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

讓我們回到最初，來結束這篇文章。

我在開篇時提到 Anderson（2007/吳叡人譯，2010）從比較歷史脈絡中追溯 了民族主義的起源，卻無法回答我們對當代社會、對台海兩岸特殊地緣政治脈絡 下的民族主義的疑問，那麼經過這篇文章的分析，我們又對當代台灣新聞媒體中 建構的民族主義論述多了哪些了解呢？

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了四種命名方式的差異、四大報的差異以及三次總統 大選的差異，差異形形色色，新聞文本立體而複雜，沒有一個孤立的因素可以百 分之百地決定陸配新聞的走向，相反地，在這些差異中埋藏著多條相互交織著的 軸線：大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先進（我族）與落後（他者）、媒體組 織的政治傾向、政黨輪替、父權、客觀事實的變化，這些是記者寫作的基本框架，

但記者主體未必全然位於這些軸線之內，而是在與它們的互動和協商中建構著陸 配的媒體形象，使得陸配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會有著不同的面孔。

例如，陸配在 2004 年總統大選中是以「女性少數群體」之形象出現，而到 了 2012 年陸配則是以「基層藍營」的形象出現。

又如，陸配在不同政治傾向媒體中會以不同名字出現，泛綠的《自由時報》

偏好使用「中國」為限定詞的名稱「中國配偶」和「中國新娘」，而泛藍的《聯 合報》與《中國時報》則選擇「大陸」作為限定詞的名稱。

還有在《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新聞中，陸配同時擁有兩張截然不同的 面孔：「好配偶」與「壞新娘」，以先進與落後、父權所慾者與父權所不慾者的 軸線對陸配進行切分，並且展示先進與落後間的轉換。

以上三個例子展示了選舉政治、媒體組織的政治傾向、先進與落後的對立想 象以及父權的標準如何交互「割裂」著陸配新聞論述。論述上的割裂狀況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台灣民族認同的現狀。

台灣社會裡的民族認同與 Anderson 書寫的歐美民族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

台灣的民族認同是複數的，而不是單數，台灣對於「我們是誰」的民族內部想像 仍處在不斷凝聚、分裂、變形、再生的過程中，還未達到穩定的完成態。台灣民 眾的台灣人認同比例儘管逐年攀升，到 2015 年底仍僅為 59.5%，認同自己既是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台灣民眾佔據了 33.3%，另外還有 4.9%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5），換句話說，台灣社會仍未就民族認同問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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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普遍共識。 出複線的論述（Duara, 1995），對客觀事實進行重新框架，使得現狀得以主體所 慾望的方式被再現。

的一個為國共兩黨共同接受的、彌合黨派矛盾的政治符號，成為西安事變後兩黨 合作抗日的基礎，在孫中山死後，國共兩黨共同推動了孫中山形象塑造的政治運 動，用祭拜、樹林、建陵建碑、冠名道路與公園等方式鼓勵個人崇拜，時勢造英 雄，時勢也需要英雄，孫中山從此以國父而非總理、以民族領袖而非黨派領袖的 形象被人們所記憶（陳蘊茜，2009）。與孫中山有著相似經歷的蔣渭水，可能是 台灣歷史人物中最靠近這個角色的人選，但個人崇拜的操作有違自由進步的價 值，在現代台灣社會窒礙難行，馬英九自 2007 年以來幾度嘗試通過尊崇蔣渭水 來達到連結本土的目的，但都遭到了反對，未取得社會共識，成效不彰。

其二，民主保護了複數的民族認同得以共存，但卻未能成為溝通複數的民族 認同之間的協商機制。在陸配新聞中，民族論述、政黨政治的話語要多過於對民 主的思考，對如何維繫民族邊界的焦慮勝過對公領域制度設計的思考。換言之，

台灣社會更常使用「民族國家-公民權」的框架來思考陸配以及民族矛盾的問題

（林妙玲，2005），而不是「憲政民主-公民權」，非常可惜地，導致在台灣憲 政民主未能發揮它應有的整合效果——Pattern (2000)與 Kymlicka (2001)皆指出 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通過良性的制度設計是可以做到保障少數族群權利、引導 少數族群參與民主審議以達到同中有異、異中求同（施正鋒，2005）。

「民族國家-公民權」框架由來已久，自 Ernest Renan（1988）提出「民族就 是每日的公民投票」這個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宣稱以來，我們常 將公民權與民族認同結合，以民族共同體作為國家的條件，而非憲政民主。尤其 在台灣脈絡中，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本身就與台灣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交織，使得台 灣的民主與民族、理性的政治決策與感性的民族動員難分難捨。且如圖二十三所 示，若要從憲政的角度來討論陸配等問題，要求論者擱置民族論述，視陸配問題 為族群問題，而不是統獨問題、兩岸問題，但對於兩造民族主義論述者尤其是更 為激進的《中時》與《自由》來說，它們很難放棄本民族的立場。執著於民族論 述，讓憲政民主無法在陸配問題以及更廣大的統獨矛盾中發揮協商作用。

圖二十三 政治哲學的合成（施正鋒，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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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複數認同引發割裂的複線論述之外，我還有另外一點對民族主義的媒體 建構反思。從媒體對陸配之命名以及「壞新娘」到「好配偶」的轉換過程來看，

媒體所建構的民族共同體本質上更靠近道德社群，或者說，媒體放大了民族的道 德性，衍生出血緣、地域、文化傳統、妻職與母職角色、經濟能力、政治傾向等 等方面的道德規範與感召，它可以與血緣有關，但絕對不僅是血緣社群，而是道 德化的、有對錯的血統，正如前文有提及在扁政府時期《中時》與《自由》曾十 分關注陸配的生育問題、擔憂其下一代可能會降低人口素質，在媒體的建構下，

血緣的親疏直接關係到人口素質的優劣，一些血統是不具有正當性的，也就是 說，血緣是道德社群的一個象徵符，透過新聞媒體的再現強化了民族的道德規範。

這對未來的民族研究有何幫助呢？我認為，民族有其本質，而我們經由不同 的媒介物意向著它，從而可以感知到它一部分的表象。不同研究者研究對象不 同，可以感知到的民族的表象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比如 Anderson 的研究對象 是比較文化史，因而關注到語言、印刷品、官僚體制對民族的影響，進而從共時 性的角度思考民族之為想象的共同體的構成。又如 Gellner（1983/韓紅譯，2002）

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制度，因而關注現代國家制度、社會分工（農業社會、工業社 會）、文化、教育對民族的產生的影響，進而從政治的角度對民族下了定義「民 族主義是一個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是為使文化和政體一致，努力讓文化擁有 自己的政治屋頂」，他看到的是民族之為政治經濟共同體的構成。而對於新聞研 究者來說，我們研究對象是當代新聞資料，我們關注的是符號真實、論述和權力，

因而我們所看到的表象必然與擅長比較制度分析的 Gellner 有所不同，而本研究 的發現就可以為後從新聞看民族建構的研究提供一個參考的方向——從道德共 同體與規範（moral community and moral norms）的角度來反思民族主義的媒體 建構。

總之，本文從陸配新聞切入分析台灣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反思台灣複數的 民族如何形塑複線的民族論述，儘管通過新聞文本分析得出的結論可詮釋的範圍 有限，很難跨出新聞文本脈絡、充分再現社會真實之複雜樣態，且本文高度依賴 計算語言學，會給文章增加更多在推論上的局限，但至少希望可以提出一些原先 新聞研究者或民族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