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國小學童的霸凌經驗之人口變項與自我意象之差異分析結果與討論… 155
壹、不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的變異數分析之結果與討 論
一、不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國小學童的性別為自變項，以霸凌加害、霸凌受害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量 變異數分析，據此探討不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是否有所差異，以考驗研究假設3-1。
表 5-1-1 為不同性別的國小學童霸凌經驗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由表 5-1-1 得知 Λ 值為.913，
達.001 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有顯著差異。而在 MANOVA 整體考 驗達顯著水準後，研究者繼續進行單變量F 考驗。此時，為了控制 10 個單變量 ANOVA 的第 一類型錯誤率，本研究採Bonferroni 程序，將 α 加以分割，把 F 考驗的顯著水準訂為 α/p（p 為 依變項數目）（吳明隆、涂金堂，2005；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2009），故在.05 除以10 之後，以.005 作為單變量 F 考驗的顯著水準。
再者，從變異數同質性的檢定結果顯示─在「霸凌加害」及其所涵蓋的「肢體霸凌」、「口 語霸凌」、「性霸凌」、「關係霸凌」等分量表中，有違反變異數同質的現象(Levene’s test：F = 49.36,
p＜.001；F = 65.64, p＜.001；F = 56.26, p＜.001；F = 72.98, p＜.001；F = 12.71, p＜.001)，且「霸
凌受害」中的「性霸凌」分量表亦復如是(Levene’s test：F =16.34, p＜.001)。對此吳明隆（2010）曾指出─若各組樣本人數的差距不大，即使違反了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其 F 考驗之結果仍是具
有強韌性的。由於本研究的兩組樣本人數相差不多，合乎此項原則，故將依其論點，採行既有 的F 檢定結果。
最後，就各分量表的結果來看，在「霸凌加害」及其分量表中的「肢體霸凌」、「口語霸凌」、
「性霸凌」，男、女學童得分的平均數均達顯著差異（F（1, 1106）=50.29，p＜.001；F（1, 1106）
=50.35，p＜.001；F（1, 1106）=54.98，p＜.001；F（1, 1106）=53.21，p＜.001），且男童的平 均數皆高於女童，但在「關係霸凌」方面，則無性別上的顯著差異。再者，就「霸凌受害」的 層面而論，僅「肢體霸凌」與「性霸凌」等分量表，男、女學童得分的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F
（1, 1106）=13.39，p＜.001；F（1, 1106）=14.45，p＜.001），且男童的平均數亦高於女童，但 在「霸凌受害」、「口語霸凌」、「關係霸凌」等部分，則無性別上的顯著差異。歸納言之，本研
肢體霸凌
對此Hill 與 Drolet(1999)曾指出─校園霸凌確實與「性別」有密切相關，且霸凌者、受害者、
霸凌/受害者的人數比例，皆是為男童高於女童（王昱婷，2010；邱珍婉，2002；Kaloyirou & Lindsay, 2008；Solberg, et al., 2007）。究其緣由，除了因為肢體攻擊是男生生氣時，經常行之於外的表現 (Crick, 1996)，也基於他們對肢體暴力、口語惡言賦予了較高的認同，相信此舉能帶來立即性的 高度傷害，所以成為報復同儕時，最有利的首選(Zaraour, 1994/1995)。再者，從社會化的角度觀 之，相較於女童常被期望扮演「情感性的角色」，故而著重親密性強、連結性高的人際關係；男 童則被期許在團體中，能擁有支配力、掌控力、果斷力與競爭力，當此之時，同情與悲憫等情 懷，反而較少被鼓勵和著眼(Shaffer, 1994 /1995)。另外，對霸凌行徑的施展者來說，他們除了想 方設法將行為的效果最大化，還會暗自忖度著，如何把對自身的風險降到最低，所以會詳加評 估霸凌的策略和成效，期能覓得攻擊力道足，而自我傷害性小的方法(Bjorkqvist, 1994)；是以當 男童們因某些細故，導致彼此間的友誼受到動搖，且互動關係蒙生變化時，可能會直接賦予肢 體威脅或口語恫嚇，再運用體格上的優勢來控制弱小，如此一來，不僅殺傷力能瞬間爆發，還 可立即握有權力，得以在最短的時效內左右全局(Archer & Coyne, 2005；Crick, 1996；Kaloyirou
表
5-1-1
（續）& Lindsay, 2008；Tam & Taki, 2007)。
其次，與「性」有關的言辭影射，或對身體隱私部位的碰觸、評論和嘲諷，也在兒童的同 儕相處經驗中層出不窮，且男生群體的發生比率也比女生高(Chiodo, et al., 2009)。對此有學者認 為，由於男孩的教養過程較被強調主見性與活動性，所以即使他們跟好朋友為伍，大家經常從 事的，往往多為動態的、粗獷的、偏重肢體活動的、且結構性較低的活動(Gifford-Smith ＆ Brownell,2003)，對於親密感或自我揭露的需求，反而不若女生高（吳立嫣譯，1987）。因此我 們不難想見，在男孩的群體中，倘若有人個性較為陰柔、平日內向寡言，或在活動偏好上，傾 向於靜態的、蘊含較多情感交流的類型，可能致使其所呈顯出的特質和習性，與「陽剛」、「堅 強」、「果敢」等性別角色期待相違，變得跟其他同儕大相逕庭、格格不入，進而飽受污名化之 苦，甚至與「娘娘腔」、「同性戀」等歧視標籤相連結，最後還被同儕團體歸為異類。當此之時，
某些衝動性高、喜以英雄主義自詡的男孩，或急於彰顯自己的「正常性」，或為了鞏固自身的社 交地位，也許會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間，將涉及到「性」的言語戲謔、肢體挑釁，巧妙地 包裹在各式的遊戲玩鬧中，再施加給女性化特質較明顯的男生同儕，尤有甚者，還會毫無畏懼 地，將自己的傷害性言行，合理化為「男子氣概」的展現（張榮顯，楊幸真，2010）。
綜合以上的論述，顯示在國小階段，霸凌情境的執行者與承受者，多以「男童」為主體，
故其整體的霸凌或受霸凌經驗多於女童。此外，他們常以身體感官的運用，作為主要的施展方 式，以致於「肢體霸凌」、「口語霸凌」與「性霸凌」等類型，會顯見於男童的負向同儕互動之 中。若歸納此項研究結果，並與國內、外的研究成果相對照，則發現兩者頗為一致，具有異曲 同工之妙；儘管如此，「關係霸凌」在本研究中，卻未見無顯著的性別差異，這雖與 Rys 與 Bear(1997)、Tomada 與 Schneider(1997)的看法相符，卻有別於其他研究者的結論（李淑貞，2007；
藍珮君，2006；Crick & Grotpeter, 1995；Crick & Bigbee, 1998）。對此研究者認為，隨著兒童認 知能力的成熟，其社會智力也會逐漸提升，在這當口，不論男童或女童，或基於社會規範的壓 力，或受限於環境所賦予的道德約束力，他們會漸漸體認到─「眾人排擠的殺傷力可能更勝於 拳頭」(Zaraour, 1994/1995)，當此之時，在暗中默默地打擊同儕的社會地位、或在背後悄悄地阻 礙同儕間親密友誼的發展，既可達成傷人的目的，還能讓行為獲得適度的掩飾，且較不易外顯 意圖或敗露行蹟，故相形之下，自己全身而退的機率增高，反遭報復的機會減少，因此男、女 童皆可能採行之，而兩性運作此法的比例，不會有太明顯的懸殊或差異。
貳、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的變異數分析之結果與 討論
一、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首先，本研究以五都升格之前，原本隸屬於直轄市、省轄市、與院轄市的國民小學，作為
「城市」地區的學校代表；而以原本隸屬於一般鄉鎮的國民小學，作為「鄉村」地區的學校代 表，據此作為城鄉之別的劃分依據。其次，研究者在分析結果之初，基於多個依變項的考量，
乃先以國小學童的城鄉別為自變項，以霸凌加害、霸凌受害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以檢定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是否有所差異。然而，從變異數同質性檢 定的結果發現─在「霸凌加害」及其所涵蓋的「肢體霸凌」、「口語霸凌」、「性霸凌」以及「關 係霸凌」中，有違反變異數同質的現象；對此研究者以「倒數轉換」來調整之，然而即便如此，
「霸凌加害」層面中的「性霸凌」與「關係霸凌」分量表，仍呈現出變異數不同質的結果(Levene’s test：F = 11.449, p＜.001；F = 12.58, p＜.001)。對此研究者參考了吳明隆（2010）涂金堂、吳明 隆（2005）的看法，當資料透過轉換後，仍存有變異數不同質的情形時，可選用 Gameswell 法 進行事後比較。基於此，本研究乃以Games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據此檢定研究假設 3-2 能否 成立，如表5-1-2 所示。
表5-1-2 為倒數轉換後的結果，從中可知，Λ 值為.966，達.001 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城鄉別 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有顯著差異。而在 MANOVA 整體考驗達顯著水準後，研究者繼續進 行單變量F 考驗。此時，為了控制 10 個單變量 ANOVA 的第一類型錯誤率，本研究採 Bonferroni 程序，將α 加以分割，把 F 考驗的顯著水準訂為 α/p（p 為依變項數目）（吳明隆、涂金堂，2005；
陳正昌等人，2009），故在.05 除以 10 之後，以.005 作為單變量 F 考驗的顯著水準。
其次，就各分量表的結果來看，在「霸凌加害」及其涵蓋的「口語霸凌」、「性霸凌」中，
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得分的平均數均達顯著差異（F（1, 1106）=9.17，p＜.001；F（1, 1106）
=11.82，p＜.001；F（1, 1106）=8.91，p＜.001），且居住於「鄉村」地區的國小學童，其平均 數皆顯著高於「城市」地區的學童。儘管如此，在霸凌加害層面中的「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以及「霸凌受害」及其所涵蓋的「肢體霸凌」、「口語霸凌」、「性霸凌」與「關係霸凌」等分量 表，則無城鄉別的顯著差異。故歸納言之，本研究有三個單變量F 考驗達.001 的顯著水準，亦 即達到了所要求的.005 之顯著水準，故研究假設 3-2 獲得了部分支持。
表
5-1-2
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
＝1108
）二、不同城鄉別的國小學童其霸凌經驗的差異分析之討論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相較於居住在城市的國小學童，住在鄉村地區的學童，其霸凌他人的 行為較多，且較常用口語惡言來嘲諷和挖苦同儕，或用涉及到與「性」有關的不當言行來傷害 同儕。
對此研究者認為，城鄉別在兒童負向人際行為的展現，可從幾個層面來探究。首先，以親 子關係而論，不同城鄉之別的父母，因著自身的條件，與周遭環境資源的多寡，可能使其跟子 女間的互動內涵產生差異，進而影響孩子的日常言行與人際互動品質。根據張高賓（2004）的 研究發現：居住於城市的父母，對子女的關愛、督導的程度，顯著高於鄉村的父母。究其原因，
可能是鄉村地區的家長，往往受限於職業選擇，得為家庭經濟投注較多的精力，以致於在外時 間長、在家陪伴子女的時間少，長久下來，對孩子的行事作風、言行舉止較難清楚瞭解和掌握。
此外，尤淑純、蔡玉瑟（1998）的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們發現都市的父母在教養子女的過程 中，傾向於高關懷與低權威的型態；反觀鄉村地區的父母，或囿限於文化水平與知識背景，使
此外，尤淑純、蔡玉瑟（1998）的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們發現都市的父母在教養子女的過程 中，傾向於高關懷與低權威的型態；反觀鄉村地區的父母，或囿限於文化水平與知識背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