同的生態環境，先民總能懷抱著夢想建立家園，營造出一個個具有獨特名稱及性 格的庄頭(陳國川，2005)。

漢人入墾竹東丘陵的時間較晚，形成村莊也較遲，由於丘陵地多位在土牛溝 界外，而界外的土地是保留給平埔族的生活空間，漢人進入墾殖並無合法的管 道，只能仰賴零星的私墾。經過百餘年的墾殖歷程，逐漸成為漢人的生活空間，

並構成數以百計的自然村(或稱庄頭)。

台灣早期移民往往藉由方言和祖籍，作為在台結合的基礎，清代來自中國各 地的移民，即藉由共同的方言和習俗，作為新移居社會的基本生活內容，同時建 立移民社會的認同，清朝時期金山面的社會組成，礙於在艱困環境中生活和生計 的需求，產生了互助的需要，清代金山面地區的人際關係主要建立在開墾組織 上，不同於傳統社會較常出現的血緣關係及地緣關係，開墾的合作對象甚至可以 打破閩粵的界線，但又難免因利益衝突發生爭執，此時就必須依賴強而有力的官 方力量介入，以維持相安無事的關係。整體而言，清朝移墾時間的聚落，地方的 凝聚力主要建立在共同開墾的合作關係。到了日治時期，由於地權為國家所有，

在國家力量運作之下，人際關係則以生產組織為根據，當地居民共同生活於日治 政府的強權下，甘蔗栽培的限制、甘蔗價格受到會社的控制，有所謂「第一憨，

替人選舉做運動，第二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同樣感受到日治政府壓迫的淳樸 居民，深藏內心不敢外顯的不滿，也形成無形中凝聚人心的力量之ㄧ。

戰後，由於扮演甘蔗生產的金山面農場由台糖接管，而在民國 43 年(1954)，

台糖將土地租借予國防部成立的「陸光新村」，新族群的加入，加上時代的變遷，

經濟結構的轉變、產業的轉形，使金山面又出現不同的面貌，下一章即是論述戰 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