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闡釋本研究的動機、研究目的、陳述研究問題，並界定出本研究的重要 名詞。全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第三節則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霸凌問題的隱憂值得重視與關切

「三年了，那件事情已經過去三年了，但每天早晨起來，

我卻還是很痛苦，還是不想去上學。

我怕同學譏笑我，也害怕跟他們作朋友。

雖然現在我已轉學，但晚上一閉起眼睛，

仍會看到他們嘲笑我的嘴臉。

我好難過，念不下書也睡不著覺！

在這個班級裡，大家一定覺得我是個怪女孩，

既不參加他們的聚會，

也不跟他們一起用餐，

我成績低落、沒有朋友，

天哪！我覺得他們又開始用異樣的眼光看我了！

好怕又會跟以前的遭遇一樣，

親愛的上帝啊！求求祢幫幫我！」

引自李巍（2010）

的確，當許多家長樂觀的以為，霸凌離自己的孩子很遠時，其實，類似的事件就在子女身 上悄然引爆；而當為人師表者，開心的自詡班級經營的成功與亮眼時，背地裡，卻正上演著同 儕間暗潮洶湧的撕裂與角力；不僅如此，當教育主管人員，還沈浸在升學率與招生率的衝刺迷

思時，殊不知，霸凌的悲歌早已校園中低吟傳唱、且未曾休止。所以有人認為─一起霸凌事件 的發生和結束，絕不會很簡單（李巍，2010），它可能源於對孩子求助訊號的忽視，對子女情緒 徵兆的忽略，甚或是對其行為改變的漠不關心，長期下來，使得霸凌者、霸凌/受害者不知該如 何調節火爆衝動的情緒，於是用攻擊他人來宣洩心中的痛苦和不滿；或讓受害者一味地壓抑隱 忍、退縮自虐，最後形成另一種變項的縱容；抑或教旁觀者學會了隔岸觀火、幸災樂禍，以隱 匿實情來規避通風報信所導致的牽連和後果。

是以研究發現：不論東、西方，霸凌事件已然成為校園的一大隱憂，它在有形無形中，戕 害著學子們的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舉例言之，Wilkins-Shurmer 等人(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

超過三成以上的澳洲男、女生，在校園中有被霸凌的經驗。其次，在法國的研究也發現，霸凌 的盛行率竟升高至 48.8％(Houbre, Tarquinio, Thuillier, & Hergott, 2006)。不僅如此，

美國的學者探究出，從霸凌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諸如焦慮、悲觀、抑鬱等深度情緒困擾，以及 懼學、學業表現低落等學習危機，曾影響到三分之一的在地學童(Smokowski & Kopasz, 2005)。

相較於西方世界的景況，在東方的國度中，Wong、Lok、Lo 與 Ma(2008)的研究也呈顯出令人憂 心的結果，因為有二成左右的香港學生，曾以肢體霸凌的方式傷害同儕，且有超過五成的學子，

涉及到語言霸凌的行徑。另外，臺灣的「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曾於 2004 年做了相關的 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比率的國小學童，蒙受過同儕的霸凌，在這當中，約有一成比例者，是 經常性的受害者；而近幾年來，此現象非但沒有杜絕或減緩，甚至還呈現上升的趨勢。根據基 金會在 2011 年的調查結果，發現四至六年級的國內學童，在校時常受霸凌的人數比率，已從 2007 年的 9.9％，躍升至 2010 年的 16.1％，顯示校園霸凌的情形日益嚴重，亟需關切和重視。

再者，性別與居住城鄉別，在霸凌問題上所反映出的差異，亦是值得關注的層面；以前者而言，

儘管有研究指出─霸凌者、受害者、與霸凌受害者，在性別的比率上，通常是男生多於女生（王 昱婷，2010；邱珍琬，2002），然而，兩性所施展過、蒙受過的霸凌方式卻可能大為迥異，值得 細究與探討(Archer & Coyne, 2005；Kaloyirou & Lindsay, 2008)；另外，就後者來說，在交 通便捷、南北往來至為通達的今天，居住地區的物理條件，將隨著城鄉距離的縮小，而產生質 與量的變化，當此之時，犯罪與治安問題將不再為城市所獨有（江明慧，2010），隱身於鄉村地 區的幫派組織，不但教人憂心忡忡，甚至唯恐它的蔓延擴大，會對莘莘學子帶來猛烈的身心衝 擊，職是之故，城鄉別在霸凌議題上的重要性，就格外教人省思。

然而，儘管霸凌行為的盛行率不低，但浮出檯面者，卻猶如冰山的一角，大部分的類似行 徑都因種種理由，被深埋在浩瀚無垠的大海之中，最後無聲無息的淡去(Sullivan, 2011)……

留下的，是受害者揮之不去的心靈夢魘、自殘企圖，及霸凌者成為犯罪高危險群的發展隱憂（王 昱婷，2010；洪福源、黃德祥，2002）。對長年耕耘於小學的研究者來說，霸凌問題不僅是校園 危機，更可能演變成未來社會的隱形殺手。畢竟從班級經營的切身體會、在校內輔導室的服務 歷練、以及來自其他教師的處遇經驗，皆顯示霸凌的傷害可讓一個於原本樂觀開朗、自信向上、

勇於承擔的孩子，徘徊在痛苦的陰影中無法自拔，最後變得膽怯退縮、焦慮自卑、閉塞遁逃；

此外，霸凌群體的壯大，更教那些原本善良自持、敦厚友愛的學童，在同儕的吸納和影響下，

喪失了既有的是非判斷，進而在道德良知的範疇與界線中困惑迷惘；不僅如此，霸凌主導者的 教唆利誘，還可能讓某些意志薄弱、未明事理的單純學子，為求鞏固友誼與安然脫身，選擇扭 曲既有的價值體系，轉而對「以暴制暴」賦予認同。凡此種種，不僅突顯霸凌行為的延伸，可 能如滴水穿石般，滲透到許多看不見的角落；亦呈顯出霸凌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可能漾成朵朵 的漣漪，日後擴及到校園的各個層面。有鑑於霸凌問題的探討刻不容緩，相關的預防工作也亟 待展開，本研究擬植基於此，希望藉由深入的瞭解，彰顯出兒童霸凌行為的形式與內涵，期能 對未來的教育輔導提供良善的助益。

其次，相較於別的年齡層，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的前青春期學童，是運用肢體霸凌最為 頻繁的階段，而語言和社交霸凌也會在他們年紀稍長後，潛伏於同儕間的相處互動裡(Zaraour, 1994/1995)；另外，隱含著陽剛特質建構的性霸凌經驗，更被包裹在各類型的遊戲玩鬧中（張 榮顯、楊幸真，2010）。不僅如此，從個人的以大欺小，轉變成團體的強欺弱，最可能發生的期 間，是在十至十四歲 (Zaraour, 1994/1995)，究其原因，乃因這些孩子會想在同儕心裡留下「偉 人式」、「英雄式」的印象，於是便以成群結黨的方式欺侮他人，並陶醉在自己的特權美夢裡 (Johnson & Lewis, 1999；Zaraour, 1994/1995)。而五、六年級的兒童，就處在上述的發展階 段中，對他們來說，既忙於爭取地位、獲得認同，又急於建立自己的道德觀和判斷力，當此之 時，若社會環境還頻頻催促他們快快長大，那麼，在情緒和生理都十分亢奮的狀況下，難免無 法因應眼前紛亂的景況，以致於偏差行為油然而生(Zaraour, 1994/1995)。只是，隨著他們入 學越久，待在學校的時間也會越長，身為他們的老師，勢必得扛起防微杜漸的責任，於是我們 得深思：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引導之道？要從哪些方向著手，才能覓得有適切合宜的引領方針？

難道只能憑藉著懲罰和威嚇手段嗎？而它們真能出神入化、讓那座學習殿堂幻化為寧靜祥和的 成長淨土嗎？

二、正向心理學的內涵可作為因應霸凌處遇的新方向

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皮鞭』不只會降低孩子的尊嚴，也會毀壞孩子的心靈。」

（引自李巍，2010）。的確，即使再頑劣、再不受歡迎的學生，都有最基本的自尊和顏面，霸凌 者與霸凌/受害者亦然。面對學生間恃強凌弱的行為，不論老師擬假班級幹部之手，默許他們以 形勢壓人、以氣勢逼人；抑或自己採取懲戒途徑來嚴加處置，都會在有形無形中毀滅學童的自 尊心，並傳遞出「連老師都厭惡你，那麼我們也可以討厭你」的訊息。當此之時，同儕間僅存 的信任感與和睦氛圍將隨之瓦解，師生間搖搖欲墜的溝通橋樑也將中斷崩裂，對孩子來說，那 段從離開家門到走入校園的距離，不僅會被拉得更遠、也會變得更崎嶇，最後不但阻礙重重、

而且寸步難行。

詩人泰戈爾曾云：「我願我能在孩子自己的世界中，佔有一方淨土；我願我能在穿越孩子的

心靈道路上旅行，在那裡，真理會使事實擺脫羈絆，得到自由。」（引自徐翰林譯，2005）是以 當研究者接觸到正向心理學之後，便有如撥雲見日般，從低沈的暮靄中看到一絲光亮，並覺察 到思考的新契機、找到了教育應用的著力點。之所以如此，乃因其內涵著重於個體內在光明面 的挖掘，也強調良知良能的啟發，並鼓勵個人藉由長處、美德與優勢的發揮，去尋找生命的意 義(Snyder & Lopez, 2002)。當此之時，個體改變與成長的亮點，將不再是外力的脅迫和壓力，

而是源於內在固有的正面能量。對於這麼深入人心的意涵，研究者認為，那將是第一線的教育 工作者，最振奮人心且具體可行的努力之道！舉例言之，引導學生從正向樂觀的角度思考問題，

將可協助他們跳脫沮喪與悲觀的氛圍，重拾希望感，讓生命的藍天再現！此外，從情緒的自制 調節、對周遭人的知足感恩、以及對負面過往的寬恕遺忘，去發展正向良善的內在情懷、提升 心靈的深度與廣度，從而築起一道堅實的防護網，將有利於兒童對壓力事件的因應，與對負向 經驗的衝擊；再者，從優勢與賦能的過程中，協助學童獲得自信心和認同感，亦幫助霸凌情境 中的參與者與受害者，對自己和他人形成嶄新的認知評價，如此一來，不僅有益於正向自我的 發展，也可使他們的同儕互動，朝往正面的經營方向。最後，從同理心的激發、與利他情懷的 衍生，不但有助於兒童跟環境互利共生，還可強化他們的同儕關係，使之朝著更圓滿和諧的境

將可協助他們跳脫沮喪與悲觀的氛圍，重拾希望感，讓生命的藍天再現！此外，從情緒的自制 調節、對周遭人的知足感恩、以及對負面過往的寬恕遺忘，去發展正向良善的內在情懷、提升 心靈的深度與廣度，從而築起一道堅實的防護網，將有利於兒童對壓力事件的因應，與對負向 經驗的衝擊；再者，從優勢與賦能的過程中，協助學童獲得自信心和認同感，亦幫助霸凌情境 中的參與者與受害者，對自己和他人形成嶄新的認知評價，如此一來，不僅有益於正向自我的 發展，也可使他們的同儕互動，朝往正面的經營方向。最後，從同理心的激發、與利他情懷的 衍生，不但有助於兒童跟環境互利共生，還可強化他們的同儕關係，使之朝著更圓滿和諧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