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安排如下：
第二章：本章內容主要探討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形勢、林爽文事件的起 因與林爽文事件的演變。為敘事方便起見，將以當時文獻記載的日期（即農 曆）為主，括弧附上西曆為輔。劉妮玲女士曾說：
林爽文所率領的反清行動除了在事變過程中留下了幾份文告之外，我 們找不到這些反清行動者本身所留下的其他文件或資料。有關林爽文 個人的描述，也僅能從官方文獻記載中片斷地去尋訪。換句話說，林 爽文及其所領導的團體本身差不多等於沒有留下什麼直接的資料，我 們想描述此一反清行動的內涵，只能從他們的敵方－政府－方面，找 尋資料。這顯然不是很公平的事，卻也是不得已。47
因此，本章試圖從林爽文陣營的角度，參考清廷領兵將領對戰況的奏摺、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諭旨、林爽文重要幹部的供詞、告示、臺灣地方志等，以 變民為主體，來敘述事件的發展。至於官方文書中，常稱起事之人民為「賊、
賊匪」，本文在敘述時將改以「變民、民變軍」代替。有研究者稱其為「會黨 軍」48，本人以為並不貼切，正如福康安所說：
有本係會內之人，因畏懼干連，即充當義民隨同勦賊。如義民首賴水、
魏收等，俱曾入天地會；賊匪滋事之初，即捐貲招集義民打仗出力。
47 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89），頁 3。
48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頁 185、186。
即此可知入會之人，並非全行從賊。49
「入會之人並非全行從賊」，相對來說，「從賊之人也並非概行入會」，這 可從林、莊重要幹部被捕後的供詞得知，例如：林爽文陣營「中南總統大元 帥」陳秀英、「保駕大將軍」林桂、「左監軍」涂龍、「水陸將軍」陳商、「宣 略將軍」林達、「副元帥」楊振國、莊大田陣營「保駕大將軍」李出、「女軍 師」金娘、「先鋒」陳媽球等，皆未入天地會。50因此，我們不擬採用此項稱 呼。
第三章：本章內容主要探討臺灣、福建地方官員、清廷中央派員來臺的 處理與林爽文事件失敗的原因。一般學者對清廷在平亂過程中的分期問題看 法不同，有些是以出動軍隊的省分劃分，51有些是以統兵將領來臺先後劃分。
52本文考慮的依據是行政上的從屬關係：臺灣既為福建省轄下的一府，臺灣 有事，自應由福建地方官員處理，由總兵而提督而總督，層級逐漸提高：當 亂事擴大，福建一省無力承擔，才由中央指揮調度鄰省支援，而事實上，清 廷的做法也是如此。
第四章：本章內容主要探討林爽文事件的善後與影響。大亂終了的後續 處理經緯萬端，高宗皇帝在軍事行動尚未結束前，便屢屢以其思慮所及，指 示在臺負責人──不管是常青也好，福康安也罷──要做好各項善後措施，
例如查辦逃兵、安置降人、搜捕餘黨、撫卹難民、清釐地界、酌建城垣、添 設官弁、清查叛產等等，顯見其急於完事的心態。至於事件的影響，舉其大 者約有三事，即增開對渡口岸、實施屯丁制度與開放築城，本章將各以獨立 一節的篇幅來加以說明。
49《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十冊，頁 365，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六日，福康安等奏摺。
50《臺灣林爽文起義資料選編》，頁 233、238、245、246、253、272、290。
51 許毓良，〈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乾隆朝林爽文事件臨陣人數的討論〉，分為臺灣、福 建、廣東與浙江、桂贛鄂湘黔等四期 。
52 於梨華，〈林爽文革命研究〉、羅容明，《林爽文事件與臺灣社會變遷》，分為黃仕簡與任 承恩、常青、福康安三階段。
第二章 林爽文事件的起因與演變
第一節 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形勢
林爽文事件發生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朝統治臺灣，歷經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百餘年間土地日益開拓（見附表一）。南部地方的臺灣縣、鳳 山縣、諸羅縣開發較早，荷蘭、明鄭時期已略有墾殖，迨雍正末，土地開墾 大致完成，而呈停滯的現象，田園面積增加有限。中部彰化縣、北部淡水廳 一帶開墾稍晚，到乾隆末年，臺灣西部平原大致皆已開墾成田園。53
伴隨著土地拓墾而來的，就是人口的增加；乾隆二十一年（1756）時臺 灣的人口數，據官方資料是六十六萬零一百四十七人，到了乾隆四十八年
（1783），已達到九十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人（見附表二），二十七年間增加 了將近四成，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屬於境外移入的社會增加。漢人移民歷經 艱辛，渡海來臺，深入蠻荒，或因水土不服而病死，或因與番民衝突而被殺，
或因互爭墾地而械鬥喪生；這些暴屍荒野的孤魂野鬼，若無人祭祀，依傳統 的觀念，將成為厲鬼而為害世人；於是有善心人士收埋枯骨，鳩資建廟來供 奉，這些祠廟遍布各地，通稱「有應公」（見附圖一），取其「有求必應」之 意，別稱有「大墓公」、「百姓公」、「萬善爺」...等等，可說是臺灣十分普遍 的民間信仰。
林爽文事件之前的臺灣社會存在著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歸納起來約有五 項，分別是：吏治不良、游民充斥、班兵腐敗、民間結社與族群械鬥。現分 述如下：
一 一 一
一、、、、吏治不良吏治不良吏治不良吏治不良：：：：
這幾乎是所有抗官起事案件中，最常被提及的因素之一了。臺灣因僻處 海外，官員任期短，54即使想要有所作為，也不易看到成效。在乾隆四十七 年（1782）漳、泉械鬥案發生後，高宗皇帝終於注意到此一問題，因此要求 臺灣高階官員必須五年俸滿，希望情況能有所改善：
臺灣為海外重地，民番雜處，最關緊要；向例該處總兵、道、府俱係 三年更換，即調回內地。該員等因瓜期不遠，未免心存玩忽，以致諸 務廢弛；近來屢有械鬥諸事之案，必當設法調劑，俾該地方文武大員 久於其任、新舊相兼，則伊等知責成綦重，方足以資整頓。嗣後臺灣
53 溫振華，〈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收入張炎憲等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上冊（臺 北：玉山社，1996），頁 327。
54 乾隆年間臺灣知縣平均任期為一．四七年，同知、通判任期在一年以下的為最多，佔
36.84%，見張勝彥，《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頁 212。
總兵、道、府各員，俱著改五年任滿。55
兼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罔作者，實繁有徒，莫從施巧，乘此 開海，公行出入汛口。若嚴于盤查，則以抗旨難阻之罪相加。如此行走，
不由向問，恐至海外誘結黨類，蓄毒釀禍……更以臺灣、澎湖新闢，遠 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
聲息難通，為患抑又不可言矣！62
因此，他主張繼續管制渡臺。但隨著時序的推移，當初憂心的背景已不 復存在，而清廷管制如故，所考慮的因素已轉變為內地糧食的需要。雍正十 一年二月廿四日（1733.4.8），福建總督郝玉麟奏稱：
向來臺粟價賤，除本地食用外，餘者悉係運至內地接濟，亦緣粟米充 足之故，漳、泉一帶沿海居民賴以資生，由來已久……，今臺地人民 既增，將來臺粟必難充足，價值必至高昂，運入內地者勢必稀少，沿 海一帶百姓，捕海為生，耕田者少，臺粟之豐絀，實有關內地民食也。
63
內地人民想要來臺，必須在地方衙門呈明事故，請照領單，才准放行，
手續既繁，吏役又可從中刁難索賄。因此，協辦大學士福康安在處理臺灣善 後事宜時提到：
臺灣地土膏腴，無業民人，紛紛渡海覓食。若由官渡，則必經官給照，
海口查驗放行，難免兵役留難勒索，而私渡則止須與客頭船戶說合， 即 便登舟載渡，其價較官渡為省，其行亦較官渡為速。64
所以，一般貧苦無依的百姓，寧願冒險選擇偷渡，導致臺灣無照游民日 多，清廷的管制，形同具文，也使官府無法確切的掌握臺灣人口數量。乾隆 四十八年，福建巡撫雅德在「奏報民數穀數事」時向皇帝報告，臺灣府屬實 在土著流寓民戶男婦大小共九十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名口；65而林爽文事件 結束後，大學士阿桂上奏說：
（臺灣）雖係海外一隅，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人數 既多，每年開報丁口，俱係任意填寫，並不實力清查。前聞府城被賊 攻擾時，惟恐賊匪潛為內應，清查城內民數，共有九十餘萬。而臣等 現在檢查臺灣縣民冊內，祗開十三萬七千餘名口，數目迥不符合。人 數既眾，版籍難憑，是以匪徒逸犯，竟有歷年久遠不能擒獲者。內地
62（清）施琅，《靖海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下卷，頁 70、72。
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 68），第 21 輯，
頁 158。
6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案彙錄丙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 86），卷七，頁 255，
閩督福康安奏摺。
65《清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八冊，頁 626，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福建巡撫雅德 奏摺。
逃軍徒犯，亦多潛赴臺灣，希圖漏網。66
府城一地即有九十餘萬人，這顯然是個誇大的數字，即使加上避亂入城 的百姓，也不應如此之多。總之，偷渡的盛行，不僅是官方帳面上登載不確，
與實際人口有著龐大的差距，更衍生出作奸犯科者難以追捕，造成治安上的 大問題。清人丁紹儀在其著作《東瀛識略》裡也提到這一類的游民：
別有游手無賴，遨遊街衢、以訛索為事者，曰羅漢腳；及冬衣食不繼，
輒聚徒黨伺掠行旅，地方官必募派役勇分布巡拏，歲以為常。先時有 驅之回內地者，曰逐水；然不久復至。67
游民的充斥，不僅增加官府管理上的難度，也為社會的動亂提供了犯罪的 溫床。以發生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洪籠案為例：
洪籠原籍漳浦，自幼隨父移居諸羅，不務正業。與其兄弟洪盧等狼狽為 奸，先於乾隆三十六年間，洪籠起意夥同洪盧、洪倪（即洪衙）、洪眾、洪夜 偷竊縣民蕭志廣家牛二隻，窩藏洪角家內，失主向縣衙門報案，拘獲洪籠、
洪籠原籍漳浦，自幼隨父移居諸羅，不務正業。與其兄弟洪盧等狼狽為 奸，先於乾隆三十六年間，洪籠起意夥同洪盧、洪倪（即洪衙）、洪眾、洪夜 偷竊縣民蕭志廣家牛二隻，窩藏洪角家內，失主向縣衙門報案，拘獲洪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